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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农民素质问题站不住脚

    当农民被逼下跪,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强权不被遏制。

    某省电视台拍摄农民聚在一起打麻将的场面,以此反映农民的素质。记者问乡干部,难道你们就没有一点精神追求?乡干部快人快语顶回去,你说我们打麻将没精神追求,你们搞电视的做出什么好东西让我们追求了吗?这话说得太对了!任何歧视农民的人应该反省自己的说法是否客观。

    关于农村教育问题,有一则故事在汶川地震后常被提及。1939年,中国纪实摄影先行者孙明经56骑马入川康进行科考。他发现西康地区的校舍大都宽敞明亮,学生衣着整齐,有些县政府却破烂不堪。他好奇地问一位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县长的回答是:“刘主席说了,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县长口中的“刘主席”,是著名大地主刘文彩57的弟弟刘文辉58。这话有点野蛮,然而今昔对比,不能不令人慨叹。

    这两则故事出自《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这本书,作者是经常撰写评论文章的熊培云。这本书相当受欢迎,风头跟《中国在梁庄》一样劲。两本书都试图以小见大,《中国在梁庄》谈华中地区河南某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谈华东地区江西某村。相较而言,熊培云做了更大范围的思考,整合古今关于农民的说法,尤其是民国知识分子对农民问题的看法。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农民的权利如何被剥夺。当年共产党一个诱人法宝是分地,于是农民高高兴兴参加革命。然而农民拥有地权只是昙花一现,1953年就迎来了农业合作化浪潮,几年间又悉数交公。当时就算拥有私人土地也没有出路,因为统购统销政策让你无法在市场里自由交换,连给自己产品定价的权利都丧失了。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消失,他们有了新称呼——社员。改革开放后搞起了承包制,土地也没有真正回到农民手中。

    熊培云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昔日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今日则是“普天之下,莫非国土”,二者是土地所有制的两个极端。“莫非王土”意即天下的土地只属于王一人,“莫非国土”则是天下的土地属于所有人,然而不属于具体的个人,属于抽象的集体,终究不是“普天之下,莫非民土”。

    当农民失去土地而又不能自由流向城市时,他们面临着双重剥夺。严格的户籍制度将农民捆绑在土地上,农民即使流入城市也不是市民,回到农村后又不真正拥有土地。熊培云认为,这不是“农民拥有土地”,而是“土地拥有农民”。

    过去60多年,中国的发展就建立在对农民的固定捆绑甚至盘剥之上。农村不断被牺牲,连一棵树都不放过。为了绿化城市,很多乡镇的古树被树贩子盗走或买走,有些则直接被政府拔走。大城市在建设“森林型生态城市”的口号下,热衷于“大树进城”,挪来深山老林里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大树。房地产商以百年古树为卖点,标榜所建楼盘是生态小区的典范。然而“人挪活,树挪死”,即使24小时不间断喷水,仍有70%的大树变成干柴。每当熊培云看到城里某处突然多了一棵古树,他想到的是:“这是谁的故乡被拐卖到了这个角落?”

    有一年,熊培云回县城参加图书馆开馆仪式,发现沿途田地种了很多树。为何农田还要搞绿化?原来是省里要求种的,叫做“一大四小”工程59。当时江西省森林覆盖率已超过60%,全国名列第二,哪用得着搞绿化工程?后来新闻调查说,江西强占耕地建225亿元绿化林,砍大树种小树,有些杨树已有一二十年树龄也被砍掉。老百姓戏谑说,“一大四小”工程就是“砍一棵大树种四棵小树”。

    不仅省级决策机制有问题,基层政治同样问题多多。熊培云遇到一位开明的镇党委书记,他很大胆地说,“党政分开”喊了很多年,但目前来看不如不分开,因为大事由书记拍板、政府执行,出了问题则由政府负责,作为决策者的书记却没有责任,这种权责不统一的制度设计不就是为了保护书记吗?这位镇党委书记还谈到乡镇政权的尴尬:乡镇名义上是一级政权,实际上有名无实,什么也决定不了,现实是上面决策、下面执行,出了事由乡干部背黑锅,乡镇干部有点像“人体盾牌”。

    城里人常常横加指责,说农民素质不好,没有精神追求,甚至不太爱国。抗战之初,有人呼吁农民从军报国,结果发现很多人不愿意,要么花钱躲兵役,要么外逃,要么谎报年龄。日本鬼子来了,农民为何这么“不爱国”?熊培云认为,晚清以来中国兵祸连连,农民对战争已经麻木。据统计,1929年中国兵额达220多万,军费开支占全国支出的92%,而世界五大强国的合计兵额仅206.6万。在这种状况底下,武昌发生过村民殴打大学宣传员的事件,说你们是帮政府压迫我们,我们先打死你们再去打日本人。

    到底农民的素质有没有问题?熊培云认为,没必要去讨论子虚乌有的农民性或者国民性问题,农民并不愚昧,只是艰辛,而艰辛应归咎于时代。“明明是制度性的批评,为何要异化为对国民性的批评?当农民被逼下跪,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强权不被遏制;当市民不排队,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公民教育缺失;当一位老人摔倒在街上却没有人敢去扶起他,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法院此前的裁决没有守住社会正义的底线;当海选出现混乱,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民主需要持之以恒的训练。在我眼里,从来没有什么国民性,有的只是人性、观念与权力的作为。”

    (主讲梁文道)

    熊培云(1973—),江西永修人。毕业于南开大学、巴黎大学。南开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专栏作家,思想国网站创始人。著有《思想国》《重新发现社会》《自由在高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