无能无奈的话语狂欢

    他已将一切理想、道德都抛开，成为酒国的共犯。

    在莫言诸多小说中，我一读再读的是《酒国》。我常常一边看一边笑，因为这部小说太荒唐了，有点像冯小刚的都市喜剧。然而书中又有很多血腥、恐怖的情节，看得我浑身发冷。我感觉像在洗桑拿，情绪变化激烈。

    这部长篇小说有两个结构：一是省检察院特级侦察员丁钩儿在酒国市调查“红烧婴儿”案件，一是“莫言”（小说中的人物，也是一位作家）跟文艺青年李一斗的通信。酒国人什么都吃，最后发现最好吃的是小孩，于是女人想方设法怀孕，男人则抱亲生骨肉去卖。这明明很悲惨，可是小孩一旦卖到好价钱，父亲就对买主感激涕零。酒国市酿造学院勾兑专业李一斗博士是个业余小说家，告诉“莫言”很多事，还寄作品请他推荐发表。莫言喜欢将自己写进小说，正如美国导演希区柯克（Hitchcock）9经常在自己的电影里扮演小角色。

    酒国发明几千种喝酒方法，最有名的下酒菜是“麒麟送子”。这道菜异香扑鼻，被烹饪的男孩“盘腿坐在镀金的大盘里，周身金黄，流着香喷喷的油，脸上挂着傻乎乎的笑容，憨态可掬。他的身体周围装饰着碧绿的菜叶和鲜红的萝卜花”。无论是谁，只要尝一口这道菜，立即上瘾，道德防线崩溃。酒国人得意洋洋地说：“吃过我们酒国婴儿宴的人，有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也有世界五大洲的尊贵朋友，还有国内外大名鼎鼎的艺术家、社会名流。”最终丁钩儿吃了婴儿宴，醉死在茅坑里。他已将一切理想、道德都抛开，成为酒国的共犯。

    莫言之所以写这部小说，缘于对社会现象很不满：“我们每年消耗的酒量是惊人的。虽然禁止公费吃喝的明令再三颁布，但收效甚微。只要是头戴一顶小乌纱帽，几乎天天赴酒宴。……我想中国能够杜绝公费吃喝哪怕三年，省下的钱能修一条万里长城。这又是白日梦。能把月亮炸掉怕也不能把公费的酒宴取消，而这种现象一日不绝，百姓的腹诽便一日不能止。”

    直接抨击现实会有压力，于是莫言采用一种策略：借李一斗之口批判社会。他让李一斗写信告诉“莫言”种种丑恶现象，然后“莫言”教训他不要乱讲，万事要从“和谐”的角度看。莫言解释说：“小说里的故事和作家创作之间的融合，我想也是逼出来的。对社会黑暗和丑恶的现象，如果不用这种方式来处理的话，我也就没办法。现在也很难完全用这种写法。这种写法实际上就是带着镣铐的舞蹈，反而逼出了一种很好的结构方式，结构也是一种政治。”

    《酒国》呈现“文革大字报”、戏仿鲁迅小说、新闻报道等各种文体，形成语言的狂欢，表现社会的疯狂状态。对此，杨小滨10在《盛大的衰颓：论莫言的<酒国>》一文中分析道：“正是高度的话语性使我们在野蛮面前加倍地毛骨悚然，似乎恐惧并不来自野蛮，而是来自话语的过度的文明。这里的过度必然是叙述的夸张（overstatement），它揭露了主流话语的内在功能。……主流话语的伟岸风格蜕变成高调的废话、无耻的谎言，它既过于虚弱，又过于强壮：它的虚弱在于它的叙述没有能力把握客观现实，而它的强壮在于它的意识形态优势有能力感召大众。”到最后“真实的暴行在《酒国》里却变得无法捕捉：它被认知为话语性的，并且过于话语性以至所有的人都被驱动——或更准确地说是迷惑——到这兽行的历史中而无法自我解脱。这似乎就是《酒国》对我们内在历史性的根本洞察”。

    《酒国》创作于***年，当时在很多出版机构发表不了，直至1993年才夹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当代著名青年作家长篇系列”丛书里出版。这部小说在国内反应平平，后来在海外获得好评，才开始受到重视。当时的社会状态逼着作家采取这种写法来表达心中所思，没想到逼出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主讲马家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