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言论最不自由

    这些禁忌在大清律例里找不到一丝痕迹，却像无边无际的海洋裹挟着一切，连皇子都要自我压抑。

    今天常说康雍乾三朝是盛世，却忘记了这一时期也是文字狱最盛之时。文字狱历朝皆有，尤以清代最多。现在很多人把《四库全书》当宝，殊不知这套书恰恰是禁书运动的成果，里面收录的都是所谓“政治正确”的书，那些不正确、不健康、不道德的内容早被剔除得干干净净。

    清代的文字狱是如何开展的？文字狱如何影响了社会风气？论文集《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里最有趣的一篇文章就谈这个问题。作者王汎森是台湾中研院院士，也是台湾史学界数一数二的重量级人物。我曾有幸在一个饭局上结识他，他的朋友张大春63告诉我，王汎森这辈子没用过圆珠笔。这怎么可能？怎么这个年代还有这样的人？后来我发现王汎森果然随身携带毛笔，连写个联系方式也用毛笔！

    论及文字狱的文章题为《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文献中“自我压抑”的现象》。看到这个题目，对理论敏感的人会联想到福柯64，因为“权力的毛细管作用”这个概念来自于他。在清朝皇权专制下，政治、道德、权力等各种力量就像水分子的毛细管作用一样，渗入日常生活中每一个角落。这些力量交织在一起，像风一样吹掠而过，形成无处不在的影响，在老百姓最微细、最日常、最私密的空间里发挥着作用。

    在那个文字狱盛行的年代，议论时政是很容易玩火自焚的，题献颂诗也可能马失前蹄。换句话说，你骂政府会死，拍错马屁也会死，最后只好缄默——这就是权力追求的压制效果。这里面乾隆皇帝对皇权的自我想象是非常有趣的。他想做一位千古帝王，自以为文化水准高人一等，喜欢为文化定标准，很多前朝流传下来书画珍品上都留有他的题字，斗大一个印盖下去，特别破坏品位。他还有一种独特的历史观，认为本朝人应忠于本朝——你活在什么政权底下，就该好好听它的话，跟你是什么种族无关。

    乾隆当年搞《四库全书》，最初想搞成类似《大藏经》那样的全书，后来决定趁此机会广泛搜罗收民间的禁书。什么是禁书？那年头有很多敏感词，比如皇帝御用的“赦”字，老百姓不能用；“汉”“明”“清”“夷”等字也不能随便用；称呼清军不能叫“清师”，而应叫“大兵”“王师”。我们翻遍《明史》找不到“千钧一发”这个词，因为清朝施行“剃发令”，你说一根头发可以系千钧重量，是不是你对剃发很不满呢？

    风声鹤唳的文字狱导致了很多冤案的出现。有人跟别人结下仇怨，就诬告说对方藏有禁书，或者写的东西犯忌。仅这一条，就足以下狱！思想控制如此严密，当时很多文人都不敢出书。郑板桥曾刊刻一部诗集，千叮万嘱说以后不准再刻它。有的人刻完书就把雕版砸烂，防止有人添加敏感字眼拿来对付后代子孙。有些书未必是禁书，大家却不敢看，害怕里面有敏感内容。看都不敢，遑论收藏！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有位朝鲜使臣记载道：京师有位诗人送他一幅画，上面写着“石湖渔隐图”。这听起来挺有诗情画意的，大臣翁方纲65却在旁边警告说，千万不许再提，盛世安得有隐？天下太平，你要当隐士，可见别有隐情，是不是对当朝不满？

    在那种氛围下，大家都不敢随便说话，互相欺瞒以求自卫。这些禁忌在大清律例里找不到一丝痕迹，却像无边无际的海洋裹挟着一切，连皇子都要自我压抑。乾隆没登基以前，虽贵为皇子也不敢随便议论本朝和明朝的历史。对于满汉之别，清朝出的很多书都在这个问题上语焉不详。国学大师钱穆说他年少时听老师讲皇帝是满洲人，我们是汉人，竟然大吃一惊，因为他以前读的书里根本就不敢碰触这个禁忌。

    康乾盛世是满清最强势之时，为何这种时候文字狱反倒登峰造极？一般认为政府缺乏自信，才会搞文字狱，难道当时清政府对自己没有信心吗？王汎森认为，禁忌措施有时候取决于政府有没有能力去执行，而不是政府有没有自信。正因为天下太平，国力昌盛，政府才更有能力去实施罗织文网的浩大工程。

    （主讲梁文道）

    王汎森（1958—），台湾云林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博士，师从余英时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著有《章太炎的思想》《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