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颂圣”折弯士人道统

    一部分文人因“颂圣”名利双收，不但堕落到无耻的地步，甚至超越了起码的人道底线。

    资中筠先生风度翩翩，见者无不倾倒。很多女性说，但愿自己红颜老去时，也能这么好看。资先生是当今学术界最受尊敬的老前辈之一，晚年推出五册《资中筠自选集》61，广受赞誉。

    资先生有一篇文章很有趣，题为《关于我的履历》。公共场合常有人提及她“曾为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做过翻译”，有时还加上“参加过尼克松访华的接待工作”。起初她不以为意，后来愈感不是滋味。她说，那时“此身非我有”，工作不是自选的。她后来深感厌倦，对见“大场面”、接近“大人物”兴趣索然。旁人或许羡慕，她却有庄子寓言中的“腐鼠”之感。

    资先生有点不解：工作半个多世纪，仅短短五六年有过帮领导人翻译的经历，难道其他都不足道？她自谦后半生虽碌碌无大成就，但多少有所思考，“形诸文字，任人评说。肯定、否定，都是我自己的，有无价值，以此为准，还不至于要凭借曾为大人物（不论中外）服务来抬高自己”。

    为坚守独立人格，资先生不厌其烦以正视听，风骨卓然。然而像她这样坚守知识分子道统的人，似乎越来越少了。关于这个问题，她在《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中分析透彻，令人震撼。

    资先生追溯先秦诸子百家，看看当时的大思想家是如何与政治人物打交道的。她发现孟子“与‘王’谈话是教训的口吻，一副‘帝王师’的架势，是后来的‘士’所艳羡、向往而再也做不到的。孟子表达了当时儒家治国的最高理想，现在经常引用的‘君轻民贵’之类的话，虽然不能附会为现代民主原则和民本思想，但在等级制度正在发展、巩固的时代，提醒在位者重视‘民’，已属难能可贵。他以特有的坦率而透彻的风格，提出的理想社会和对君主提出的要求，是专制君主不愿意也做不到的”。

    战国后期，知识分子的气度已变。《战国策》里那帮人不再是“帝王师”，只是舌辩之士，用舌头混饭吃。他们只是“谋士”，总是准备上、中、下三策供君主选择。他们的目标是助王称霸，不再是促王行仁义。他们讲究的是“术”，不是“道”。从道德层面看，他们也不再坚持原则和人格独立。此后，读书人日益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经典著作仅仅被当作治国的工具。

    在尊崇孔孟之道的时代，“士”的精神传统有三大特点：第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有家国情怀。第二，重名节，讲骨气，士林有相对独立的价值体系和判断标准，如“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第三，喜欢“颂圣”，将爱国与忠君合二为一，而且忠君是绝对的，见用则“皇恩浩荡”，获罪则“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

    士人这三大精神特质，在“五四”时期有了一个鲜明变化。知识分子告别“颂圣文化”，正是新文化运动的精髓。当时虽是专制政府，高压统治，甚至搞暗杀，但知识分子总体上保持着气节和价值共识。比如张奚若62在国民参政会上发言，被蒋介石打断后拂袖而去，从此拒绝参加。知识分子敢跟政权作对，不怕官员的脸色。

    1949年之后，情况发生变化。1950年，燕京大学一位美籍教授回国，学生送了一块“春风化雨”的匾，结果被上级严厉批评，学校党支部深刻检讨。借此事件，清华、燕京等与外国关系较多的大学开展了“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影响”的运动。

    还有一个变化是，中国出现了“君师合一”，政治领袖与思想导师合为一体。过去君王再雄才伟略，也没有“君师合一”。君王是君王，但不是老师，不能做大家的思想指导工作。汉武帝、唐太宗再厉害，你听说过“汉武帝思想”“唐太宗理论”吗？过去学子需要熟读经书，而不是当朝皇帝的御笔批示，今之“政治学习”熟读的是领袖言论。

    过去经常搞政治运动，知识分子几乎都写过令自己汗颜的“思想检查”，资先生说“笔者当然不例外”。从此，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荡然无存，不但是非标准，连审美标准也不再有自主权。你“清高”就要挨骂，自以为不问政治，政治却要来问你。你有骨气也要挨批，对人民必须折腰。“旧道德”也要反对，家庭伦理、朋友信义等都以阶级划线，反对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当时甚至鼓励投机，过去士大夫视之为丑恶，如今“投革命之机”越快越好。

    1980年代刮过一阵春风，但很快在“思想上保持一致”的口号下，以在位领导的是非为是非。资先生认为：“1992年的‘南方讲话’，挽回了经济倒退，而政治思想却未同步。一方面是毫不放松的思想控制，另一方面是拜金主义、商业大潮和恶性市场竞争，这两面夹击对思想文化起到‘逼良为娼’的作用，知识分子进一步犬儒化，文化进一步低俗化。当前，尽管以言获罪之事仍不断发生，但比前三十年环境已相对宽松，也存在体制外的其他出路，但是自觉地揣摩上意的风气却更盛，说一些常识性的真话者竟成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颂圣文化又一次抬头，而且随着国力的加强愈演愈烈。”

    资先生认为，士人道统的衰落与知识分子自身也有关系。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留学生主要是“偷天火”，企图回国进行启蒙，改变黑暗、落后的现状。今日留学生则主要为自己谋前程，即使选择回国发展，大多也不是改造社会而是被社会改造，甚至成为维护现状的吹鼓手。她慨叹：“士林已无共识，即使有，也各人自扫门前雪，形不成道义的压力。少数有所坚守，进行了抗争的，受到迫害时往往孤立无援。有识者所忧虑的社会危机都是长远之事，至少目前还能在歌舞升平中苟安于一时，何苦自寻烦恼？”

    在主客观因素的双面夹击下，中国知识分子又迎来“颂圣”的春天。这回有点“进步”，不是歌颂个人，而是歌颂“盛世”。资先生分析道：中国经济增长迅速，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很多知识分子在收入和社会地位方面是得利者，便以各种“理论”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改革，为显而易见的弊病辩护。一部分文人因“颂圣”名利双收，不但堕落到无耻的地步，甚至超越了起码的人道底线。

    极端国家主义思潮如今大行其道，有的表现为“国学热”，有的表现为排外、仇外，有的重新肯定古今一切“传统”，有的公然倡导“政教合一”，还有的赤裸裸地恢复已被拉下神坛的领袖的崇拜。这些论调殊途同归，都是质疑或反对普世价值，把“社会主义”嫁接到专制皇朝，通过美化古之帝王（包括暴君），颂今之“盛世”。

    资先生指出，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宪政道路转型的关键时刻，总有以“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以“爱国”为名，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这种言论具有一定迷惑力，因为它能打动国人敏感的情结，即“五千年辉煌”与“百年屈辱”，将一切不满转向洋人。以“反洋”为旗号的，无论理论上如何不合逻辑、歪曲历史，无视客观现实，在表面上却常占领道义制高点，同时为当局所鼓励，至少默许。在位者以“××亡我之心不死”掩盖施政的缺失，压制国内的不平之鸣。摇旗呐喊者以虚骄的对外的“骨气”，掩盖实质上与权势的默契和“颂圣”。

    中国知识分子难道要继续这样丢人现眼吗？或许是时候重拾失落已久的士人道统。

    （主讲梁文道）

    资中筠（1930—），祖籍湖南耒阳，生于上海。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资深学者，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著有《财富的归宿：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