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有心兽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头小兽，当我们做了一些良心不安的事情，它会折磨我们。

    有些作家像莫言被人批评在政治上表态不够，有些作家则被批评为“政治作家”，声誉来自政治倾向。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之中，有一位在政治表态方面最激烈、最大胆的作家，她的名字叫赫塔·米勒（HertaMüller）。

    赫塔·米勒自幼生活在罗马尼亚，1987年移居德国，当时离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Ceau?escu）26可怕的共产党独裁政权崩溃只有两年。《心兽》是她最有名的一部小说。台湾根据英文版TheLandofGreenPlums译为《风中绿李》，其实《心兽》才是德文版Herztier的正名。跟很多前东欧国家的作家一样，她谈的是在一个可怕的专制政权底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脆弱，人与人之间如何互相背叛等。这部小说代表了她写作的经典风格。

    有人说赫塔·米勒很政治化，觉得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她在政治上的表态。但是任何一个人只要认真读过她的任何一部作品，就会发现此说极不靠谱。还有人评论她的文字不够优美，作品不易读，句子古怪。可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却说她“以诗的凝炼、散文的率直描绘了被放逐者流离失所的处境。”

    《心兽》的确有点像散文，每个句子都精雕细琢，像诗一般。有人说它不易读可能是因为这篇小说篇幅虽然不长，叙事者却在不停地转换，而且常常出现一些看似跟主情节、主结构无关的内容，比如对罗马尼亚城市的观察，对草地、树木的描写，还常常出现刻意的倒装句等。

    小说中有个女孩叫萝拉，是女主人公的大学室友。萝拉离开贫困的乡下到城里念书，一心力争上游。上学期间，她靠出卖肉体养活自己。她一心想结识体面的男人，后来终于搭上一位共产党官员。然而跟这个男人交往没多久，她就自杀了。女主人公觉得她的死有疑点，希望从她生前的记事本中找到线索。有三位男同学也不相信萝拉死于自杀，于是他们经常在一起碰头。这四人都具有某种自由、叛逆的思想，此后他们常常在一起聊天、读禁书、写诗，最后被遍布全国的秘密警察盯上，历经追捕、抄家、死亡的恐怖。

    萝拉生前信仰宗教，经常去教堂，但她后来加入共产党，到处向人展示那本红色党证。有人对她说，你可是去教堂的呀。萝拉说，别人也这么做，只是大家装作不认识罢了。有人说，上帝在上面关照你，党在下面关照你。

    念大四那年，萝拉在宿舍壁橱里上吊自杀。两天后，她被开除党籍，并注销学籍。她的行为被视为整个国家的耻辱，几百名师生聚集在大礼堂里，大肆批判她。有人站在台上说，她把我们大家都骗了，她不配当我们国家的大学生，不配当我们党的成员。台下全体鼓掌，没人敢第一个停下来，人人边鼓掌边瞧旁边人的手。后来多数人想停下来，听得出掌声失去了节奏，可是少数人又重新拍将起来，大家只好跟着拍下去，直到整个礼堂响彻成一个节奏，好似一只硕大无比的鞋子砰砰砰击打着墙壁。发言人这才示意大家停下来。这个气氛似曾相识，描写得很逼真，不是吗？

    女主人公经常和三个志同道合的男同学偷偷交换对独裁统治的不满。其中有一个同学叫埃德加，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偏远的工业城当老师。他观察道，在公共汽车里，乘客都低头坐着，不知情的以为他们在打瞌睡。他刚开始很奇怪，为什么他们能在正确的车站醒来？几天后他发现，车厢的地板破裂了，人们透过漏洞可以看见路面。在压抑、无聊、绝望的社会氛围中，大家只能透过车底破洞看着行进的路面作为调剂，就像坐牢的人透过铁窗望着蓝天一样。

    我觉得这本书出色的地方在于大量看似没有关系的细节在人的双眼注视之下被放大了，跟整个国家的专制体制关联在一起。比如女主人公很喜欢看街上的疯子，其中有一个疯狂的哲学家喜欢跟羊说话，认为天上的星星会掉下来；还有一个男人每天下午在固定的地方等待妻子，实际上他的妻子已经死去多年了。她喜欢看这些疯子，因为只有疯子才不会在大礼堂里举手、鼓掌，他们拿疯狂与恐惧做了交换。

    恐惧是这本小说的重要主题。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头小兽，当我们做了一些良心不安的事情，它会折磨我们；当我们过分恐惧时，它又会冲将出来把很多东西改变。赫塔·米勒试图告诉我们，当人生活在一个建立在恐惧之上的政权底下时，生活中所有的东西都不可能正常，所有东西都会被扭曲。这种不正常的扭曲状况该怎样用言语来形容？这本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细节，有些细节也许我们看了会有同感，比如卫兵在街上看见一些面貌不对劲的人，上去就抓人打人，充满了恨意。

    为什么他们那么仇恨人呢？他们在恨什么呢？她说这些人小时候可能生活在农村，后来想进入城市，不再赤脚踏在雪地上赶羊。他们一心一意想做的事就是进入体制内，不是因为他们热爱什么或者忠诚什么，只是为了生活。他们心底充斥着莫名其妙的仇恨，看什么人不顺眼，那种恨意就会被瞬间点燃，突然变得暴力起来。更可怕的是，“卫兵们其实需要这种仇恨，以便日复一日精确地完成一项血腥的工作。他们需要这种仇恨来下判断，以换取薪水。判决只能给敌人下。卫兵们用敌人的数字来证明自己可靠”。

    女主人公的父亲和祖父常常光顾一位理发师，这个人很感激她的祖母。罗马尼亚二战时期在纳粹德国的控制之下，当时理发师喜欢一位女孩，但她嫁给了别人。有一天，女主人公的祖母跑去向纳粹告发，说那女孩的丈夫逃避兵役。很快，这个男人就被纳粹抓走了，从此失去踪影。理发师得以顺利地跟这个女孩结婚。因此他对女主人公的祖母说，你人真好，要不是你把她丈夫出卖了，我娶不到这么漂亮的老婆。没想到她的祖母回答说，因为我的丈夫被抓去当兵，所以我看不惯那些逃避兵役的人，我要他们陪着我的丈夫一起去死。

    赫塔·米勒认为，人在极权统治下的精神发展会呈现出各种极端的可能性，甚至连语言都会受到污染。她说：“当我们沉默的时候，我们觉得难受；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又觉得可笑。”为什么呢？想想我们的语言是怎样被污染的。

    （主讲梁文道）

    赫塔·米勒（HertaMüller，1953—），生于罗马尼亚，德国作家，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因多次批评罗马尼亚政府，并担心秘密警察的侵扰，1987年与丈夫移居德国。著有《低地》《狐狸那时已是猎人》《呼吸秋千》《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等。

    人们发现孩子死了，就这么简单。雨落下来，有节奏的，嘈杂的。

    说到法国人对日本文化的热爱，我想起2007年在大陆出版的《然而》。作者菲利浦·福雷（PhilippeForest）是法国著名小说家，这本书是集小说、文学随笔、游记于一体的奇特书写。

    菲利浦·福雷身为法国人，在《然而》里却大谈日本。他游历了京都、东京、神户三座城市，谈论了日本历史上三位艺术家，贯穿其中的却是自己的丧女之痛。当初因为女儿去世，他无法收拾这种痛苦，决定和太太去日本旅行。为什么去日本呢？因为他女儿患骨癌的消息和阪神大地震27的消息同时到来。

    在纯属偶然的事件之间寻找关联是很荒诞的事，但不知为什么，菲利浦·福雷就是觉得有关联。他说：“我无法透彻地说明为什么日本在我们眼中自然而然地成了我们女儿去世后一定要去的地方……如果一定要我解释，我只能说所有这些我所不能理解的理由都在于此：日本对我们而言是此后的国度，面对现实继续活下去的一个理由，在那里，人们不再是在记忆和遗忘中作出抉择，而是遗忘成了记忆神秘的、新的条件。是的，此后的国度，那个丝毫不必放弃旧念的国度，为你揭示了一个简单的秘密，教你如何把那一念想牢牢地记着，和你此生的最爱永远清晰地留在心田。”

    这段话从表面上看，我们以为菲利浦·福雷是因为女儿死了，要到一个遥远的国度散心，或者去做心理治疗，消解和淡忘令他痛苦的过去。其实，他要找寻记住与遗忘之间的第三种可能：记住已逝的女儿，记住这个哀痛，记住它所带来的巨大毁灭，但同时哀痛又被定止在一点上面，仿佛可以静静地观察它。

    菲利浦·福雷跑到遥远的日本，是要在那里寻求关于他女儿去世的某种醒悟和启发。他认真研究了小林一茶28、夏目漱石29、山端庸介30的故事，看看这三位日本艺术家如何处理巨大的丧亲之痛。

    小林一茶被认为是继承日本俳句传统的最后一人。他的俳句赞颂日常生活中很琐碎的东西，甚至连在雪地上撒出尿洞都写进去，给人的感觉似乎很温暖。其实他一生悲苦，幼年丧母，被继母赶出家门到处流浪，晚年才回到家乡结婚生子。然而孩子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他孤独终老。为了纪念死去的女儿，他写了一首著名俳句：“露水的世/虽然是露水的世/虽然是如此。”这是周作人1925年的翻译，若用更浅显的文字来翻译是：“我知道这世界/如露水般短暂/然而然而。”

    日本诗歌给人的印象就像日本艺术一样，总是强调时间流逝，万事万物不停地流变。樱花开了要凋谢，枫叶红了要枯萎，人生像水上的泡沫一样，爆起一个，另一个又迅疾消失。很多西方人觉得俳句达到了诗的最高境界，是一种对世界存在的最精粹的描写。这种理解其实是所谓的“东方主义”，有太多的误会和美化在里面。

    菲利浦·福雷提到1911年冬夏目漱石的小女儿不到两岁就死了，其中有段话很惊人：“对她的死，医生们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人们发现孩子死了，就这么简单。……雨落下来，有节奏的，嘈杂的。在屋子里，人们清晰地听到每一滴雨滴打在邻居芭蕉叶子上的声响。晚饭的时候，孩子哼都没哼一声就昏倒了。人们把她平放在床上。她发青的嘴唇间已经没有任何气息了。医生马上赶到，做了几个他知道完全无济于事的动作。没有眼泪的巨大沉默笼罩着。父亲只说了这么几个字：‘太离奇了。’”

    菲利浦·福雷还提到日本著名摄影师山端庸介。当年美军用原子弹轰炸长崎后，他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的摄影师。他用镜头记录下一个恐怖的世界，其中一张最著名的照片似乎尚显生机：“一位母亲在给孩子喂奶：一个很年轻的女子，初为人母的绚丽，雪白的上身在敞开的裙子的衣襟间发光，一个正在给孩子喂奶的Ru房露着。两人似乎都只受了点轻伤：在女人右脸颊，在她美丽的脸上，只有一点割伤，宛如开了一朵红色的小花；孩子的头部或许伤得重一点，他的皮肤只有一点表面的烧伤。他吃着奶，那么聚精会神。可以说他顽强地攫住生命，在灾难的中心和他母亲一样受到了庇护，在飓风阴森的眼中呼吸着，幸免于难，认真地重新积蓄在废墟中开始第二次生命所必需的力量。”

    然而这位母亲神情忧郁，眼神迷茫，有着无边的哀愁。五十年后，人们寻找山端庸介照片上的幸存者，看见她韶华尽逝。她说，孩子已经死了很久，短短几天就让他耗尽气力，最终彻底憔悴而亡。人们把当年的照片拿给她看，“这张照片包含着她失去的孩子从此所留下的一切。穿越时间不可思议的黑幕，他再次向她走来：不是孩子本身——因为没有什么能让他复活——而是不可复得的失去的孩子，就这样还给了她，她只知道说一样东西，和其他人一样，说这个孩子无比珍贵，什么都不能解释他可怕的消失，流逝的岁月也无法减轻因他没了而形成的可耻的空白。再次看到他，凭借穿越了她整个人生的一道目光，女人——神秘地微笑着的——却用她无法慰藉的爱作为给活着的孩子一份既优雅又忧伤的礼物”。

    我们经常觉得某个场景似曾相识，某件事好像干过，某些话好像说过。菲利浦·福雷认为，这是因为每个人的一生都曾出现在孩提时的梦境里，日后的经验只不过用来验证脑海里那个早已存在的故事。如果不是暗地里早就意识到什么，我们的心灵如何能在事情发生的一瞬间，承受如此巨大的痛苦而不被彻底击垮呢？人生如梦，因为世间所有的遭遇都已在梦中经历过。

    （主讲梁文道）

    菲利浦·福雷（PhilippeForest，1962—），法国作家、文学评论家。著有《永恒的孩子》《纸上的精灵》《所有的孩子，除了一个……》等，《然而》获法国十二月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