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叙事贻害

    “革命叙事”强调1949年就像宇宙诞生一般，过去是个晦暗无光的世界，现在迎来无限光明。

    高华教授去世后，很多人缅怀他。他在当代中国史学界的地位很重要，可惜主要著作都在海外出版，唯一在大陆出版的文集是《革命年代》。这本书我先后买了三本，皆不知被谁拿走，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在历史的风陵渡口》是在香港出版的论文集，部分文章跟《革命年代》重合。其中一篇题为《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当代史研究——以50年代历史研究为例》，很能体现出高华教授毕生治学之关怀所在。

    高华教授发现，当代中国有关近现代史的叙述，大致分为两种类型：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革命叙事”主要论证中国近代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现代化叙事”则主要论证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经验和教训。这两种叙事方式均存在缺陷。在“现代化叙事”中，中国内部因素经常被不经意地忽略了，而“革命叙事”对中国历史学的负面影响更大。

    1950年代中后期，“革命叙事”逐渐走向僵化和教条主义，过分追求“宏大叙述”。基本特点是：第一，预设立场，无限制地扩张历史学的宣传、教化功能。以权威论述或权威文件为指导，有选择地剪裁史料来论证某种权威性论述，对复杂的历史进程做简化的“必然性”解释，遮蔽许多丰富鲜活的历史层面。第二，在叙述方式上，频繁使用某种不言自明或无法证明的集合性语汇。第三，在语言运用上，过分诉诸感情，具有某种居高临下的训导式风格。

    我们很熟悉这种“革命叙事”，其“宏大叙述”影响甚深，就连日常生活语言都烙下痕迹。高华教授认为这相当不妙，我们应持一种客观中性的“灰色历史观”，不要故意忽略那些互相冲突的资料和观点，对重大现象的研究不要故意回避事实，不要只进行概念的推理和演绎。

    假如摆脱革命史观来看中国当代史，可能会有点敏感。过去常说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甚至连“当代史”的说法都未必成立。高华教授认为，1840年以后该传统已打破，我们有足够的能力来修当代史。

    1949年后，修当代史长期提不上议事日程，主要是因为社会已有高度统一的新意识形态提供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全部解释，形成对全体社会成员统一的认识和叙述的要求。这种规范以“大叙述”“大概念”为基本框架，辅之以简明化的材料，以凸显所谓历史铁的逻辑演进规律，忽略差异性和历史面相的多重性。

    “革命叙事”强调1949年就像宇宙诞生一般，过去是个晦暗无光的世界，现在迎来无限光明。这就是所谓1949年的间隔，将20世纪的历史截为两段，视彼此毫无关联。高华教授认为，应跨越这种人为的间隔。他特别注重1949年前后的延续性，认为一些历史性的长时段因素仍在继续发挥作用，并未因1949年新政权统治而中断。很多原以为建国后诞生的现象，其实根源早在1920年代就已埋下。

    这本书收录了另一篇重要文章，题为《阶级身份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主要谈“阶级出身论”。这套东西在1949年后兴起与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其思想背景是马列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学说。但它并不是一套完整系统的理论，甚至不符合原典马克思主义，更接近于“父债子还”“株连九族”的历史传统。

    因“阶级出身论”与原典马克思主义存在矛盾，中国共产党从未正面论述其合理性问题。长期以来，“阶级出身论”只是依存于阶级斗争理论的范畴下。在争取革命胜利的阶段，它是一种动员手段，旨在建立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革命成功后，共产党用它来清算敌对阶级，改造和重建社会。

    “阶级出身论”不是一套能够自圆其说的理论，却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尽管它产生了很多副作用，使得党内和民间社会保持长期的紧张情绪，却有助于建成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国家结构，即毛泽东理想的无产阶级**。

    身为优秀的历史学家，高华教授敏感地注意到一些易被忽略的史料，然后发挥小说家般的想象力进行解读。他在《北京政争与地方——释读<江渭清回忆录>》一文中，引述的资料就非常有意思。

    曾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江渭清60在回忆录中提到，1957年7月上旬，毛泽东不辞酷暑到南京，为抓“右派”找部分高干谈话。毛泽东质问道：“你们江苏省委书记、常委里头，有没有右派？为什么不反？”江渭清回答：“主席啊！哪个人没有几句错话呢？您老人家说的嘛，十句话有九句讲对，就打90分；八句话讲对，就打80分……”毛泽东大发雷霆，拍着沙发旁边的茶几说：“你到底反不反右派！”

    毛泽东乃“一国之尊”，为何直接干预一个省委内部的“反右运动”？高华教授分析道：1957年夏，就在毛泽东赴南方推动“反右运动”之际，北京已开始大抓党内“右派”，但尚未在中央与国家机关的党内正副部级实职高干中展开。毛泽东可能有所不满，希望从地方领导干部中抓一批“右派”，以证实自己“党内外右派配合向党进攻”的论断。

    江渭清圆熟地避开毛泽东的攻势，表态说：“要反右可以，请您老人家下令把我调开，另外派人来。因为是我先‘右’嘛！您先撤了我，让别人来反。”毛泽东挺信任江渭清，这时怒气消了，说：“那好嘛，你就不要反嘛！”然后，毛泽东带着幽默的口吻说：“渭清啊！你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江渭清回答：“主席啊！我是舍得一身剐，要为您老人家护驾。”

    假如这个回忆准确的话，江渭清大概没意识到这话有问题：毛泽东难道真以皇帝自比？高华教授分析道：上述一问一答，颇真实地反映了1950年代毛泽东的精神面貌。经常有意无意以“皇帝”自居的毛泽东，在特殊情况下也有纳谏的“雅量”，关键要看是谁进谏、进谏的态度和涉及的问题。江渭清态度恭敬，虽有口角顶撞，但私心只是为了保护部属。毛泽东对他一向有好感，知道他绝非蓄意抗上，也就顺水推舟，不再当场抓住他不放。

    （主讲梁文道）

    高华（1954—2011），江苏南京人，历史学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民国史、中国左翼文化史、当代中国史研究。著有《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革命年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