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者在呻吟

    父母期待子女遵从传统孝道，年轻一代对待父母则讲求等价交换。

    中国农村自共产党统治以来，最大的变化是延续数千年的乡村秩序被破坏，搞出一套新的东西，比如土改运动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诉苦，让贫农倾诉备受地主阶级压迫之苦。这种诉苦非常仪式化，斗争大会像剧场一样，贫农被引导着将苦难原因指向地主阶级。过去公认这是共产党得以动员底层民众的一大动力，最终将国民党赶到了海峡对岸。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常年做底层社会的口述史研究，试图探讨社会结构中各种力量如何造成个体生命的遭遇。她认同法国社会学大师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47的看法，认为“个人性即社会性，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个体遭遇的困难，看似主观层面的紧张或冲突，但反映的往往是社会世界深层的结构性矛盾”。

    郭于华注意到，今天陕北一些老革命根据地的农民仍叫自己“受苦人”，这种苦既是身体的感受，也是精神的体验。农民对苦难最常见的解释是“命苦”。为什么财主家有钱？因为人家祖上积德，勤俭，精明能干。为什么有的人家道中落？因为他祖上没积德。这话不仅带有宿命论意味，还有点幸灾乐祸的感觉。这种宿命论的解释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和释放内心焦虑的方式。当然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这叫“虚假意识”（falseconsciousness），农民被蒙蔽了，阶级意识不强。

    共产党闹革命之后，将农村简单分为几个阶级，比如地主、富农、贫下中农。以前农村另有一套分类方式，比如财主、东家、“受苦人”；或者按人品分为“人气”和“铜气”，为人正派、人缘好就是有“人气”，有信誉、容易借到钱就是有“铜气”。

    土地改革和“诉苦运动”一来，原有社会分类方式被彻底打碎，只剩下马克思主义那一套。过去农民几代人省吃俭用才能翻身，共产党使他们一夜翻身，“诉苦运动”便成为建立国家政权、塑造认同观的手段。

    除了社会身份的变化，农村的养老问题也在变革。《倾听底层》里有一篇文章很精彩，题为《代际关系中的公平逻辑及其变迁——对河北农村养老事件的分析》。河北某村有位76岁的老汉，轮流到三个儿子家吃住。大儿媳和孙女对他很不友善，有一次甚至动粗，而长子未加干涉。他觉得长子太不孝，将其告上法庭。最终长子每月出60元赡养费，由两个弟弟照顾父亲，从此父子互不往来。

    这类事我们听说过很多，到底农村老人生活得如何？郭于华深入调查后发现，有的老人“单着”，孩子们自立门户，有时给点钱，自己有力气就下地干活；有的老人“吃轮饭”，由几个子女分担赡养义务；少数老人比较特殊，跟儿子不分家，这种老人往往身边只有一个儿子，而且本身有点财产或社会地位。

    费孝通48先生认为，西方代际关系是“接力模式”，中国则是“反馈模式”。西方父母有义务抚养子女，子女则未必赡养父母，而是着力培育自己的下一代，一代代就像接力赛。中国是父母养大子女后，轮到子女来照顾父母。这是一种交换关系，但不像市场契约下的物质交换那么简单，而是牵涉亲情问题和社会观念。比如父母亡故后，子女有义务挑选墓地，操办葬礼，前往祭奠。子孙后代在享受祖宗的荫庇时，要做些事情来回报，比如考取功名光宗耀祖。

    郭于华认为，现在中国代际冲突的重点是：父母强调养育之恩，认为子女回报父母天经地义；子女则注重财物方面，主要看父母给予他们什么东西，以及对他们好不好。父母期待子女遵从传统孝道，年轻一代对待父母则讲求等价交换。

    今天许多人觉得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其实背后是制度问题。在传统宗族制度下，老人是家庭权力尤其是经济权力的掌有者，钱和地都归他管。现在通常是晚辈更有钱，因为父辈年轻时赶上“大跃进”和“文革”，一穷二白。农村过去那套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日趋瓦解，维系传统孝道的宗族观念随之消解，处于新旧夹缝中的老人如何是好？空谈新道德建设恐怕没有用。

    （主讲梁文道）

    郭于华（1956—），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从事社会人类学、农村社会学、口述历史研究。著有《死的困扰与生的执著——中国民间丧葬仪礼与传统生死观》《在乡野中阅读生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