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并非一方净土

    读“六经”不能只看表面文字。

    今天有人叫嚷着复苏国学，比较大众化的是提倡读经。很多小孩跟以前上私塾一样，被家长送去某些机构读经。问题是，你读的是什么经呢？

    关于什么经该读，什么经不该读，哪些经是真，哪些经是伪，在经学领域曾经充满争议。今天有必要重温经学史著作，比如周予同先生的《经今古文学》。这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最近收录于《群经通论》一书。周予同先生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学史家之一，师承钱玄同。编校者朱维铮66先生拿手本行也是经学史研究，师承周予同先生。

    用历史的眼光去看传统经学，我们会发现原来有很多纠结。经学始于西汉初年，西汉末年出现今文学与古文学之争67，一直持续到东汉末年，长达200多年之久。1925年，周予同先生首创“经今古文学”一词，指明经学是一部争论史。

    关于“六经”68的排序，今古文学家差异很大。古文学家依“六经”产生时代的早晚排列，今文学家则按内容程度的深浅排列。古文学家认为《易经》的八卦是伏羲画的，因此位列“六经”之首。与古文学家《易》《书》《诗》《礼》《乐》《春秋》的次序不同，今文学家的排序颇有教育家排列课程的意味。他们视《诗》《书》《礼》《乐》为普通教育或初级教育的课程，因此列在前；《易》《春秋》是孔子哲学、社会学及政治学的思想所在，乃专门教育或高级教育的课程，因此列在后。

    两派对“六经”的排列不同，源于对孔子的看法有异。古文学家认为“六经皆史”，孔子只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将前代史料加以整理，传授给后人而已。在他们眼里，孔子是史学家。他们不是蔑视孔子，因为民族的存亡与历史密切相关，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而不灭，乃因有详密而不绝的史籍。而古代史籍的继往开来者，首推孔子。

    今文学家则视孔子为“素王”，有帝王之德而未居其位。他们认为“六经”大部分乃孔子所作，里面固然有前代的史料，但那只是孔子“托古改制”的工具。孔子看重的不是文字事实，而是微言大义。因此，读“六经”不能只看表面文字。

    《群经通论》还收录了一篇重要文章，很有时代意义。《<春秋>与<春秋>学》一文写于抗战时期，开篇写道：“中国儒教的经典里有两部怪书：一部是《周易》，一部是《春秋》。”周予同先生认为，《易经》内容五花八门，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曾大于《春秋》，后来沦为少数人研究的“史料”，而《春秋》至今仍被很多人利用。

    周予同先生说：“近年来，有些莫名其妙的‘儒教徒’想建立‘新的道统’，他们硬将孔子套上了一套时装，要孔子一方面接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衣钵，一方面做现代政论家和他们自己的先遣队。这不仅蒙蔽了孔子的真相，而且涂改了中国的古史。”

    这种思想的来源就是《春秋》：“日本帝国主义者一面拿着犀利的现代武器，由中国的东北屠杀过来；一面又捧着发霉的古代经典，说这在提倡东洋文化，这在施行‘王道’。所谓‘王道’的来源是什么呢？又不是在《春秋》这部怪书里吗？同时，受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卵翼的汉奸们，如‘伪满’，如‘冀东’69，他们所施行的奴化政策中的‘读经’是在读什么经呢？不也是以《春秋》大义为主吗？孔子的《春秋》竟成为汉奸们的理论，这真是使人有点‘感慨系之’了！”

    为什么呢？《春秋》是喜欢讲“托古改制”的今文学家最喜欢的一部经典。他们试图阐发《春秋》里面的微言大义，将古代的东西加以改造，成为以古制今的权威依据。

    （主讲梁文道）

    周予同（1898—1981），浙江瑞安人，经学史家。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曾任复旦大学教授、《辞海》副主编。著有《经学和经学史》《孔子、孔圣和朱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