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深处闹革命

    这种新道德观造成的结果，可能就是今天普遍的道德败坏。

    应星是我很尊敬的一位社会学者，所著《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2001年）是研究上访现象的力作。在维稳成为主流政治话语的形势下，近作《“气”与抗争政治》（2011年）大受欢迎。相形之下，《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2009年）就不那么引人瞩目。然而在他的“农村研究三部曲”中，这本著作同样极具现实参考价值。

    1949年后，新政权面临“人的改造”问题。共产党认为旧社会那套道德逻辑不符合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必须重新树立新道德，推行新德治51，人人都要“灵魂深处闹革命”。《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一书，主要探讨共产党推行的新德治在农村的运作及其效果。这本书有理论深度，似乎很枯燥，幸好应星擅长叙事，讲了很多令人大开眼界的案例。

    这本书沿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中的地名“柳坪村”——这是个假名，因为按照田野调查的惯例，不能轻易透露调查对象的真名。书中一个核心人物是保农会武装队长王保卓，他虽是贫农出身，却不爱干农活，喜欢掺和事，像个小流氓。他在地主家帮工时勾引人家女儿，被发现后逃往外地。1949年返乡，他积极投入对昔日地主的斗争中，很快当上武装队长。政治斗争形势千变万化，他处事圆滑，见风转舵，总算站稳脚跟。

    1950年代初，以清匪反霸和农村土地改革为中心的一系列运动建立了一套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新德治。一种非友即敌、红黑对立的社会成员分类方式，一套以诉苦、批斗、工作组为核心的权力技术，使得身体暴力在阶级斗争中具有了合法性。在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身体暴力逐渐瓦解了村庄作为“道义共同体”的传统，破坏了村庄传统的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阶级斗争慢慢演化为内部斗争。很少有人能够避免引火烧身，施暴者可能一夜之间沦为受难者。

    参与阶级斗争的人经常是在泄私愤，平常看你不爽，这时候抓住机会整你。新政权需要拿“恶霸”的身体来树立人民革命政权的权威性，这与村民宣泄身体怨恨的需要不谋而合。外引的革命与内生的仇怨于是在庄严宏大的仪式中结合，这与其说是阶级政治的展开，不如说是身体政治的展开。

    阶级斗争破坏了社会约束机制，比如在大饥荒年代，有人偷粮食吃，大家就毒打他，甚至打死他。以前农村对小偷的惩罚适度，现在为什么手段如此残酷？干部觉得自己的权威被冒犯了，而且担心若不强力镇压，上级领导会认为他路线不够坚定。“基层干部权力的扩展方向必须与国家所规定的斗争大方向相一致，才可能为国家所支持或默许。如果基层干部对粮食偷盗问题心慈手软、迟疑不决，那就必然会遭到上级的严厉斥责或严肃处理；如果他们出于对饥民的同情，竟敢擅自开仓放粮或暗中怂恿、默许饥民抢粮的话，那更会立即遭受到国家的干涉。”

    人家想活命偷粮食吃，你们活生生把他打死，抢回来的粮食应该归还人民公社吧？不，领导带头吃了。在这帮人眼中，只要跟对了领导，就能捞到好处。“尽管吃小灶主要是干部们的特权，但是积极分子总是可以或多或少沾点光。这是在生命异常脆弱的时候，为了身体上的自救，甚至仅仅是为了舔点干部小灶上的油星，也使有些人心甘情愿地积极投身到打人的游戏中去。”

    有些人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借此机会积极表现给领导看，以洗脱地主分子的“原罪”。其中有些人在土地改革中被批斗过，一股怨恨的情绪积聚在体内。他们忍辱负重地活着，那股怨恨终于在新一轮政治运动中找到了宣泄口，以“正义者”的身份毒打偷盗者，从中体验到复仇的快感。

    由于害怕遭受身体暴力的惩罚，新的人身依附现象出现了，比如跟着领导走，比如忠于党。忠诚无私是党员干部的核心原则，然而在农村贯彻得变形了。掌握资源分配权力的人往往成为普通农民人身依附的对象。跟随领导残酷拷打偷粮者的积极分子，表现出来的就是变形的“忠诚无私”。

    1954年，王保卓成为柳坪村第一位共产党员，此后官运亨通。他一向生活作风不好，鉴于对党很忠诚，党并未放弃他。忠诚就是要对党说真话，但问题是，说真话有时也犯错。1959年闹饥荒，区委硬性分配给他们公社大量粮食征购任务，王保卓调查之后反映农村确实无粮，结果被撤职。也就是说，真话不该全说，要懂得变通，这才是党员干部成熟的表现。

    那是王保卓第一次受到处分，后来又被起用了。尽管他又因贪污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但他凭借坦白交代的态度获得党组织原谅。1976年，他终于被“双开”了。有些地主出身的女人，希望依靠成分较好的男人来洗刷阶级阴影，他就经常占这种便宜。在那个讲“阶级出身论”的年代，他与地主子女的性关系被视为跨越了阶级的界限，党组织无法容忍阶级沟壑被身体关系所填平。生活作风是个可大可小的问题，有时可以成为政治斗争的利器。在政治斗争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能否获得上级的庇护。这次他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企图诬陷领导，最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通过一场场政治运动，新政权希望推展新的道德观，然而运动变来变去，以致最后丧失了标准。缺乏理性规范的新德治让人无所适从，人们只好跟着派系走，残酷地斗来斗去。这种新道德观造成的结果，可能就是今天普遍的道德败坏。

    道德与权力的密切结合，本来是想塑造圣洁的“新人”和至善的新世界，然而新德治最大的悖论在于它“恰恰消除了个人向善的伦理实践的可能性，反而带来了普遍的虚伪表现与腐败朽烂。败坏是新德治政体下的意外后果，但它并没有构成对德治权力的挑战，反而被德治政体吸纳为‘幕后解决’的机制，并进一步强化了不断用政治运动来动员人们的道德热情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在排斥法治的社会里，当败坏“积累和暴露到政权统治者难以容忍的地步时，除了重新强化德治的真理话语和治理技术外，别无他法”。

    （主讲梁文道）

    应星（1968—），重庆人，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院长。著有《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从“讨个说法”到“摆平理顺”》《“气”与抗争政治：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