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在‘大众的宠儿’和‘世界的逃兵’之间转换角色。庆幸的是，我不再为此挣扎——无论处于哪种状态，重要的是快乐和精彩。这宝贵的内心安宁，正是时间的赋予。”



    这段感性而不失清醒的文字，出自周轶君的博客。“大众的宠儿”和“世界的逃兵”两个标签，看似矛盾，用在周轶君身上，那是再恰当不过。



    东南西北人



    从上海开始，一步步走来，北京，开罗，加沙，香港……这些年，周轶君足迹所及，遍布全球各地。她做过通讯社记者、主持人、观察员，在小剧场里看话剧、听摇滚乐，在地中海的灿烂千阳下漫步，在导弹的轰炸声中入睡，在残垣断壁和死尸旁工作……从新华社到凤凰卫视，她从来没有让自己安稳过。



    走过东南西北，“我就是个东南西北人”。



    周轶君本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举手投足间有上海女人的韵味。历经几年的风霜之后，如今脸上逐渐现出一种奇异的组合表情：眼睛里闪过的是孩童样的天真，表情却已经是个妩媚的女人了。多年相似的是，有一种气质始终像雾一样环绕着她，是游离的味道。



    “出来的上海人跟没有出来的上海人不一样，本身想出来的人和本身不想出来的人又是两种人。”



    1993年。周轶君读高中。低年级时，有人自北而来，对沪地的高中生说起北大燕园的故事。从此，北京，在这个小女生心中扎了根。艾敬一曲《我的1997》四处传唱时，她给篡改成“1994，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北京啦！”那时候，站在上海的旧式公寓下，从底层仰头上望，一户户晾衣服的四方铁架，叠成梯形，她感觉自己如同压在雷锋塔下的千年白蛇，出走的意愿也就那时萌生吧。



    高中毕业，正逢上海高考制度改革，北大、清华、人大都不在周轶君报考范围内。奈何心中发向北京的列车已经启动，志愿书上第一栏，周轶君毫不迟疑，全填上了北京的大学，。除了高旷澄净的北地天空有着致命的诱惑，还有一个梦想埋藏在她心中，除了去北京可以实现，别无二地。拿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通知书，梦想向她奔来。



    1994年。北京的天很蓝，东郊多艳阳晴空。周轶君下了火车，第一件事是买了一本北京俚语，北京话那股懒洋洋的儿化音特别迷人，她一学不可收拾。从小就有语言天赋，深懂不同民族的语言有不同的风情，千姿百态的语言，千姿百态的世界。初次接触阿拉伯语，轻巧怪异不知所云，带着兴味，她俯下身子埋头苦学，那时还没料到尔后竟与这门语言有这么大的缘分。



    1998年，周轶君大学毕业，进了新华社，终日与“稿”为伍。北京让她着迷，可“不安分”仍在体内发酵着。少年时代的梦想，口中吐就的异国语言，她等着上路那一天。2002年，机会降临，周轶君终于踏上巴以冲突正酣的加沙战场，一时悲喜交加。



    两年后，从加沙回来。一番抉择之下，离开新华社，她到了香港凤凰卫视。冥冥中的巧合，她到凤凰卫视，任职新闻采编部特稿组，与她离开新华社时的部门名称一字不差。



    北京，开罗，加沙，香港，相距万里的几个地方，她沿着未知的轨迹挨个停留。



    “我想做的事情肯定能做到”



    毕业时，班上4个人有条件报考外交部，周轶君是其中之一。部级单位，机会非常好，同学们都好生羡慕，周轶君看上去却并不为之所动。毕业前，老师拿来摄像机，要每个人对镜头说说将来的打算，轮到她时，老师直接说：“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你要当战地记者”。这就是她埋藏多年的心愿——要去考新华社。为这个梦想，周轶君愿意放弃任何旁枝斜出的诱惑。多年之后，在一次返回母校的讲座中，看着下面同她当年一样年纪的学弟学妹亮闪闪的眼睛，周轶君泄露了当时的心理，“上大学时，我怀着不为人知的秘密——想当战地记者。那是怎样一件战天斗地、令人兴奋的事情！猜想，那时候，我也是一双亮闪闪的眼睛”。



    罗伯特·卡帕（RobertCapa），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早在高中时候就是她的偶像了。在枪林弹雨中，他用血肉之躯去换取莱卡相机里的一格格底片，看他的照片仿佛可以听到子弹疾飞、隆隆的炮弹声响，每一帧都是人类愚蠢行为的明证，“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离炮火不够近”，这句话曾无数次让周轶君在暗夜里血液沸腾。可是后来，等她自己成为战地记者，她在讲座中，时常提醒那些“闪亮眼睛”的大学生们，卡帕伟大之处，不是他踩了地雷，而是他生前拍了很多好照片。



    所以，大学毕业，利器在手，到施展天下的时候了，她怎么会放弃呢？为了这个梦想，哪怕顽固得接近无理，她也要继续下去。“我觉得我想做的事情肯定能做到”，她知道自己不是那种各方面都去投一把注，广撒网、碰运气的人。认定了一件事，她一路走到底，死也不回头了。



    开始，周轶君认定新华社的国际部。新华社传回消息，不要女生，就算第一名也不要。后来她屡次三番亲自去问，招生的人头都大了，说了不要女生，这女孩怎么还来。最后，精诚所至，他们让她去对外部试一下。对外部对她很感兴趣，只招了一个人，就是她。



    事后想想，她自己都觉得冲动，万一新华社考不上呢？怎么就那么孤注一掷呢？但好多时候，不孤注一掷也不行，倒应了那句老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第一篇报道，坐在牛街清真寺，看着采访回来的一堆东西，几个小时不知道怎么写。后来在别人的帮助下，一字一句学着写，慢慢地也像模像样了。



    之后还去过埃及一年。留学回来，轮到她可以驻外了。领导照顾，让她去突尼斯，虽然环境好，可还不是她心中所想。发酵几年的梦想，此时已深沉如酒，寡淡的白水如何能满足她？听到加沙分社有空缺，刚好也没人愿去，她主动请缨，上面却不肯批准。她写信，写了长长的一封信交给社长，社长转到了人事局局长。消息反馈回来，局长要见她，要看看这小女子的固执所在。毕竟还是个小姑娘，周轶君忐忑起来，感觉凶多吉少。见了面，局长带着笑意望她，讲了个故事。之前有记者驻在那里，局长去看他，一个大老爷们，当着局长的面，眼泪都流下来了，那地方，不仅危险，而且艰苦，更重要的是，常年一个人生活，闷啊。听到局长的故事，周轶君放下悬着的一颗心，信心来了。“对于男性来说更多的是一种爆发力，女性更多的是一种韧性和耐力，我是去呆两年，不是两个礼拜，耐力比爆发力更重要”。听完，局长只说了一句话，“姑娘你去吧”，10分钟，判定了这个女孩正是需要的那一个。



    时间流逝,阅历增长,今天的周轶君会说,我开始接受,不是自己想做的事情都能做到。



    “原地找回我的牙”



    “曾以为在加沙两年只是生命中的一段拼打，后来才知道没有日子不留痕迹。无论在哪里，什么时候，只要加沙的场景在电视上、照片里闪过，我总能准确无误地辨认出来。”



    凤凰摄影师们跟周轶君开玩笑，说她去加沙采访是回“老家”，每一个角落都那么熟悉。在那里，她见过了战火，见过了鲜血，见过了泪水，虽说回来几年了，却怎么也忘不了。



    在加沙的时候，周轶君最喜欢一个故事，叫“原地找回我的牙”。一位CNN的女摄影记者被派往萨拉热窝进行战地采访，在那里，已经有多名记者丧生。六个星期后的一天清早，一颗子弹击穿车玻璃，正好击中她的脸部，几乎掀掉了她的半边脸——颧骨被打得粉碎，牙齿没有了，舌头也被打断了。送到诊所时，大夫们直摇头，认为她不行了。经过二十多次手术后，她又奇迹般地回到了工作岗位。这时的她，下颌仍无感觉，脸部还留着弹片。但很快，她要求重返萨拉热窝。这个女记者幽默地说，说不定我还能在那里找回我的牙齿。她甚至想认识一下当初袭击她的枪手。有人问：见到那个枪手后怎么办？她说，我会请他喝一杯，问他几个问题，比方说当时距离有多远。



    这个故事，残忍得接近不真实，却是所有战地记者的处境和心声。回来之后，有人问过周轶君，你还想去加沙吗？周轶君回答，我还会去，我对那里有牵挂。



    离上帝最近



    刚到加沙，CNN的记者给周轶君上了战地记者第一课，“坦克车向你开过来，人群朝你跑来的时候，这个画面是最好的，这是第一。第二，如果坦克车手故意要打你的话，你怎么躲都躲不过去。在武装冲突中，记者是不会被当做攻击目标的，你可以拍照片，你可以离他非常近；坦克手不介意的。只要你旁边没有巴勒斯坦人，你不乱，他就让你拍。当然，如果你身边没有见证人的话，他也会开枪。”一点一点，之后，周轶君学会了如何既能拍摄到第一手资料，又能保住自己的命，比如走的时候走之字形（让坦克手没法瞄准），举起手中的相机，让坦克手对自己没有戒心。



    以色列空袭，发射的导弹要一个一个数出来，这是周轶君最常做的事情。住的地方，玻璃因外面炸弹爆炸震得乱颤，窗外火光冲天，第一次数的时候，心惊胆颤数出了8个，第二天，看同行的稿子是12个，估计是害怕，数到第8个就已经晕了。



    炸弹离她最近的一次，就在楼下。那次，中国驻巴勒斯坦办事处工作人员请她吃羊肉。刚吃完放下碗筷，外面就传来惊天动地的声音，窗口一片火光，地板一直在晃，所有人立刻趴在地上。4次爆炸之后，武装直升飞机的螺旋桨声、重型机关枪扫射的声音接踵而至。爆炸结束后，周轶君赶回自己的办公室，炸弹的落点就在她的窗户下，刚才吃羊肉的地方，离办公室只有200米。这几乎是周轶君在加沙的工作经历中最容易的一次，不用出办公室，就拍到了现场照片。



    在战地，女记者是稀有动物，无论是国际媒体圈里还是巴勒斯坦当地都非常少见。由于加沙环境恶劣，西方媒体的办公室都设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周轶君曾是唯一常驻加沙的外国记者。



    去难民营采访，即使她穿了袍子，那些男孩子看到一个外国女人独自出来也觉得非常好奇。她在前面走，后面能跟着几十个孩子。开始不断朝她丢小石头，试探一下反应，她不予理睬时，他们改丢大石头，结果就把她砸伤。比起石头，更可怕的是不长眼睛的子弹和弹片，在加沙活动的记者们人手一个头盔、一件避弹衣。战地的状况变化不定，并不意味着穿得越多越安全。2002年，CNN一名记者拍巴勒斯坦人向以色列坦克扔石头的场面，因为他穿着避弹衣，人们就躲在他背后拿他当盾牌，结果他被以色列人打中受了重伤。



    在以色列时，很少会坐公共汽车。难得一次搭公车，分外紧张，小心翼翼挨个给这些人“相面”，看有没有潜在的人体炸弹。曾经有次跟朋友一块儿坐车，在车上碰到熟人，周轶君请朋友用希伯莱语代问那个熟人“是否害怕乘车”，朋友很不屑地哼哼几声，意思是，不要问人家这种问题。不过很快，他郑重地对周轶君讲，“你害怕吗？以色列人每天每时都要面对这种情形！”



    “爆炸背后人性的东西”



    “真正动人的故事是在前线稍后一点的地方，要做爆炸背后人性的东西。”在加沙的两年，炮火、枪击、炸弹，带来的恐惧都是暂时的，永恒的还是日常的生活。恒常生活中累积出的善恶，善恶中彰显出的力量，恰恰是最不能忘记的。任何人都不愿意拿危险当炫耀的资本，可不得不直面这一切时，除了需要勇气，还需要一种力量。有人说，面对苦难和挫折，你要抬起头来，笑对它，相信这一切都会过去，今后会好起来的。希望是不幸者的第二灵魂。向往美好的未来，是困难时最好的自我安慰。在多难而漫长的人生路上，我们需要一颗健康的心，需要绚烂的笑容。苦难是一所没人愿意上的大学，但从那里毕业的，都是强者。



    为了采访“爆炸背后人性的东西”，她来到距离以色列定居点最近的一户巴勒斯坦人家，全家十多口人，只有一张床。当晚这张珍贵的床让给了她，其余人全部睡在地上。这个什么家具都没有的家里，最安全的地方是厕所，那一晚，全家往厕所里跑了好几次。透过窗台，周轶君可以看见以色列的巡逻坦克正通过他们的门前。



    随后她又去了另一户以色列家庭，仅隔一条边线，这户人家的生活与巴勒斯坦人有着天壤之别，房子很新很漂亮，安全措施很严密，像一个世外桃源。可是，这个家庭连一个巴勒斯坦人都没有真正见过，却把对方想象成为魔鬼。毗邻的人，相互不见面、不了解，却将仇恨的根系越扎越深。回国之后，她多次提起，只有你真正经历过那样的一段生活，战争、流血、死亡，不再只是电视、报纸上的影像和图片，而是就发生在你面前的真实，那一刻，你会发现其实一切都不是最重要的，生命、人道，才是你付出所有的努力想要达到的最底线。



    那次周轶君停车在马路边上，迎面走过来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孩，央她买他的糖。匆忙之中顾不得这个孩子，她继续打电话，许久才发现，孩子在马路边上哭起来。俯身询问得知，这个孩子一天一笔生意也没有做成，父亲失业了，妈妈常年卧病，兄弟六人在加沙不同的角落卖糖、卖报纸。孩子还告诉周轶君，长这么大，他从来没有喝过牛奶，更不要说吃肉什么的了。听了这个，她于心不忍，把他的糖全买了，后来楼下的警卫都笑话她。隔了一段时间，在另外一个地方，周轶君又碰到这个孩子，告诉他她可以买他的糖，他却说出了一句话，让她肃然起敬。他说我不是乞丐，你不用这样对我。之后再遇到他，周轶君会给他买一些奶粉，她说你可以上学。他说家里比较穷，虽然是义务教育，但是他们要收书本费。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他，有一天周轶君在马路边的时候，另一个孩子跑来告诉她，他上学去了。那一刻周轶君眼泪差点掉下来。



    新华社驻加沙的办公室特别大，周轶君一个人住198平米，因为巴勒斯坦人全是大家庭，找不到小房子。她有两个卧室加一个大客厅，经常一个月都不会走到客厅里去，客厅的钟停了多久她也不知道。



    忙的时候不觉得，一闲下来，孤独就钻进心里了。她不是一个很恋家的人，但有一年中秋她特别想家。“我的窗户对着地中海，我就冲着大海叫妈妈。”但这种时刻太少了，两年里她几乎忙得根本没有时间去孤独。强烈的使命感能帮人克服厌倦，要像生活本身一样活下去，还需要一份谦卑的态度。周轶君最不缺的就是这个，她在阳台上种了很多薄荷，学中东人煮红茶的时候就摘几片放进去，为自己营造点小情调。空袭一过，她会开着大吉普车去海边。加沙什么工业也没有，天非常蓝，没有人的地中海宁静而美丽。她觉得自己独霸了这片天地，这辈子都不会在其他地方看到这样的美景了。



    进了凤凰卫视后，巴以冲突仍然是她报道的重点之一，几乎每年都要往返一次。每当同事听说她要去加沙，都会逗她：“你又要回家了吧？”像个仪式一样，一回到加沙，周轶君就会开着当年的大吉普到曾经居住的公寓楼下转一圈。



    “当年的门卫还在那里，而且没有忘记我，我的车子离得还很远，他就叫喊着我的名字。一个地方待久了，即使加沙这样的地方你也会产生感情的。”



    她一直觉得自己挺幸运的，第一次被派驻加沙时才26岁，作为一个记者，很年轻的时候就来到一个全世界最热点的地方，不是谁都有这样的机会。同时，作为一个人，年纪轻轻开始目睹生与死的较量，就像一颗种子种下去，慢慢发芽抽枝，将会汇聚成一股怎样的力量！



    做一个真正的记者，做一个真正的人



    英国小说家毛姆说，对于有些人而言，在出生的地方，他们好像是过客，在本乡本土的陌生感，逼着他们远游异乡，寻找一处永恒定居的寓所。远方，才是故乡。



    战场上死亡的威胁令人拥有前所未有的强烈存在感，重回故国，过客的影子又清晰地浮现上来。周轶君要继续走。《诗经》里说，茕茕白兔，东走西顾；衣不如旧，人不如新。时间只是单程火车，有去无回，有的只是现在这一点。到凤凰卫视，是此刻生命中的机缘。



    决定下离开新华社，去凤凰之后，许多原来的同事对她的行为感到不解。



    “我不认为，一夜成名会给人带来成功。我相信，一个人在努力工作，取得成功之后，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因为他从中得到正确的思想，它包含着对世界和宇宙的认识，他也因此能理解别人的错误，能赞赏别人的成就……我希望在将来，首先是我的思想，其次是我的眼光，可以触动社会，也许你认为我有点想入非非，我希望保留我的自由。”摄影师ErnstHass的话，周轶君拿来回答那些疑问，此行目的——做一个真正的记者，做一个真正的人。



    “从通讯记者转做凤凰人，由图文思维转做影像观察，足迹从中东荡至天下——讲故事的手段改变，看世界的心灵依然载欣载奔。”在相对特别的位置看世界，这是凤凰卫视能给予周轶君的自由和位置。



    到凤凰之后，她又有了多次机会回加沙。也去过伊拉克，依旧在飞来飞去，在记录，在分享，只是做新闻的方式，从文字和照片变成活动的影像。在凤凰最重要的成长，是她完成了从中东记者到国际新闻记者、时事记者的转型。除了伊拉克，阿富汗，以色列，埃及，巴林，她还出色完成了朝韩冲突、泰国总理专访、二十国集团峰会、瑞士达沃斯论坛，乃至汶川地震、新疆骚乱、台湾选举的报导。



    忙碌起来时，她是一贯的有条不紊。除了做“指哪打哪”的记者，同时还任“纵观全局”的新闻编辑；大事发生时，作为资深记者，她会客串新闻直播中的评论员；同时，多次走上主播台，主持新闻深度报道节目。因为主持《凤凰观察》，周轶君还尝试了一个新的身份—时事观察员，每天从纵横交错的国际资讯中剥丝抽茧，识别一条条新闻间的关系，判断哪些会成为焦点；继而调查新闻的前因后果，整理新闻发展的趋势。



    从通讯社记者转作凤凰观察员，在凤凰的日子也四年有余，“大事发生我在场”，经历多年的新闻职业生涯，她开始思考自己所从事的这份事业的意义。



    “我们每天做动态的新闻，很多人说有什么意义呢，你今天做完了，明天就是一张废纸。包括做战地记者，我很好的朋友说，你们那是去看人打群架的，管我什么事啊。”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做的事情是在做积累。记者工作的意义不是在一开始你就能去发现它，而是慢慢的，你就会有一种能力，发现一个问题，回答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个问题，”



    对她这样的人来说，做新闻、做记者，永远不是一个功利的过程，而是类似一个聚水成涓的过程。一个事件本身，相对于浩渺无垠的时间来说，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当无数的事件无数次的累积之后，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便从中而来。做新闻，最大的价值也就在这里。



    非典型文艺女青年



    常有人笑她是文艺青年，周轶君不置可否，感情跟血液融为一体，她需要的是一个发泄口，至于表现在外的形式，文艺与否，已经不重要了。



    零敲碎打的时间里，采访归来的夜深人静，她打开博客，涂抹一些感性而跳跃的文字，有时通宵伏案，直到东方即白。她懂得一旦偷懒，经历便再也没办法复活。从加沙的时候就养成的习惯，到现在一如既往。



    “今天，在结束旅途的纷乱之后，终于推开自家房门，知道吗，我竟忽然感觉一脚迈进坟墓。大概那一天来临时，人就是这种感觉——旅程结束，进一个房子休息。但这感觉一点也不恐怖，甚至有些欣慰。”



    “我也蛮享受含雨欲滴的天气，好像蜷缩在一粒灰蓝色的大水球中，稳稳妥妥。也只有在这样的天气里，回忆旧友，心间无限温暖。这世界上，还有那么几个人，你在他们面前，可以放声大笑，也可以潸然泪下。想到这点，我就心满意足。”



    从加沙回来，周轶君集中精力写了一个多月，2005年，《离上帝最近：女记者的中东故事》一书出版了。



    “冰冷的新闻稿背后，还有更多所见、所闻、所想，新闻稿之外，还有这样一种方式，让人们更好地去了解，我们的同类，那样生活着。



    “最重要的是在巴以地区，这个传说中‘离上帝最近的地方’，人性的善与恶，格外分明。这本书，是战地见闻，更是人性的镜子。写巴以的特殊性，更写人类的共性。去那里之前，我只知道他们爱，他们恨；亲身体验之后，才看到了为何爱，为何恨。‘为何’背后，是人性的多层面。”



    书的《后记》有一段话：“无法坦然面对他们的眼神。记者总是从别人身上榨取故事，然后走掉。我总有穿上裙子、看到正常生活在彼岸的一天，他们还继续他们的冲突，他们的故事……”



    除了文字，还有影像。周轶君喜欢摄影，水平很不错。时间过去之后，若要重温，照片是最鲜活的。周轶君的照片，捕捉一些细微的光影律动，不经意露出时间、生命的变迁。光怪陆离的影像中，总带着隔离的味道。



    性格多面体



    闲暇之余，她用做菜犒赏自己。英谚所谓“烹饪是唯一可以不让艺术家饿肚子的艺术”，周轶君常挂在嘴边。厨房是书房之外，她最爱待的地方。切切弄弄，蒸蒸煮煮，还要记得“统筹安排”，仪式感十足。她幽默地调侃自己，要调理，一是写字，二是烧菜，大概可以通向龙应台说的“素颜修行”。因为这个趣好，博客上常常记录“妙手偶得”的过程。



    “剩了一顿‘芝士炒饭’的料，妙手偶得，用‘浙绍南乳’替换芝士，仍跟黄油炒，再添一味素鸭。盐都免了，颜色更加喜人，口感愈发缠绵。这道菜是从一不相识的上海美眉blog上看来的。她年轻可人，早早结婚生子，看得出很得先生疼爱。可她却给这道洋葱青椒胡萝卜方腿香肠的‘十全大补’起名‘什么都有，也会有被厌弃的一天，我们都要有这个准备。’常怀千岁忧啊，小小年纪。腐乳换芝士，多了一星幽默，不知道能不能破了她心里的谶。如果要转行，我想当个素食厨子。不开私房菜，开电影《海鸥食堂》里的那种平民小馆。名字就叫‘相见欢’。”



    知己难得，无酒不欢，偶尔素手调“羹”，调一杯“自由古巴”与朋友分享。有人写周轶君，说她是一个想成为喜剧演员的记者，举出她一个段子。有一次在北京，她和《生活》杂志的一帮人在鼓楼大街张旺胡同“床”酒吧，有其他朋友要过来，打周轶君的电话问她酒吧叫什么名字，她对着电话大声说：“叫chuang！”，乐坏一干千杯知己。



    博客里也有记录，“终于见到在香港中文大学攻读圣经的希伯莱语才子孟振华。热烈地讨论他在以黎战争期间的前线见闻，讨论我们两年前在msn中聊过巴拉克＋阿巴斯的组合，是否能开创巴以新局面……那天，虽然因为忘记带钥匙，把自己反锁在门外一下午，但心里还是美美的，非常满足。”她是率性无为的。



    周轶君常说自己幽默。见惯了悲喜之后，幽默何尝不是一种豁达。“我很无厘头的，真的，我觉得自己就是周星驰的妹妹，我以前一直想成为一个喜剧演员，因为我觉得自己很有喜剧天分。”她常这样与人诉说，信则有，不信则无。



    周轶君解嘲，也有“矫情”的一面。说是“矫情”，毋宁说在为心灵搭筑的一点自由空间。看戏剧流泪，看电影流泪，参加葬礼流泪，听到某句话、体验到某种感情也流泪。在加沙的时候，周轶君看戏剧《警察乐队来访时》，讲埃及亚历山大警察交响乐团到以色列演出，意外迷路在荒郊，埃及人与以色列人的心灵碰撞。看到埃及警察摘下帽子，盖住以色列餐馆里一张“六日战争”照片，座中泣下，唯周轶君也。



    “每次参加葬礼都想流泪，不是因为死者，而是葬礼上的活人：绝望而盲目地呼喊口号。最动情的一次是听说特拉维夫发生自杀爆炸，而前一天，我第一次去那个城市。写了一篇《为生者哭泣》。还有一次从拉姆安拉出来，一个巴勒斯坦老太太抓住我的腕子反复喊：犹太人把我们欺负苦啦！当时我就‘迎风流泪’了。你看，我不但为巴勒斯坦人，也为以色列人流眼泪，所以有的人说我‘亲巴’，有的人给我扣上‘亲以’的帽子，其实我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体验人在战争状态下的情感。政治层面上的是非是另一个问题。”



    平淡是真



    回归平实感情。多年的奔波，周轶君心觉亏欠的，还是父母。从当初报考大学义无反顾选择北上，到行走战场，回国之后，又到了香港，常见不能相见，亏欠良多，着实心愧。国内工作的日子还好，在加沙做战地记者时，工作多久，他们就承受多久的折磨。一直以来，只好用“善意的谎言”遮慌。以色列发生爆炸时，就说自己在加沙；加沙遭到轰炸，就说自己在耶路撒冷。后来，父母渐渐习惯了，周轶君才敢“实话实说”。父母不愿见她到处乱跑，但给了她选择的自由，让她感恩无限。



    幸运的是，爱过人，也被爱过，现在仍然爱，也被爱着。



    从战场回来，作为“战地玫瑰”，周轶君出名了。相比名声，她说自己更看重的是“作品”。相比畅销，她更更看重的是“自己满意否”。相比“自己满意”，她更看重的是，对他人、对时间有没有意义。为什么六年前出版第一本书之后没有趁热打铁接着出？她回答，因为没有“自己满意”的东西。更因为还在思考，什么才是对他人、对时间有意义的东西。她补充说，“当然，这么想，也许是我把自己看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