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收入增加源于非农经济

    产权一旦明确，很多问题迎刃而解。

    “三农”问题谈论了十几年，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呢？国内很多学者认为，最根本的解决之道是明确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权，产权一旦明确，很多问题迎刃而解。有人则认为土地一旦私有化，就会出现土地兼并现象，农民卖掉赖以糊口的土地后，若无其他谋生技能会很凄惨。这是一个涉及意识形态争论的大问题，主张前者一般称为右派，主张后者称为左派。

    黄宗智是国际赫赫有名的中国农村问题专家，也被视为左派的健将，但他本人并不承认这种划分。2004年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退休后，他的写作对象从美国学术界转向中国学术界。他认为小农经济是中国农业的一个基本特色，农业发展的关键在于农业劳动力产出或产值的提高。一块地过去需要10个劳动力，现在5个劳动力就有同样产量，这才叫发展。然而中国自明清以来一直是“没有发展的增长”——总产量提高了，但人均投入产出比并未提高。例如18世纪的长江三角洲，有人以为种水稻不如种棉花有利可图，实际上种棉花所需的劳动投入是水稻的18倍，收益却远远达不到这个比例。

    中国的问题出在哪儿？黄宗智认为，关键在于人口和劳动力相对过剩。这么多过剩劳动力如何安顿？只能让他们非常密集地聚在小块土地上劳作，形成小农经济。如果美国大农场模式搬进中国，会有几亿人不知道该干吗。小农经济造成的普遍状况是长期贫穷，一时半会儿饿不死，要吃饱也很困难。黄宗智认为中国自明朝以来一直处于这种状态，不过今天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隐性农业革命”。

    近年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模式，既不同于英格兰模式来自种植和畜牧的结合，也不同于东亚模式来自现代科学选种和化肥效益。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来自食品消费变化导致的农业结构转型，源自非农经济发展带来的收入增加。过去中国人的食品消费是“八成粮食、一成蔬菜、一成肉食”，现在蔬菜和肉食所占的比例提高了。新的消费模式带动农村生产项目的改变，农民投入的劳动力仍如以前密集，但养鸡鸭、种果蔬的产值增加了，所以收入提高了。

    这种“隐性农业革命”意味着什么？中国人口众多，就业不足，传统失业就是无地可耕。一旦农民活不下去，国家就会出乱子。黄宗智认为今天中国的小农经济面临发展契机：第一，食品消费结构的转型；第二，人口膨胀压力受到一定控制；第三，城市化、工业化吸引很多农民工，其余农民则采用新技术经营农业，比如用塑胶拱棚种菜，虽然投入每亩地的劳动力比以前多，但产值也比原来高，意味着更少的土地吸纳了更多就业人口。

    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49认为，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一样是稀缺资源，理性经济人不可能为零报酬而劳动。黄宗智认为这种说法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家庭为了生存，可以在土地上继续投入劳动力，哪怕边际报酬近乎零。如果是资本家在经营农场，那他早就不干了。但是，一个家庭不能不干，不然吃什么呢？

    黄宗智也不同意刘易斯（WilliamArthurLewis）50的观点。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并存，形成“二元经济”，只要城市化、工业化继续开展下去，传统领域的剩余劳动力全部会被吸纳，收入普遍会提高。黄宗智认为，“二元经济”忽略了城镇较高收入经济与农村较低收入经济之间的非正规经济，比如农民进城打工，非正规经济的规模相当庞大，城镇的工业、服务业再发展，恐怕亦难全部吸纳。

    面对巨大的人口压力，有没有解决之道呢？黄宗智认为应该“就地解决”，让农民安心种地，使生产出来的东西产值增加，从而改善生活。关于土地的权属问题，黄宗智认为土地承包制应该保留，在此基础上建立以小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合作组织，而不是将土地卖给资本家去搞集约式大农场。一旦土地私有化，农民卖掉土地就一无所有，连非正规经济里的农民工都无退路。农民进城打工风险很大，没有任何保障，万一失业，回到农村还有土地可以勉强度日。

    黄宗智强调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应当承担责任，但是今天的政府和官僚都变成了谋利者，甚至主动参与剥削农民，巧立名目强行征地。担心土地私有化之后农民的土地被巧取豪夺，但现在搞土地承包制不也如此吗？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主讲梁文道）

    黄宗智（PhilipC.C.Huang，1940—），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荣休教授。著有《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