扛着摄像机进山
2009年12月4日。西昌冬日，阳光猛烈。汽车前往普格（普格县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东部，任韧此次的目的地）的山路上，不停掠过巍峨翠绿的山峰，山涧江水时隐时现，奔向远方。路上一片寂静。车里坐着的，是凤凰卫视的主播任韧。这一趟出发，那个以往在电视上侃侃而谈，时而理性、时而洒脱的任韧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因信念的激荡而不断陷入沉思的任韧。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个叫小涛的慈善组织的男孩。
任韧此行，颇有点壮怀激烈的感觉。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想做一个片子，讲述生命悲苦的尽头究竟是什么。
从2005年进凤凰卫视以来，这几年的主播、记者酸甜苦辣的历程中，任韧一直在找寻一种“接地气儿”的感觉。儿时调皮捣蛋的他，进了凤凰滚打摸爬了几年，慢慢对人生有了自己的感受。
刚开始做新闻的时候，任韧脑中常常闪过已故国学大师季羡林的一句话：“真话不全讲，假话全不讲”。后来慢慢发现，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底线，对于媒体人，尤其是新闻人来说，这个底线更重要。一位新闻界前辈曾经总结道：“如果不能说真话，起码可以沉默；如果不能沉默，起码可以不说假话；如果必须要说假话，起码也要不添油加醋的说假话”。
在凤凰的这几年，任韧一直行走在辨清“真话”和“假话”界限的过程中。这条界限，并非泾渭分明、黑白分明的一条线，而更像一条犬牙交错、互有渗透的狭长地带。“在真相和假象之间，在触碰和回避之间，在拿捏和分寸之间，我们的工作时如跋涉于暗黑丛林的独行者，有时更贴近阳光，有时却步入黑夜；有时摸到那条界限，一窥那疾风暴雨中的真相，却不得不用更多时间和精力去烘烤衣衫和擦拭鞋面。”
五年的记者生涯，见惯了世间生离死别、悲喜交加，回头想想的时候，任韧心头常常浮起一声感慨。有一种感觉是怎么都忘不了的，那是一种站在新闻现场的土地上，地气从脚底升腾，弥散四肢百骸，血液沸腾翻滚的兴奋感，后来任韧知道了这叫“接地气”。为了继续找寻这种“接地气”的感觉，此刻任韧又踏上了进山的路。
在决定独自进入四川凉山地区的麻风康复村前，任韧已经做了大量调研。而在此之前，任韧在北京的老同学也已经做了许多实地调研和联系工作，无形中替他减少了很多工作量。小涛是一家慈善组织的义工，他是一个平和、淡定的年轻人，他所在的慈善团体，将为任韧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带着一股热血和冲劲儿，就这么扛着摄像机，任韧进山了。
麻风病在世界范围内曾是一种常见的病，由于这种病症常会留下残缺恐怖的容貌，并具有极强的传染性，所以人人谈“风”色变。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的麻风病人背负着“风中魔鬼”的十字架，被迫离开家人，逃入深山，结成村落。如今，这批曾经的麻风病患者已经康复，科学也证明了百分之九十五的中国人对麻风杆菌免疫。但是麻风康复者破碎残缺的面容肢体，依旧阻吓着世人走近。正是这群被大家渐渐遗忘的人，牵动起了任韧的神经。
多日之后，当这个片子以《梦·乡》为名播出并获得热烈的反响之后，任韧写下过这么一段话自明心志：
因为那个遥远的、令世界谈虎色变的字眼——“麻风病”，黑暗丑恶的禁忌，曾经驱使人类对麻风病患做过许多蠢事、坏事甚至恶事，而这一切，居然都是在保护生命的神圣名义下进行的。你也许知道“麻风船”的来历，也许读过维多利亚.希斯洛普的《岛》，甚至读过福柯的《疯癫与文明》，了解欧洲历史上关于麻风病的黑暗一页。
了解了这些后，也许你会陷入和我一样的困惑：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国还有多少麻风病患？他们的生存状况如何？那些已经治愈了的麻风康复者，是否已经过上了正常生活？人类文明的发展程度，配合已经能够治愈早期麻风病的先进医学，是否达到了平和接纳他们的程度？这是我制作《梦·乡》这部纪录片的肇因。
如果你看完我的片子，仍然对答案感到疑惑，甚至更加疑惑了，那么恭喜你，我的无力感“传染”给你了。如果你是一个有着基本良知、道德感和正义感的人，就一定会接着寻找真正的答案，你也许会试着问更多人这些问题，并开始琢磨自己能做点儿什么，来寻求解脱。客观上，你的无力感将“传染”给更多人，那么，这部片子的目的就在这儿。
生命悲苦的尽头是什么
山路崎岖颠簸，脚底不停传出土石刮蹭汽车底盘的沉闷声响。“四川凉山州是历史上麻风病高发区，每个县都有麻风村，”同行的小涛告诉任韧，“村里大多是康复患者和他们健康的下一代。因为最基本的尊重，这些村子，大家都称之为康复村。”
在小涛的陪同下，任韧开始了为期七天的采访拍摄。
汤医生是村子的管理者，也是村卫生站的负责人。年轻时因麻风病来到这里，在村长和村支书贪污携款潜逃后，汤医生开始接受慈善团体的培训，成为全村唯一的赤脚医生，并且负担起了村里的管理工作。大山深处，交通不便，这个彝族人家聚集的村落，缺少很多卫生设施，小小的卫生站，只有一些最简单的消炎药、凡士林和葡萄糖水。
麻风病导致病人末梢神经干坏死，即使是康复者也永远失去了皮肤的感知能力，长期闭汗特别容易引致皮肤干裂，溃疡成了多发病。镜头前，通过为一位老人处理脚底溃疡，任韧见识了整个惨烈的经过：一块型如脚板的硬皮包裹着脚底的骨头，汤医生用锋利的刀片在硬皮上刮蹭，黄黄的脓水从裂缝里流出。刮过之后，再涂消毒水，裹绷带。来此之前，任韧已经了解过麻风病村的基本生活状态，可这个过程还是令任韧不忍卒视，尤其当老人毫无表情抬起脸，黄军帽下溃烂后只剩一颗白惨惨的眼球，泛着余光望向任韧，挤出一丝笑意。任韧与他一对眼，心惊肉跳。
这也无怪。任韧自小的成长经历是一帆风顺的，从小学到大学，乃至毕业后进入凤凰卫视，成为记者、主持，这个勇敢、上进的年轻人一直没有真正见识过什么是苦难。此刻看着镜头前默默忍受的人们，任韧有点接受不了。如果说生命必须藉由苦难，才能将它最真髓的意义挥发而出，那么眼前深沉而缄默的苦难，是否背负着生命最原初的尊严和力量呢？
清晨的桑科洛村静谧安详，熬桉树油的铁炉冒出滚滚白烟，空气中弥漫着桉树叶子燃烧后的特殊香气。在麻风病魔肆虐的阴影下，这里每一个人都平和、安详。太阳日复一日升起，为每个人身上笼上一层公平而慷慨的阳光，无论贫穷抑或富贵，疾病抑或健康。
苦是什么？从卫生所走出来，任韧一遍一遍问自己。这些住着昏暗简陋的房屋，穿着凌乱破旧的衣物，从事着劳累沉重的活计，忍受着残忍屈辱的病痛折磨的人们，脸上却无一具有大城市中人常见的焦虑和烦躁，相反，以一种源自生命根源的坚韧，不屈不挠地面对生活的考验。仁慈无处不在，体现在此，便是赐给了他们平静而又安然的神情。这种神情深深地打动着任韧，他忍不住要一探究竟：生命悲苦的尽头究竟是什么？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几天之中，任韧走访了这个村子的每个角落，沉浸在这种平静安然的环境中，任韧不想离开，这里的一切都让人感动于生命实实在在的美好。
钱智昌，是此次拍摄的主人公。老人是彝族村落里唯一的汉族人。40多年前，包括钱智昌在内的最早一批麻风病人进入了这个村子，四十多年光阴流逝，他们一手创造出了这个村子。12岁时得了麻风病后离家，40多年来，他一直孤身一人，无儿无女。在麻风村住到20个年头的时候，两个彝族年男人看钱智昌老实勤恳（彝族村里男人不耕田，粗活全由女人干），便将他们的母亲——一个彝族老婆婆丢给他，从此不管不问。打这以后，钱智昌便同这个大他20岁的老婆婆，以夫妻的形式共同生活了近30年。人总要吃饭，钱智昌在锄头和镰刀柄上绑布条，套住胳膊，跪在地上，一边挖坑，一边用嘴将玉米粒撒入土坑，就这样，一年收获七、八千斤玉米，成为他们生存的主要来源。20年来，钱智昌每天跪在地里种苞谷，大他20岁的老婆婆给“一家人”做饭，这个生拉硬扯的“家庭”一直存在至今。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年岁一大，钱智昌心头的乡愁味道越来越浓重。“没有感情，总是想回家”，谈及“家庭”生活，了解到钱智昌的心境，任韧心中泛起说不出的滋味。来此之前，任韧已经了解过麻风病村的基本生活状态，但当亲自面对这些平静而绝望的苦难时，他还是选择了长久的沉默。此刻，作为一个媒体人，任韧感到自己能做的，真是少之又少，当然，也有了做点什么的冲动。
回想二十多年的成长历程，任韧一直走得非常顺利。儿时的他，也曾调皮捣蛋，爱玩爱笑。不仅爱玩，玩的花样也不少，甚至能算上“先锋”和“实验”。那时候老家阜阳常常有一些走街串巷的架子车，收购废铜烂铁兼补锅碗瓢盆，每逢停到任韧家附近，小任韧便撅着屁股看那些师傅如何点火，如何烧熔锡块、补补丁，长大之后，任韧仍旧记忆犹新。
之后小学、初中、高中，任韧遇到的老师一直都不错，受到了很多智思方面的启发，大学顺利考上了中国传媒大学的英语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四年的大学生活，任韧通过主持校内外活动，给广告片配音，给英语口语集训营当业余老师，利用语言优势做了一个又一个尝试，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北京电视台实习了之后，又顺利进入凤凰卫视，做了主播和记者。一路走下来，也已经有四年多了。四年的多时间，收获最多的，还是生命的体验。此次进山，也许亦是为此吧。
世事浮云流水，任韧自恃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别人眼中的他，也跟多愁善感搭不上边。以往有人曾这样介绍他：
镜头上的他，成熟稳重的正点新闻做得，理性睿智的《时事开讲》做得，充满激情的《凤凰全球连线》做得，和搭档漫天对侃的《今日金牌》也做得。博客世界中的他，也不情愿固定于一成不变的文风。有调侃的时评，他称之为不吐不快；有严谨的政论，他称顺应约稿要求而作；有感性的游记、随笔，他称是玩性大发的尝试。镜头下的他也不能轻易归于内向或者开朗之中，有时众乐乐，也有时独乐乐。他说和特别熟的朋友也经常聚在一起闲侃，边吃烧烤，边喝酒，边聊天，“那也是很high的”；但找不到人的时候，他也可以一个人去旅行，去广西古镇黄姚，去神秘的柬埔寨，一个人端起相机，记录点滴。
此刻身在大山深处，面对一位思乡心切、黯然神伤的老人，他却不能抑止地升起一种贴近地面的责任感和义务感。
回家的路
回家，这个温柔的字眼，从钱老人的口里说出之后，也在任韧的心中扎了根。这个梦，能由任韧帮他还了吗？
然而，谈何容易！这中间要经历的困难，不用刻意去想，都能猜得八九不离十。尤其是众人对麻风病患者的偏见，更是难以根除啊！但是，任韧无法忘记初次见到钱智昌老人，当他伸出手与钱老人握手的时候，老人肩膀明显一颤，双臂无意识的向后缩，用仅剩一根的手——包着皮的骨头紧紧握住自己，但眼神却惊慌得无处逃遁。这样的老人，走向社会，走向那个陌生而熟悉的“家”时，会被接纳吗？尤其不能忘记的，是老人那祈求而畏缩的眼神。
下定决心为老人寻找“回家”之路后，任韧马不停蹄地开始收集老人家乡的资料。通过了解，任韧知道，由于多年在外，钱智昌在云南昭通的老家已片瓦无存，亲戚散落在云南广东四川各地，而从小把他带大的嫂子，按年龄算，现在也已老态龙钟了。从四川普格县到云南昭通巧家县有长途汽车，巧家的村子里，住着钱智昌的嫂子和侄子、侄女。虽然三小时的车程并不远，但这段距离已经阻隔了老人四十年之久。
灰蒙蒙的清晨，山里有飘缈的晨雾，按照事先说好的，任韧来接钱智昌。老人专门换上了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的藏青外套，肩上背一只破书包，在门口等他。和他同住的彝族老婆婆在一旁望着，手足无措。临走前，钱智昌不舍地看了一眼生活多年的小屋，“老婆婆要伤心了，”已过花甲之年的老人嗫嚅着。
一路上，任韧和小涛不停地安慰着激动的钱智昌。虽然借手机联系过了嫂子，但老人还是为即将到来的重逢而手足无措，“如果他们愿意接纳我，国家再帮助一点……如果他们不接纳，我六十多岁了，离开人世也好……”这番话，他支离破碎说了好几遍，说不下去了，眼睛红红的，抽噎着，低头沉默，一车的人都沉默起来。
到了钱智昌的老家巧家县车站，任韧举着摄影机跟钱智昌下车。大门尽头，一个干枯瘦小的身影独自站立，只有钱智昌老迈的嫂子亲自来了。钱智昌的拐棍颤抖着，急速杵着地面，向嫂子奔去。没有想象中的扶肩恸哭，两个老人在相距两米远的地方定住，相对无言，老泪纵横，许久，嫂子偏过头，用手帕擦红红的眼，转身走进候车厅。钱智昌紧紧跟着。看到这一幕，曾自诩为“汉子”的任韧差点落下泪来。
晚上，生活终于现出它残酷的一面。钱智昌的侄子、侄女都来了，旅馆昏暗的灯光下，家庭会议沉闷而尴尬。侄子代表家人向任韧他们宣布：“刚才我二爸（钱智昌）想到办法，我们也是这个思想……能够进到养老院去。要是转到巧家这里，没有地，也没有房子，我们也没办法……”
是啊，穷途末路的亲戚，身上还背负着麻风病的阴影，投奔来了，让他们怎么办呢？大家陷入了沉默的僵局。既然早已答应下来，那帮到底。任韧上前，主动关了摄影机，坐下来跟他们协商：钱智昌老家没有地了吗？其他地方亲戚怎么想？真的没有办法了吗？去哪个养老院？要办什么手续？跟去一个人好不好，怎么可以进养老院？
“不行啊，没有办法，明天要上班”“我们这边是云南，对四川不熟悉，你们带他去吧”“今晚住旅馆的钱，你们帮他付了吧……没有办法”
听了这些话，任韧咬着牙，钱智昌低头坐在一边，不说话。
就这样吧，明天，带他去普格县养老院，不行去民政局……
这次，真的只是“回家看看”。
剩下只有沉默了
只剩下去敬老院的渴望了。
从云南回四川，看着坐在后座的无精打采的老人，任韧心中说不出的难受。老人絮絮叨叨说了很多：康复村里他是汉族，其他人是彝族，语言不通无法交流，在敬老院可以和人说说话；敬老院有人做饭，一天三顿能吃饱；亲戚不用爬两小时山路，方便来县城看他。他反复把这三个意思说了几遍，任韧和小涛默默听着，不时插上一两句安慰的话。但大家都明白，他们却要面对的将是更大的困难。
第一个遭遇的，是分管养老院工作的一位同志。任韧说明来意，还没等钱智昌说话，他就干脆利落打断他们，“麻风病怎么能住敬老院呢？你把其他人传染了怎么办？”连日来的经历，让任韧练就了一身看碟下菜的本事，赶忙向他解释，“这位是康复者，不是麻风病人，凉山州疾控中心可以开具麻风病痊愈证明。”“不行”
又一次遭遇到拒绝。钱智昌又沉默了。从办公室出来，阳光依旧清冽，却晃得耀眼。任韧决定带着钱智昌到敬老院看看。
敬老院在乔乡，离县城半小时车程。任韧带钱智昌在院里走走，老人们三三两两聚过来，形成一个以他为中心的小群体。一小时后，有官员赶来，给他们解释说：
“敬老院和康复村是两个保障体系。敬老院只能给城镇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住，像他这样的麻风病只能住康复村。”
又一个希望被打破了……
后记
任韧2009年12月底拍摄完这部片子，2010年1月初做好了剪辑大纲。由于内容比较偏生，且为独立制片，一直没有找到在主流媒体播放的机会。最终，得以在凤凰卫视《记者再报告》栏目全版播出。
2010年1月16日晚上7：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播出麻风康复者钱智昌回家之路的纪录片《梦·乡》。随后，《梦.·乡》双语版被香港青年协会推荐到“青年院线”在十月份的放映会。2010年10月15号“青年院线”放映当日，任韧和香港观众进行了现场交流，香港青年对弱势群体的关注热情，让任韧深深感动。
钱智昌在任韧片子拍摄完成后，重新回到康复村（森科洛村），继续他平凡和孤独的生活，西昌的义工小涛不时给他寄一些书去。
附录：
我爱你如爱众生
苦是一种什么感觉？有个朋友正为情而苦，柔肠寸断，辗转反侧，无法自拔；也有朋友正逢事业低谷，纵百般努力，不得上级赏识，郁郁终日。这些苦，似针刺刀割，疼痛难当。
可是，还有一种苦，数十年，甚至一辈子，被同类拒绝，遭遇不尽的白眼歧视，妻离子散。纵有正常人一般的七情六欲、爱恨情仇，却生生隔绝与人世温暖之外，自成群落，相互依偎。重回人世的希望一直都在，却在日复一日的等待和自卑中消磨殆尽，鲜活善良的生命总有不甘，却只能在大山深处孤岛村落中慢慢凋零。甚至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早已与正常人一样健康，却依旧被打上魔鬼的烙印，无法融入人群，继续在无尽的孤独中自生自灭。
这种苦，谁能担当？
五十年代，中国麻风病人背负着“风中魔鬼”的十字架，幸存者或自愿或被迫离开家人，逃入深山，结成村落。活着或许只是一种痛苦，但谁又愿意像猪狗一样死去？纵然到了今天，麻风病人早已被大部分治愈，科学也证明百分之九十五的中国人对麻风杆菌免疫。但是麻风康复者破碎残缺的面容肢体，依旧阻吓着世人走近。
苦的尽头，是什么？
我想寻找答案。因为时不时，有些苦痛也会找上我，有些漆黯也会缠住我，觉得无法承受之时，我想知道，那些与我命运迥异的个体，面对更大更绝望的苦悲，是如何让生命之花执著的开放？
想的多了，就决定做点什么。
我想做一个片子，讲述一个最普通的麻风康复者的故事，它根植于康复者心理和身体双重的苦痛，却必须寻找悲苦尽头的答案。这个答案，不会是“苦尽甘来”那么简单。我只是明白，有些事，非做不可。就像煎熬灵魂的地狱之火，釜底抽薪，才能让它熄掉。
释迦牟尼看尽人间悲苦，巨大的怆痛充塞他的身体，即便是佛，参透苦，又何其艰难！
但佛终于说，我爱你如爱众生。
多么绝情又多情的话！
——摘自任韧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