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若处子动若脱兔
蒋晓峰每每出现在公司时，就一个字——忙。
坐在凤凰卫视资讯台那宽敞、现代、时尚、先进的环球新闻中心……的一个幽暗的角落里，无论白天黑夜地点着一盏散发着白色幽光的小台灯，时而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脑屏幕，时而埋头奋力地码字。
别看这个角落不起眼，坐在这里的四个人可不简单。他们都是多年行走于世界上最混乱、最热点、最敏感地区的资深记者，在天下暂时太平而不用出差的日子，他们就整天拿个放大镜满世界地“找碴”：
中国国家副总理王岐山去美国访问的时候为什么送给对方的礼物是篮球？是让对方准备好接中国的招？奥巴马到中国来访问，送给中国国家主席***的礼物，居然是夏威夷产的围棋，为什么不是国际象棋？这代表了对中国文化的尊重，还是提醒中国，准备和美国进行一场耗时的博弈？
他们管这个叫做《凤凰观察》，每天一期，目的是在每天发生的纷繁复杂的新闻事件中，在每个新闻事件所包含的千丝万缕的脉络中，尽可能于短时间内，掌握来龙去脉，从中剥丝抽茧，透过现象还原新闻本质。于是这些整天东奔西走、灰头土脸的记者们，突然干起了主持人的副业，时不时衣冠楚楚地粉墨登场，还有了个新名字——“凤凰观察员”。
凤凰观察员都是行走江湖多年，见多识广的人士。平时经常游走在世界上各个大事发生的现场，与新闻事件“热接触”；回来则继续“隔岸观火”，“监视”国际动态，算是“冷观察”。凤凰卫视资讯台的领导懂得“物尽其用，人尽其才”，于是天天找他们来商量：根据观察，你看这世界上哪个地方有点要出事啊？你看这事会发展成什么结果啊？……这叫做新闻预判。凤凰观察员们有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常常要给台里写报告，提供中长期新闻线索，预判新闻大事件，有点相当于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小型“智库”。
如此这般的工作强度，让蒋晓峰不忙也得忙。要么就是好几天不见人影，被发配到混战、爆炸现场采访；要么就是陷在办公桌上奋笔疾书，或穿梭于机房、摄影棚做节目。对凤凰卫视来说，最爱的就是这种给一份钱干多份事的混搭式人才。不仅能“隔岸观火”，还能“赴汤蹈火”；出门就能采访，回家还能做片，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吗？！
逢差必急逢急必乱
蒋晓峰每每不出现在公司时，还是一个字——累。
再正确的新闻预判也无法估计到突发事件具体哪一天来临，更无法预知事件现场会发展到多么危险的程度。蒋晓峰基本是“逢差必急”，大事发生，管你在干吗，即刻收拾行李走人。而突发事件的现场往往也都不是什么太平的地方，这几年，蒋晓峰亲历了泰国曼谷红衫军街头血斗、印度孟买连环恐怖袭击、炸弹乱飞中进行的阿富汗大选、巴基斯坦政府军清剿塔利班……虽然蒋晓峰是战地记者出身，但是每一起突发事件都有独特的复杂性，可以完全参照以往的经验去搞定、摆平的情况基本没有过。每一次出差对蒋晓峰来说都是未知的，只能说大概了解一个情况，但真正设身处地到那个环境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对他的安全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谁也无法预先想象，靠的只能是他的随机应变了。
2009年6月，伊朗举行四年一度的总统选举，蒋晓峰被派往德黑兰报道大选情况。有点奇怪的是，凤凰在德黑兰是常设记者站的，有女记者李睿坐镇。一向主张精兵作战的凤凰竟为此次选举大动干戈，从香港总部增派记者和摄影师远赴当地，这有点不寻常。不过蒋晓峰心里可明白，自己走之前，资讯台对此次选举的背景进行了充分的分析，认定这场选举可能不简单，弄不好出大事，这才派了他前往增援。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猜想是靠谱的，那次伊朗大选复杂的程度，远远超出正常选举本身，更像是第二次伊斯兰革命。
德黑兰，又见德黑兰
对于德黑兰，蒋晓峰再熟悉不过了。九年前，当自己还在新华社国际部的时候，第一次被外派驻站的地方就是德黑兰。那时的自己还是一个没有多少实地采访经验的年轻记者，只在国际部做过一段时间的编译工作，偶尔也做些分量不重的采访。可能由于自己是北大波斯语专业的科班出身，第一次外派就被空投到伊朗这个遥远的中东国家。当自己学习多年的波斯语和伊朗这个国家关联起来的时候，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
虽然已经掌握了沟通必备的语言，但德黑兰干燥的高原气候让这个从小生活在江浙一带的人花了好大力气适应。更让人不爽的是伊朗特殊的社会氛围，那几年，新闻采访倒是其次，占用蒋晓峰时间最多的一件事情是在伊朗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弄清他们做事情的规律。将近三年的时间下来，伊朗迥异的气候环境，陌生的社会氛围，以及必须面对的各种人情世故都给这个初出茅庐的驻站记者上了一课。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蒋晓峰认为对自己帮助很大，虽然很苦很累，但却很有实效，从此就“翅膀长硬”了。
再次回到德黑兰，这里已是剑拔弩张。6月13日，伊朗大选终于尘埃落定，现任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以高票连任总统，然而这一选举结果却遭到了广泛的质疑，其竞争对手伊朗前总理米尔-侯赛因·穆萨维一方称，选举存在“明显违规”。让蒋晓峰他们预感到的事情来了，虽然选举结果已经产生，但是，针对结果的争议却愈演愈烈。抗议活动持续爆发，规模越来越大，最后竟严重到政府出动警力镇压，造成平民死伤。蒋晓峰他们猜到了结局，却也没猜到结局是这样的恶劣。这是自30年前伊朗革命以来上街参加集会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抗议活动，并逐渐演变成德黑兰10年来最严重的骚乱。不过有一点不出预料，此刻，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了德黑兰，而蒋晓峰早就在这里候着了。
“亲历式”报道
蒋晓峰来凤凰卫视之前是名通讯社记者，一张纸一支笔就可以搞定天下。到凤凰之后，他成了一名出镜记者，时常需要对着几块玻璃在那讲话。刚开始的时候，领导说他眼神游离，“你要死死地盯着那个镜头！”蒋晓峰心想：那又没人，我看什么啊！逐渐，蒋晓峰发现，电视新闻是全方位的。摄像机太残酷了，记者有一点思维不连贯，有任何迟疑或反应慢的情况，都会被一五一十、原原本本、百分百的记录下来。但同时，摄像机也能最直观地反映新闻现场，拉近观众与新闻事件发生地的距离。蒋晓峰开始学会电视的画面语言，每次采访都琢磨着怎样找到适合镜头表现的东西，用画面讲故事。他管自己的报道方式叫“亲历式”的采访，也就是要让自己融入到新闻发生当地的环境中，通过现场目击，得到自己独家的、独到的报导内容。
此刻的德黑兰一片乱象，蒋晓峰每天是哪里有骚乱就会出现在哪里。然而随着骚乱不断升级，伊朗当局迅速加大镇压，采取了强硬的镇暴手段。同时，也对外国媒体采取了严格的限制，防止外国媒体拍摄到暴力打压场面。穿制服的警察，不穿制服的警察，在德黑兰布下了针对外国媒体的天罗地网。随处都能有各类治安人员在晃动，军情人员也是无孔不入。他们对面相“非我族类”的人非常敏感，对手中拿着摄像机的人更加敏感。蒋晓峰和摄像师每天出去采访总会遇到有人来盘问，要求他们出示证件。光是记者证还不够，还必须持有专管外国媒体的部门所发的批文，这种批文有严格的采访地域规定，类似于只准采访香港沙田地界，就绝不可以越界到粉岭采访。
多年混迹战地养成的习惯不会让蒋晓峰在这种限制下屈服，他充分发挥了中国传统战术——游击战，做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而且手脚干净利落，坚决不在同一个地方久留，每次都在军情部门赶到之前，就收起摄像机离开。当然，这两个带着摄像机的明显外国面孔，怎么也逃不开被警察盯上带回去问话。但蒋晓峰聪明的是，绝不让自己被“请”到同一地界内的警察局两次，而在被迫到警局接受调查的过程中，他便故意用英语盛赞一番伊朗选举的透明公正，装傻充愣以换得尽早脱身。
夜半惊魂
夜间的骚乱景象和白天的相比往往更加暴力，打、砸、烧一应俱全。而夜间的拍摄报导也可以利用夜色环境的掩护，更便于记者做隐蔽拍摄和远距离拍摄。蒋晓峰想得挺好，但真正操作起来才发现，夜间政府的镇暴手段也更加激烈，对记者也更不会客气。还好，有政府防记者，自然也有反对派人群就会欢迎记者。有好几次采访，抗议的人群中就有人主动为蒋晓峰他们“望风”，当远远看到有民兵或者便衣军警过来的时候，便会用人墙遮挡视线，好让蒋晓峰他们提前撤离，免生是非。
但有时，是祸也躲不过。有一次在蒋晓峰他们拍摄的过程中，有骑摩托，戴头盔，手持棍棒的民兵突然沿街袭来，见人就打。蒋晓峰和摄影师随着人群一起赶忙撤退，并坚持边拍边退，但人群随即就分散向四面八方，蒋晓峰他们一时竟也找不到合适的地方躲藏。幸好这个时候，一个好心的德黑兰居民让他们躲进了自己家里暂避，并及时将室内灯光全部熄灯，几个人大气都不敢出地静静等待。当时，门外起码有100辆民兵摩托车在这栋居民楼前不断地兜圈搜查，一直到两个多小时后才离开。这次的危险经历让蒋晓峰反思了一下这样的采访究竟有没有必要，但想来还是认为通过一些细节和局部的展现，能在一定层面上，反映出宏观局势的紧张，以及部分民众和政府执法部门的对立情绪。于是后来，蒋晓峰琢磨出了，到居民区楼顶拍摄比较安全，还创新地用了手机拍摄新闻素材。
凤凰的“疯子”
尽管每次出差都是这么“扣人心弦”的经历，更别提什么时差和连续几日严重缺觉，但每一次出差都会被蒋晓峰视为珍贵的机会。公司为什么委派我去而不派别人去？公司让我去一定有公司的考量，那么我就做对得起公司的事情吧！于是每一出差，他都是一付毫无保留的劲头，出现在镜头里的时候，从来都是精神奕奕，看不出丝毫疲惫。但是，就像前线作战的将军一样，每当有很大很艰苦的战役时，他们都可以不折不扣地坚持到最后一刻，但往往让他们彻底崩溃的，是指挥部发来命令说，你们的进攻可以结束了。当突然喊停的时候，那种可以不吃不睡一个礼拜的精神头就泄了。每次出差回来，大家看到蒋晓峰都会说他明显黑了也瘦了，而蒋晓峰自己也只有在每次做完事情回到公司后，才会突然发现身体的透支，感觉到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的双重疲劳，却同时萌生出更大的一股成就感。别人夸赞他“敬业”，他却说，在凤凰，出去采访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做到有所保留，如果有所保留的话，回来之后会感到遗憾的，如果别人和我不同的话，只能说明别人不敬业！
有人曾因目睹凤凰卫视的员工太过敬业而将他们比喻成一群“疯子”，从这种意义上说，蒋晓峰一定就是其中疯得最厉害的一个。而更确切一点说，他从大学毕业，选择了记者这份职业的第一天起就已经“疯”了。
没有“绝对安全”的巴格达
想当年，从小就上外语学校的蒋晓峰，因为觉得英语实在没什么好学的了，就选择了北大波斯语专业学习。大学毕业后，他毫不犹豫地走进了新华社国际部，人生目标从来就没有这么明确过——我要当记者，出国走走看看，我可不要在单位待着，一张报纸一杯茶!
被单位派去美国学习一年，浅浅地镀了一层金后，他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次驻站机会——德黑兰。这三年的驻站经历是带有人生转折性的，因为自从德黑兰回国后，蒋晓峰就开始坐不住了。记者站的生活深深吸引了他，即使回国了，他的心也早就野了。他开始觉得办公室太小了，自己的一身力气无法施展，每天都有种虚耗的感觉，当太阳下山的时候，他就会感到今天一事无成。这种感觉折磨了他一年，这一年里他天天都盼着做点有成就感的，有挑战性的事情。终于，新华社在当时全球最危险混乱的地区——巴格达需要人手，这正中了蒋晓峰的下怀。
那时，伊拉克正是最乱的时候。虽然美国一厢情愿地宣布在伊拉克的主要战争已经结束，但事实是，在伊拉克国内，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就此被打开了。伊拉克国内各派别间的矛盾，伊拉克人跟美国人之间的矛盾，伊拉克跟派兵参与战争的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一下子全爆发出来。在公开的决斗台上，至少可以看到眼前的目标，可以看到刀光剑影从哪而来，从而懂得如何去防御。但身处在伊拉克这种环境，到处都是乱枪乱跑，飞弹流枪，大部分武装分子只想趁机作乱，并没有明确的目标，今天出来搞个炸弹袭击，明天出来绑架人质，让人躲都不知道往哪躲，所以，这时候的伊拉克是最危险的。
蒋晓峰至今还记得，当时去萨德尔城采访美军清剿武器的时候，几千几万件的枪、炮、反坦克地雷就那么摆在面前，如果当时有反美分子扔一颗炸弹过去的话，在场人全部都得报销，想想都让人后怕。
前去驻站之前，蒋晓峰当然知道巴格达
战后见到活着萨达姆的第一位中国记者
2004年9月，美军正准备攻打反政府武装分子聚集的费卢杰，美军和伊拉克政府军对萨德尔城的攻击也是最猛烈的时候，蒋晓峰空降到了巴格达。和其他人一样，蒋晓峰也对战地有过很多想象，但有些东西除非你身处当地，否则凭空想象也是徒然。蒋晓峰清楚记得，自己刚刚抵达巴格达走下飞机的那一瞬间，还没看清楚战地景象，就已经感受到巴格达的酷暑对自己造成的威胁。那是一种蒋晓峰从没感受到过的热浪，巴格达夏天一般都有摄氏55度~58度左右，这完全超出了蒋晓峰的想象。而另一个残酷的事实也摆在眼前，战争中投下了很多贫铀弹，放射性物质会渗透到当地的土壤和水里。虽然没有科学的证据说明，渗透到水里和土壤里的这些化学元素会对蔬菜、水果，会对当地的饮用水产生多大的危害，但这对日常饮食产生的影响无法逃避，也无法选择。蒋晓峰倒是对此很镇定，对于战地的条件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想，又不能不吃不喝，来到这里来肯定要付出代价的，没办法！
真正让蒋晓峰兴奋的是，伊拉克是一个新闻的天堂，虽然他离地狱也只有一线之隔。在巴格达，蒋晓峰是“蒋Boss”，此去他已经是首席记者了，手底下有一名文字记者和一名摄影记者，还有十几名伊拉克当地雇员。在这个满地都可以找到新闻的地方，他可以充分按照自己的理念，通过运用团队的每一个人去执行贯彻。这样自由的、无羁绊的状态让蒋晓峰很享受。在巴格达的时候，蒋晓峰“放肆”地留了一头长发，从外形到内心都得到了释放，从有形到无形都没有受到任何束缚。
而最让他自豪的是能够从几百家媒体中脱颖而出，争取到萨达姆庭审现场25个媒体席位中的一席。我们可以在当年萨达姆接受庭审的新闻图片中，找到萨达姆身后一条穿着蓝色牛仔裤的腿——那是蒋晓峰的腿。为了这个机会，他同安排记者席位的美国官员无数次地反复交涉，终于得到机会，挤进现场，获得一手资料，成为了战后见到活着萨达姆的第一位中国记者。
乔装打扮的采访
在战地，新闻线索纷繁复杂，想快速摸清就要培养人脉。已经在伊朗受过人情世故洗礼的蒋晓峰此番正好大有作为，他甚至连警察局都打通了，所以对于重大新闻，常常发稿比英美等西方通讯社都快，由此，还惹来美军方面的交涉，表示不希望看到他们发布美军伤亡的消息。
在战地，更重要的事情是学会保护自己。战地状况每日不同，即使有前人经验也无法时时适用，大部分情况还要靠蒋晓峰自己摸索对策。在战地，保证一天的安全简单，保证一年两年的安全，不时刻长心眼是不行的。就像每次与警察局的线人交易，蒋晓峰都是尽量隐蔽的，因为警察本来就是袭击的目标群体，减少暴露与警察的关系，不仅能少惹事，也防止自己被连累。“蒋Boss”手下有十几个伊拉克雇员，他们有什叶派的，有逊尼派的，也有基督教的，这都是蒋晓峰有意招募的。在这个派别复杂，个中冲突不断的国家，不同的时机，不同的地点，派不同的雇员前往，才能既保证新闻到手又保证了自身安全。
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被判刑之后，他的族人扬言为他报仇，同时复兴党的残余也要跟政府作对。这个时候，作为萨达姆老家的萨拉赫丁省毫无疑问应该是最乱的一个省份，也是最值得去一探究竟的省份。蒋晓峰思考再三，决定亲身深入这个省份当地进行采访，不然实在无法写出什么有血有肉的报道来。
萨拉赫丁省距离巴格达开车要两三个小时，沿途是著名的死亡之路。因为这条路上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遇到交战，路两边全是刚刚炸过的弹坑，连伊拉克人都不怎么敢走。蒋晓峰一向不是鲁莽向前冲的人，每一次采访之前他都会做风险的评估，在很多他觉得应该去，但是会冒很大风险的地方，他都会努力把自己的这种冲动压下去。当有其他雇员或者手下的中国记者要求做危险的事情时，我都要认真作出判断，认为不行的就要说服他们。这一次的采访，蒋晓峰下决心时确实有点困难，他充分估计到了危险性，但他也认为自己手上有一张王牌——他在巴格达最得力的助手夏南。夏南正好是萨拉赫丁省人，有了他的帮助，深入采访的可能性很大。
夏南建议蒋晓峰乔装，不让别人发现一个不像伊拉克人的面孔，以此减少被盘问的机会。于是蒋晓峰顶了一个方格头巾，带了一个墨镜，还躺在了汽车后排，尽量避免被人发现。在夏南和一个蒋晓峰最得力的保镖兼司机的帮助下，三人很顺利地进入了萨拉赫丁省。深入到省里面去才发现，其实当地人很热情，刚开始看到有中国记者到这个地方时，还觉得有点不可思议。采访相当成功，让人清楚了解了当地人对局势的看法，对审判的态度。
对于自己当时的伊拉克雇员，蒋晓峰一直心怀感激，甚至是感恩。可以说是他们保护了蒋晓峰在巴格达的所有日子。当蒋晓峰结束驻站回国时，成功地把夏南也带回到了中国，保证他过上了没有战乱的日子。
家门口的枪声
蒋晓峰常说，到了巴格达那个环境，人抵御恐惧的能力就会上一个层级。但是当战火真真实实地燃烧到你的身边，说不怕那是假的。
驻站中的一年除夕，蒋晓峰受邀去中国使馆参加聚餐。在伊拉克，蒋晓峰只要出门都坚持自己亲自开车，因为考虑到路上随时会遇到的危险境况，他更愿意相信自己的判断，毕竟自己的命运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比较踏实。那一次去中国使馆的路上，蒋晓峰遇上了最不想遇到的交火情况，路段被整体封锁，车子被迫停下来无法前进。眼见战火越来越激烈，蒋晓峰坐在车里，听见外面“乒乒乓乓”的声音，感觉很抓狂。平时他最怕的就是被堵在车里，他们记者的车是民用车，不像大使馆的车是防弹车，被堵在路上的时候，简直是无处可逃。原本十分钟的车程已经被堵了差不多四个小时了，蒋晓峰再也无法忍受了，看交火的持续状况，可能还会有部队来增援，那样的话就更不知道要激战到什么时候了。判断了形势后，蒋晓峰跟着旁边的车一起倒车，然后掉头行驶绕出了城，兜了一大圈后，最终到达了使馆。
还有一次是最危险的，枪战就发生在新华社办公室门口。蒋晓峰听到子弹频频打在墙上的声音，赶忙指挥众人远离玻璃、木板和阳台，躲在混凝土构造的遮蔽物后面。此时人跑不出去了，办公室也没设防空洞或者地道，所有人都快疯了。蒋晓峰此时从监视器看到，他们的司机正好要下班回家，试图跑到停在门口的车里开出去，但他刚跑到后备箱那儿，由于子弹乱飞，就马上趴在地上不敢动了，而后又一点一点爬回了办公室。
枪战持续了一个小时，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蒋晓峰的担心更甚了。如果武装分子冲进来怎么办？这里只有两三个保镖，每人只有一杆枪，防御能力非常弱，武装分子可能有车，可能会配备重型武器，如果冲进来的话，占领小楼，劫持大家作人质，后果不堪设想。此时，连“身经百战”的伊拉克雇员们也不知所措了，一个劲儿地问蒋晓峰该怎么办。
蒋晓峰心里虽然七上八下的，但是作为一个记者站的首席记者，作为“蒋Boss”，他极力地让自己冷静。他知道，这时候要是连自己也失控了的话，这整个团队就完了。也碰巧，当天正好有一位新同事刚刚抵达记者站，刚来就遇上这样的事情自然紧张得不行。蒋晓峰一面安慰新同事，同时也要控制住自己，就这样心惊胆战地度过了这段恐怖的经历。
“不准备去越南西贡！”
在伊拉克，日子待得久了，也要懂得苦中作乐。蒋晓峰从小就离开家乡上学，以致培养成了一身厨艺，平时如果家里接待同事们来访，他炒一小桌都不在话下。蒋晓峰自称从来没有拿手菜，因为他每个菜都拿手。在国外驻站的日子，食材、调料都很短缺，那时候，如果收到一瓶国内的酱油，相当于收到一瓶茅台。不过对蒋晓峰来说，做菜是一种创造，有无限多的搭配组合可能，在国外，在战地，他也能因地制宜，独创性地制作一些食物。
在中东，馕是最普遍的主食，但作为中国人，实在没法想象顿顿吃馕的日子。于是有一天，蒋晓峰突发奇想，把吃剩的硬邦邦的馕用水泡了泡，然后切成丝，用鸡蛋、羊肉还有国内带来的珍贵的酱油一炒，那个味道啊，连伊拉克雇员都闻香寻来，连声称赞。
蒋晓峰喜欢吃鱼，好在巴格达有条底格里斯河，于是他每周最大的快乐就是去集市上吃底格里斯河烤鱼。第一次看见这种沙漠地区盛产鱼，竟然如此肥美，小的也有两斤多，大的五六斤也不足为奇，蒋晓峰连称是奇迹。看集市上的商贩把鱼对半剖开，用标准的木炭烘烤，并且一口气烤出几十条，那架势，豪迈！那风味，原生态！
蒋晓峰来到香港后，真正是“如鱼得水”。香港对于他来说，就是生猛海鲜加上柴米油盐，约等于天堂。蒋晓峰在香港最喜欢去西贡——香港著名的海鲜产地，在那里，一边看着海景一边吃着刚捞上来的海鲜，讲究点的再点瓶红酒，那叫一个惬意。有朋友来香港的时候，蒋晓峰经常推荐他们去西贡看海或吃海鲜，但他常常遭到朋友的拒绝：“暂时不准备去越南西贡！”
“我要二十年的安稳么”
2006年从伊拉克回国后，凭着对电视新闻报道的浓厚兴趣，蒋晓峰加入了凤凰。毛主席曾经对新华社说，要把整个地球管起来。蒋晓峰发现，如今新华社是管起来了，但是新华社那么多人，每人能管的只是很小的一块，而凤凰小小的，但是却能管的真是很宽广。
这些年，蒋晓峰不仅常跑骚乱、战争现场，也去深入走访了封闭的朝鲜，为自己的“邪恶轴心国”采访经历成全了一个小小的“大满贯”；还走访了世界杯开战前的南非以及暗流涌动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每多走一个地方，多了解了一个地方，人生中一个陌生的区域又可以被填上了，这是蒋晓峰热爱自己工作的主要原因，人生就在于填空！
做了“凤凰观察员”之后，他发现自己需要填的空更多了。纵使多年东奔西走，也并不是每种情况都可以了解，《凤凰观察》可以说是话题不限，无论国际、国内，政治、文化，硬性、软性，都是可以观察的对象。面对大量未知区域的知识空缺，已经从业十三年的蒋晓峰现在也依然做着菜鸟记者必备的功夫——下班后回家做功课。
蒋晓峰的一位同事曾经对他说，你在新华社混得好好的你来凤凰干嘛，再过二十年你看看，你在新华社的境遇一定会比在凤凰好很多！蒋晓峰当时愣了一下，心说，可能是哦，但又转念一想，我要二十年的安稳么？二十年里我可能有很多经历，会有很多经验，但却没办法去量化这些东西，只能属于个人财富了。
“现在做的事情是为老了以后准备的”
蒋晓峰当年从巴格达回国的时候，可以说已经具备了在仕途上平步青云的条件，也拿到了国内能拿到的记者最高奖项——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但是巴格达对他的诱惑力，竟然大到让他动了重回巴格达的念头。他解释说：“当你在一个很投入的状态的时候，当你在享受这个过程的时候，突然把这个过程终止了。就好像你在享受一顿美餐，突然有人把你的饭碗给夺走了，那种感觉很不爽。你总想把这个过程继续下去，虽然不可能到达一个最终的位置，但是总希望能够把它延长。因为当你抛开一些私心杂念的时候，心无旁骛地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蒋晓峰很推崇一句话——“现在做的事情是为了老了以后准备的。”
“人是由不同的经历组成的，有的人简单一些，有的人丰富一些，有的人短一点，有的人长一点，那么为何不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变得丰富一点呢？人老了以后不能做什么了，只能去回忆。现在求安稳的人到老了以后会很心慌的，因为再想去弥补，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也没有这个时间了。所以别给自己留下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