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暗年代需要闪亮心灵

    越是在极权统治下，艺术家的心灵可能越闪亮。

    成长于中欧的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一辈子信仰共产主义，相信这是对抗不公正社会的一种武器。然而不抱这种想法的人，如何审视20世纪前半叶的动荡年代呢？

    乔治·斯坦纳（GeorgeSteiner）是当今世界上最博学的人文学者之一，写作时顺手拈来就是典故，让人感觉像是在炫学。他和霍布斯鲍姆一样至少掌握了七八种语言，这种人在中国早就成大师了，在西方却是人文学者很常见的一种专业训练。

    斯坦纳的父亲是犹太人，曾任奥地利中央银行资深法务人员。尽管拥有大好前程，他却总有一股不祥的预感。在闪亮耀目、自由开放的维也纳文化下，他嗅出一种对犹太人有系统的、教条式的仇恨即将爆发。1924年，他带着家人离开维也纳，移居巴黎。五年后，斯坦纳出生。

    斯坦纳的父亲精研法律和经济学，并广泛涉猎思想史、生物史、艺术史等领域。尽管他从事金融业，却不希望儿子步他后尘：“我宁愿你不了解债券和股票的差别。”他希望儿子日后成为一名教师或治学严谨的学者。斯坦纳不负所望，晚年他深情回忆父亲的启发式教育：“一直要等到我把读完的书写下摘要，让他检查过后，我才可以买新书。如果我不懂其中某个段落，我得大声读给他听，我父亲的选择和建议往往令我大为赞服。通常念出来后，我就明白了。如果我还是不懂，就得把相关的部分抄下来。这么一来，就能够豁然开朗。”

    斯坦纳从小学习了法文、英文和德文三种语言，以至于分不清母语是什么。同时他还跟随一位逃难的学者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快过6岁生日的一个深冬之夜，父亲的一个举动影响了他的一生。父亲以前讲过《伊利亚特》93的故事给他听，他一直想阅读这本书，但没有得到允许。那天晚上，父亲打开一本1793年的德译本，指导他阅读。父亲发现有些地方译得不够完整，就摊开希腊文原著查看，然后反复朗诵，也让斯坦纳跟着一起读。那天晚上父亲种下的这颗种子日后慢慢发芽，最终斯坦纳成为一名驰名世界的人文大师。

    二战时期斯坦纳一家逃离欧洲，移居纽约。那个恐怖的时代让斯坦纳目睹了人类的残酷无情：“‘语言动物’能够以无比的勇气、利他精神与关爱来行动，但同样地也会有野蛮、自私、抢地盘心态，以及各种形式的不理性行为，他/她的知性怠惰与物质贪婪习性是无止境的。这种奇怪的双重性会为了毁灭的目的而毁灭。野蛮部族是一个极端，街头破坏者又是另一个极端。人们从虐待行为里找到复杂的滋味。”

    作为一名人文学者，斯坦纳发现“同样的物种也发展出各种完全无私心的热情和精神层次的技艺。纯数学、音乐、诗、哲学玄想、某些艺术模式，全都是无私心的。它们存在，灿然光耀，毫无用处。”在历史的无人性与冷漠之中，最纯粹的艺术家将“无用”发挥得淋漓尽致，由此“构成了无与伦比的尊严，残忍我族的‘高贵尊荣’。或许这种数学家、作曲家、诗人、画家、逻辑学家或认识论学者的‘骄傲’，和宗教或世俗的圣人在某方面救赎了人类”。

    伟大的艺术往往面临着被迫害的危险，艺术家有时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斯坦纳说：“未被道出的个人贫困、荒谬、孤立、默默无闻，更不用说基于意识形态—政治理由而加诸的极刑，一直伴随着伟大艺术、文学，或是哲学研究的诞生。”严肃文学、音乐及思想往往在暴政下产生。詹姆斯·乔伊斯94说：“挤压我们，我们是橄榄。”博尔赫斯95补充说：“检查制度是隐喻之母。”越是在极权统治下，艺术家的心灵可能越闪亮。然而中国似乎并非如此，这是很奇怪的现象。

    斯坦纳是个有点保守的、骨子里老派的精英学者，他讨厌时髦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一大堆五花八门的理论。他认为如今高雅艺术失去了耀眼的光芒，逐渐消逝在通俗文化的口水之中。他慨叹“在资本主义晚期，金钱大声咆哮，将时间和空间包装起来”，但他觉得文人没有权利去强行推动“高等”文化，把深奥的东西硬塞给普通人。

    斯坦纳认为，我们需要一种不再残酷的政治制度，让20世纪折磨人类的痛苦不复存在。“开放民主的社会是有疗效的。它们努力缓和痛苦、降低仇恨。”他自认为是柏拉图式无政府主义者：“我的政治总之是尝试支持任何社会秩序，即使只是最起码地能够降低人类环境的仇恨与痛苦的累积，让隐私与优异均有喘息的空间。”

    （主讲梁文道）

    乔治·斯坦纳（GeorgeSteiner，1929—），美国文学批评家。生于巴黎，1940年移居纽约，现居剑桥，任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特别研究员（ExtraordinaryFellow）。著有《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悲剧之死》《巴别塔之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