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勿为失职开脱责任

    政治权力的集团性垄断和社会各利益群体缺乏最为基本和公平的博弈，是目前中国社会最大的风险因素。

    但凡关注今天中国现状的人，自然会注意群体xing事件和维稳工程。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在旧文《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和出路》中提到：1993年至2004年，全国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从8709宗增至近7万宗，涉及人数从70万人增至300多万人。于先生认为中国已进入“风险社会”，政治权力的集团性垄断和社会各利益群体缺乏最为基本和公平的博弈，是目前中国社会最大的风险因素。

    评论集《底层立场》中还收录一篇文章，题为《不是“人道关怀”，而是政府责任》。2009年，一群湖南工人集体上访，要求深圳市政府出面解决尘肺病赔偿问题。这些工人曾在深圳建筑工地从事风钻工作，后来患上职业病，却因无法证明与用工单位的劳动关系而难获法定赔偿。因职业病的赔偿责任主要由用工单位承担，他们需要证明是否真在那儿打过工，然而他们的雇佣关系证明已散失，或者以前是非正式雇佣关系。

    深圳市政府的解决办法是“法律框架、人道关怀”——既然法律无法解决问题，只好人道关怀。于先生认为，这种说法掩盖了事情的本质。政府本来就对外来务工人员负有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所谓“人道关怀”是一种伪善。

    于先生指出：首先，深圳市政府并未尽到尘肺病的防治责任。尘肺病是一种职业病，影响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各级政府本应领导防治工作。其次，农民工在劳动关系中得不到保护，是政府的失职。再次，社会保障未能全民覆盖，农民工享受不到平等的社会福利，也是政府的问题。

    尽管于先生说话尖锐，仍被政府部门邀请去讲课。他其实不是异见分子，总是苦口婆心地站在政府的角度，建议政府如何把事情做好。虽然他持底层立场，但话是说给政府听的，总在替政府着想。于先生认为，很多人对农民抱有误解，认为农民的维权行动向来很愚蠢。然而在他看来，农民是以法抗争，从法律与政策寻找行动依据。他接触过大量农村上访人员，惊讶于他们对法律与政策的了解程度。

    农民维权是在承认现政权合法的前提下，希望得到公平对待，然而地方政府部门滥用警力去截访，这不是让政府公信力沦亡吗？于先生认为，上访事件并非政治问题，而是利益问题。政府若视之为政治问题，就会感到很严重；若看成利益问题，恢复各种合法渠道，使社会底层的合法权益有所保障，就不会有太大的政治问题。

    （主讲梁文道）

    于建嵘（1962—），湖南衡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