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素尚古学，虽拙于学，于古诗词亦甚不解。然，观今词之境况，余不忍见之，故欲以余之拙学革而兴于词也。



    古今中外，凡事物欲等于社会之发展，必时时注视时事且革旧之论也，古中国之社会皆领先于世界。可谓超于世界之潮，故敌国外邦不敢犯境，岁来朝贡。自明清以来承袭旧法而不知变革，使他国越世界而执牛耳之位，中国仍妄称天国，不知高低，故后几尽倾覆也。亦思古代儒学之发展，自是华美，故后有“知者在吾儒”，可见儒学之地位。



    早期之学，百家争鸣，而百家之中法者为君王之所共适，儒、墨两家亦为当世之显学。而又因何儒越尊位而墨匿迹于世，此亦为吾今人当痛思之。再者，论今世之发展何以机械代劳力也，何以出千里传音之派也，何以出飞轮之速也。故曰：革者，顺世界之潮流；固守者，为世人之所弃也。而论今之词学又何亦于此。于吾，当如是。



    词自兴起少变法，时人只知据曲填词，遂生《菩萨蛮》，《香行子》，《虞美人》，《醉花阴》，《浣溪沙》，《浪淘沙》等此类之学。而论其分音，只说：宫、商、角、徵、羽五音及平仄亦然。再究其个别品作，如晏元献之《菩萨蛮》中有言：“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句意在抒其相思之苦，一字“凋”则尽尽西风之无情，碧树之柔柔。“独”虽一字而含万千情思则暗指诗人之零苦，之孤单。而远路无尽、人未归则益增别愁离苦。此句定是胜似人间而非人间之作也。然，其句虽充实、丰满，而形式却显得呆板无比。吾思晏公定苦作于词，只因每每作词亦思字句之宫、羽，句式之平仄，逐字之音律，思之良久而不得字，虽苦于此，然，于己身却未能创词之新格也，故顺之。故多遇音律不和或二字取舍难割之事，此为定格音律之弊也。而思，苦行诗人贾岛“推敲”之事亦定与此相关。



    世人只知遵平仄为灵秀，而不知变其形式更为灵动，词人之思亦不缚于旧词格也。吾思汉字之发展也定与革事相关。世人知遵音律，而出《破阵子》、《忆秦娥》、《瑞鹧鸪》、《天仙子》、《念奴娇》、《凤凰台上忆吹箫》、《点绛唇》、《如梦令》、《声声慢》之类。知分情感之别，而有豪放、婉约之派。亦生李氏父子、李易安、姜夔与苏辛、晏殊、秦少游之名士。苏东坡为豪放之人物，故易生不羁之行，遂生变革。作词虽表侧遵循且于词法不舍，然后细细推敲亦觉此实为从心之作。吾尚此，然，苏子推出“诗词一家”之说，无不以此为是也。诗遵平仄，分五言、七律、绝句、古体及乐府诗等。而词之变化多端，非常人可掌控，吾虽试作，亦不敢自言字句遵律而工于词作。词较之于诗格式则更为灵动，易生多家学派，而诗吾只闻有时间之别而无当世几家之说（此指古体的排序）。



    词盛于宋，北南之间亦有大变革。名家词甚多，有妇孺皆知之词为易安，亦有“凡井水处皆能歌柳词”之说，遂有“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实为朴素实在之言故苏子亦曾为柳永翻案。而秦少游有词《鹊桥仙》“纤云弄巧，飞星传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此词真言之佳句实独唯有尾末之言，即“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此句既思于工巧又精于实事。有洞察毫末之慧眼，察爱恋之思之日长又思日之短，亦察两者之心切也。实为妙哉！而其余之句大多富于工巧，过于华丽，倒有种故意为之之感，与此言拼凑亦有红花绿叶之觉。自南宋易安变词格，提出词“别是一家”之风，而后鲜有闻变者。自此单论古之词之发展就此中断（排除后进近现代诗词之风，只因其不含古意而多受西方文化影响，吾今只就词而论，并非为轻视之意。）。许是多闻些颂论之句，时闻所谓“妄语”亦觉新鲜。



    李易安之《词论》中道：“沈唐、元绛膺继辈出，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欧阳永叔、晏元献，以为其作小词歌，直如酌蠡水小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此类之言，于今只算作常人观点，而却为南宋后世豪放派不遵循曲调者所厌恶。其因由也，只缘得后世大男子主义者认为李易安为一介女流怎敢妄论名家。在吾观来，此之谓俗流也！若结合易安当世，便不觉有异且为妙语。易安之时豪放词见少，而当世亦遵苏子之诗词一家之说眼见词将无路。易安之观点实为救词于水火之中，词之发展亦有易安之大功。



    故易安之观点不尽之地亦可谅解，后世之人不遵古时之境况，锱铢必较，妄自言道实为妄评。而于易安己身之词，易安自是多佳作，亦有人因易安写莲花之词甚妙，姑为人奉为“藕花神”，至今参拜。易安居士有词《凤凰台上忆吹箫》中曰：“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只因思人未伴身旁而无心梳妆，恐对镜，又思当日思人环发之境，又添伤心，又闻有船家呼声，以为思人已归，急着罗衣登上高楼。凝眸远望又见



    此非思人也，顿由喜化悲，悲切之情难寻字抒。心有不甘，又时有远望。“凝眸处”望穿秋水，一眼万年。此非情深不能至也。此词若着旁人之名，吾定于感词家用笔之工巧时亦觉惊讶，然，如知为易安，书此精妙，不足怪哉！此为吾妄语易安词也。



    而近代词家本少人，佳作亦难求，文人多作诗而少词。名家者，唯秋瑾女士，此人亦为侠义之辈，有词满江红曰：“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之句藏无尽愁国忧国之绪与爱国之心也。亦有近现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之《蝶恋花》有言：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亦思佳物难思，光阴渐老又和以对旧国命途之哀叹，之惋惜。吾辈不才且妄论先生之三境界，先生提出之三境界其一曰：“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其二曰：“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其三曰：“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于吾观之，此三境界虽为先生毕生心血，吾亦视之为珍宝。然，于吾今之所论，先生之三境界于词牌、词调甚至词格式之发展全然无用。而就词内容高度之要求，亦使许多爱词者望而却步。



    而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为伟大之人物，亦为诗人词家。其政治领导之才能自是无可匹敌，其文学之素养亦为后人欲求之境也。然，其虽引新字入词，却终未突破旧格之局限也。于吾观之，而今之社会多好于物质，亦多好奇于新事物而弃之旧事物，更无学诗学词、推陈出新之说。而待老辈逝去，新辈继出，人之思淡。试问，古之文化谁传？谁革也？而今忘祖忘本之辈亦多出于世，而若国家于文化之发展仅限于纸上而不行于实践。



    如此，古之文化必失。又怎敢妄出词界变革之言。欲复昔日之辉煌宜师西、革新；欲复昔日词家之风范定要传其旧而发其新也。此吾才疏之论也。



    易安居士作《词论》以正词名，出“别是一家”之语，余借其题以述今词之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