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错就改？不！

    我们永远喜欢将手指向别人，就连举世公认的暴君都觉得自己是好人。

    每隔一两年就有人预言世界末日的降临，假如预测失误，他们会觉得自己太傻吗？不，他们更坚信原来那套看法。1954年12月21日，美国曾经有一帮人相信世界会毁灭。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LeonFestinger）103混进人群中，想知道万一预言不准会发生什么事。

    12月20日，这帮人聚在一起祈祷，非常惶恐地等待飞碟来接他们。午夜时分，院子里没有飞碟出现的迹象，人群开始有点紧张。半夜两点，飞碟还不来，他们越来越焦虑。凌晨4点45分，领导者MarianKeech说她感应到新启示，世界全靠他们坚定的信仰和祈祷获得拯救。这帮人本来很绝望，听了之后欣喜若狂。信念坚定的成员打电话向媒体报告这个“奇迹”，抓住行人宣扬他们这套信仰。预言失败并未击倒他们，反而让他们更固执己见。

    费斯廷格由此获得灵感，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认知失调。当人怀有不一致的认知、态度、信念时，就会产生这种精神紧张状态。一个人明知抽烟不好，自己却是老烟枪，心理压力就很大。为了减轻不适感，最好是戒烟，戒不掉就用一套套说辞来说服自己，比如说有些人戒烟之后身体更差、邓小平抽一辈子烟也长命得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错不在我？》（MistakesWereMade(ButNotbyMe)）一书正是研究为何我们明知犯错却不肯认错，反而发明更多说法来维持原有见解，甚至将错误变成证明自己正确的新证据，在错误的道路上愈行愈远。

    我们对认知一致的需求如此强烈，以至于面对反证时，会想方设法加以批评、扭曲或者去除。这种偏见会延伸入潜意识。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性取向歧视等，有时是我们维持自我一致性的产物。比如某一族群的人很令你讨厌，而你觉得自己是好人，不能随随便便讨厌无辜的人，于是找出一堆歧视的理由。每个民族都会编造一些歧视其他民族的理由，这是一种自我辩护和自我调节。

    我们无法接受自己也是一个坏人，有些机关甚至养成“我们是正义联盟的一分子”的心态。检察官常常做出错误的检控，即使被揭发也不认错。一想到让无辜的人莫名其妙被关押了几十年，他们为了不否定自己的能力，就会努力证明自己不可能犯下这么严重的错误。有很多外在诱因让他们否认自己的误判，而内在诱因让他们相信自己是正直的、有能力的人，从来不会随随便便将人定罪。当新证据摊在眼前告诉他们相反的事实，他们会认为证据不够充分，这个人一副坏人模样，无论如何总会犯罪。

    我们很难承认错误，久而久之就觉得自己正确，错的永远是别人。大部分人认为对抗外敌时，政府一定是站在我们这边的，所以政府干什么都是对的。当年美国莫名其妙去炸伊拉克，尽管后来证实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子虚乌有，但很多美国人相信只是尚未找到证据。他们太信任既有信念，证据再多也无法推翻成见。

    就连举世公认的暴君都觉得自己是好人。有学者访问几位著名独裁者，包括中非“食人皇帝”博卡萨104，他们都宣称谋杀乃至吃掉敌人都是为了国家好，不然就会天下大乱。他们不认为自己是暴君，反而觉得是为国牺牲，是挨人痛骂的最大爱国者。

    有位作家写道，身为出于爱而压迫人民的人，所产生的认知失调程度可总结为“小杜瓦利埃在海地”。海地以前是个独裁国家，有张传单写着“身为海地不可逆转的民主奠基人，我愿意接受历史法庭的审判”，签名则是终身总统让—克洛德·杜瓦利埃105。就连希特勒都说德国人只是在“自卫”而已，因为一战战胜国用《凡尔赛条约》羞辱德国。

    我们永远喜欢将手指向别人，就连夫妻吵架也是这样。偏见形成之后，我们将对方的优点当作背景视而不见，只注意对方的缺点。我们对偏见的维持，有时比维持婚姻、友情、亲情还重视。

    （主讲梁文道）

    卡萝·塔芙瑞斯（CarolTavris，1944—），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任教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著有Anger:TheMisunderstoodEmotion（1983）、TheMismeasureofWoman（1992）等。

    艾略特·亚隆森（ElliotAronson，1932—），美国心理学家，曾任教于哈佛大学等高校，唯一获得美国心理学会授予的杰出写作、教学与研究三项大奖的心理学家。著有《社会性动物》《社会心理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