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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九章劳燕分飞
    寒鸦飞数点,污水绕孤村。荒草出空屋,落日未逢人。



    黄昏已经到来,拖着长长的身影,从西安回到老家鲁西南空旷的大地之上,行囊空空的“老板”觉得很伤感,也很落寞,甚至觉得内心十分的悲凉。



    刚才在路上,他眼见着发生了一起车祸,那个被撞的中年女子有点像倪萍,一条腿被卡在桑塔纳轿车的前轮下,连声喊疼,并央求下车来看她的司机“不要碾死我”。那肇事司机则近乎捶X顿足,连连说,这可咋办啊,这可咋办啊!都怪领导,都怪领导!早上他还说,特权车就要有特权车的谱,就要横冲直撞,不然交警会以为你是假冒的……



    要在平时,“老板”一定会很热情地上去管管闲事。问问情况、评评理,协助伤者一下,但今天,他懒懒地,没有任何心情和意愿,并最终选择了漠视一切和继续走路。



    更糟糕的是,半小时前,他在县城下车,路过自己的母校城关四中时,见那里似乎在罢课,十几个老师带着一百多个学生,整整齐齐,就在学校门口集体跪着。让“老板”深深感到,中国就是一个从上往下煽耳光,从下往上喜欢下跪和磕头的社会。虽然整体可能不差钱,但在这个社会里,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平等权、尊严感和安全感,更别说幸福感和自我实现感了。



    询问边上的一个老人后,“老板”知道,因为处在县城黄金地段,为了发展房地产,县委决定将四中整体搬迁,而安置师生们的新校区不仅就在那个已经废弃了的县城化工厂,新建的许多建筑还存在严重质量问题……



    那老人像个退休干部,最后跟“老板”发牢骚说,咱这小县城,连三线城市都不靠,却呼呼地可劲盖房子,硬生生把许多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小学都变成了工地,这个是毁坏文脉,缺八辈子德的事情啊。搞不懂为什么要疯狂起楼!



    “老板”家那老屋所在的村子,距离县城大概10公里。与去年春节回来时的情景一样,大后晌走路上,行人稀少不说,还极难碰到青壮年。各村各户,基本见不到50岁以下的年轻男人和女人。



    田野里劳作的,是青一色的老人,时不时,地头的田埂上还出现放有婴儿的童车,一些幼小的孩子甚至就躺在地上的一件小包被里。估计是怕孩子调皮乱跑,有的老人还专门用绳子将孩子拴在架子车或别的什么农具上。那些憨憨的孩子在泥里土里随便玩着,有的饿了爷爷奶奶也顾不上管,哭累了,不是就地躺倒睡着,就是抓起地里的大青虫来,直接咬着吃!



    “老子修理地球那会儿,还能养住一家人并养上几口猪卖哩,现在种地,就是个赔本的买卖!别说养猪了!年轻娃们不考学就没出路,考不上的不出去打工,就没活路!”这是留着山羊胡子的潘八爷去年春上说的话。



    潘八爷是全县的反间谍尖子和爱国模范。他几十年如一日,每天早上都在自家的小院里播放国歌并升国旗,晚上回家还要把国旗给降下来,风雨无阻、从不耽误。五年前,通过记者的采访报道,县领导知道潘八爷的事迹后,还专门派人给他送来了一个可以挂在小院里树干上的三防录音机,并将他原来那面从垃圾堆里拣来的、已经发白的国旗给换成了新的。现在,每当潘八爷升国旗,小院里响起洪亮有力的国歌旋律时,左邻右舍就知道,已经6点半了,这可比打鸣的公鸡要准得多。



    潘八爷从小父母双亡,一辈子没娶上媳妇,前些年除了种地,还以拾破烂为生。能成为反间谍尖子,据说就是因为他在拾破烂时不但捡到了潜伏敌特废弃的电台电路板,还有几盘很有价值的录像带。后来公安机关根据他老人家送来的东西顺藤而上,还真的破获并消灭了阶级敌人在胶东地区的情报中枢。



    老人们都说,潘八爷那儿子是领养他妹妹的或是在路上捡来的,反正对他不好,从小一直养到大,现在儿子却自己一个人过。因为是县里的典型或者说门面之一,虽然救济款和慰问金微薄,但潘八爷现在至少可以不用去拾荒了。



    最近,听说县里还破例给他办了低保,让他享受城镇居民才有的待遇。这让潘八爷对国家的感情更深了,每天饭可以不吃,把国旗洗得干干净净,让国旗一尘不染地升升降降,成了他最大的事业。



    潘八爷那个一瘸一拐的养子在县城化工厂下岗已很多年了,申请救济没人管。后来听说潘八爷让亲戚们凑了些钱给他做小生意,生活才略有起色。只是刚好没几天,那个不成器的就被工商税务联合派出所罚去了一大笔款,说他贩私盐还在家里偷种罂粟花——他院子里有数的那几株罂粟花其实是潘八爷种的,说是可以当药治疗感冒和头疼脑热啥的……



    粮食不值钱,化肥、水费、机耕费之类却年年涨。不管怎么说,在老家,这几年种地已经没有了必要和意义。因为地不养人甚至种不起地,为了摆脱贫困,乃至只是为了求得生存,好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跑到天南海北去打工。



    只是,除了精彩和无奈,外面的世界也很乱、很残忍。“老板”他们村就有好几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在外出打工后跟家里失去了联系或者彻底失踪。其中有个叫雷玉的,本来在郑州干装修好好的,忽然有一天在大街上就被人强行拖进了一辆面包车,随后被扔进陕西还是山西的黑砖窑干活。后来逃离黑砖窑回到家,门都不敢出了。



    在鲁西南,“老板”家这一片不算缺水,但因为农业生产不景气,原有的河、塘、渠、堰等水利灌溉设施大都慢慢坏掉了。除了水土正通过沙化和盐碱化一点点流失,大量的旱地也被废弃。“老板”家所在村(过去的生产大队)周边,过去那些清凌凌的水塘现在或淤积、或垮坝、或成了臭水塘甚至造纸厂、化工厂等排污大户的废水池。



    去年“老板”也曾给大哥提建议,说,可以弄几个干净的池塘养养鱼、种种莲花、搞一搞垂钓园或农家乐之类。但大哥说,关键是缺像样的劳力,别说修塘了,现在谁家死了人,都很难找人抬出去……



    前几天连续的雨,让整个村庄没有了飞扬的灰土和泡沫、塑料袋、卫生纸等白色垃圾,显得格外宁静,连空气也清新极了。村落里,一缕缕炊烟正袅袅升起,送来着充满了纯粹人间烟火味的饭香。干涸的河道旁的大白杨树下,几头毛驴正百无聊赖地或啃着青草,或撅着屁股把粪,偶尔,它们会仰着脖子杠叽杠叽杠叽地乱叫,惹得远处那些流浪的野狗也汪汪汪汪地狂吠。



    顺着往村子里去的主干道前走,除了偶尔见到肩扛农具的老人,就是三五岁的小孩子,大部分村民家的大门上都挂着铁锁,很少能看到年轻人。



    此刻,那个叫范玉兰的中年女人正拽着小孙子李冬闲从巷里张桃花家的小卖部出来。远远见了“老板”,招呼说:“潘家二娃,听说你跟媳妇去陕西倒插门吃软饭了,怎么回来了?!回来好,回来好啊!”



    “老板”苦笑着说:“李婶,我回来住几天就走。对了,老李奶奶她身体还好吧?”面色黝黑的范玉兰就假装抹着眼泪说:“亏你还记着她!春上就埋了。唉,她活着时,我们虽然经常拌嘴,但也算有个伴,她这一死,就剩我们一老一小了!”



    诉苦间,范玉兰忽然踢了一脚她手牵的那个鼻拉酣水的孙子。那孩子正头也不抬地憨啃着一根老冰糕,嘴里咯嘣咯嘣地响。



    “老板”笑着抚抚那孩子的头,顺手从背包里掏出一根吃剩的火腿肠,弯腰递给那孩子。但那孩子怯怯的,不敢接,直到奶奶命令说接住,才拿了,顺手就连皮往嘴里塞……



    不到55岁的范玉兰也算是村里的“留守老人”。去年春节回家,“老板”见她经常坐在所居住的土平房的门槛上“斗门帘”,就是用碎布片一点点拼接成花花绿绿的门帘。那手艺其实跟任芳菲老家那边的也差不多。



    范玉兰的儿子和儿媳妇都在南疆的和田打工。说是挖和田玉,但范玉兰让他们捎副镯子给她都没弄成。由于忙于生计,儿子和儿媳妇在孩子百天后给范玉兰一扔,几年都没回过一次家,一连几个月不与范玉兰通电话也是正常的。



    大哥还咳而漏嗽地跟“老板”说,今年春上,婆婆“蛤世”(去世),就是范玉兰一个人发送(指发丧、安葬等)掉的。范玉兰老伴早年得癌症死了,家里的8亩地就靠她一个人耕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过着从田地到房屋的“两点一线”生活,内心难以言说的苍凉在脸上变现得一览无余……



    大哥已经44岁了,因为身体不好,一直在家照顾父亲。几年前,大哥路见满载乘客的中巴车为躲避几只老黄牛,一头栽进了村子边上那个最大的污水塘里,很快只露出个屁股。人命关天,大哥想都不想就跳入塘中,打烂车窗开始救人,但自己因浸泡污水时间过长和呛水,引发了肺病,天一冷,晚上咳嗽的声音村子头上就能听见。



    被救的那些乘客中,也不乏医生和警察之类的的公务员。但在他们去年专门组织所谓的“感恩之旅”来村里时,所发挥的作用也仅仅是一顿吃掉了村里的一只羊、几只鸡和数不清的玉米棒子。



    话讲的都人五人六,很好,很感人,言之凿凿说,大哥这种情况可以找找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见义勇为申请救助。但大哥真正去找他们落实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一个个都推三阻四,哼哼唧唧、七七八八的。



    家门口零星摆放着沾满泥巴的农具。院子里,年迈的父亲正和母亲一起铡着大哥大嫂从庄稼地里拔回来的杂草,准备喂家里那头吃相令人讨厌的大草驴。经过父亲一年多的“经营”(照料和培育),那头过去嘴馋得甚至连鸡蛋都偷吃的大草驴现在总算争气了,大概是在上个月下(生)了一只红色的小骡驹。



    和八爷一样修理了一辈子地球的父亲还很传统,对脚下这片土地也充满了深情,总说看着村里那么多好地荒掉,很难受。他也总指望着大儿子养大那只骡驹,然后通过和左邻右舍搭伙,继续在农田地里忙下去。但嘴上应承得很好的大哥,却有自己的想法。



    听说市里正在搞农耕博物馆,除了想把父亲使唤了一辈子的那些耙啊、耧啊、犁啊之类的农具都捐卖出去,大哥还想在天气和心情都好的时候,牵着那匹小骡驹到就近的旅游景点去,通过摆个照相摊点之类的赚个外快。当然,这想法是不能让父亲知道的,否则就会挨蹭耳子(耳光)。



    见二儿子回来,父母亲自然是喜出望外,也顾不上那头正坐月子的驴子一家了,开始大忙二忙地从鸡窝里掂出最漂亮的大红公鸡来杀。兴致很高的父亲甚至还催着老大到县城去买卤肉,但被“老板”挡住了,笑着说:“爹呀,你把我都当成新女婿了!现在谁家还吃油腻的卤肉!”



    老父亲笑眯眯地说:“二娃呀,咱家也就你一个吃公粮的,好歹毕业了,你到单位上好好干!对了,在西安那边生活还习惯吧?你那对象怎么没跟着回来啊?”



    “老板”不敢跟父亲道实情,勉强笑着说:“还行吧,但找对象的事,我觉得先不忙,我想先立业后再成家!”



    说话间,大哥10岁的小儿子杠杠小学放学回来了,背着书包跑进门,也不管家里有人没人,先是有理霸道地骑在了爷爷的腿上,扯着老人胡子撒娇,说:“潘老六,你不是说要奖励我吗?!今天期中考试成绩下来了,你孙子我数学92分,全班第二!语文差点,89,全班第一!”



    “老板”知道,老家这一片向来是爷爷孙子没大没小的,笑着先拉住侄子的手说:“杠杠,你很厉害啊,比我强多了!”



    杠杠看看“老板”,又看看他爷,忽然说:“你还好意思回来!前晚上我听我爹给我妈说,你被女朋友甩了,工作也没着落!我妈还怕你分家,拆了咱家一半房子并拉走我爷养的大草驴呢!”



    童言无忌,孩子不会说谎。一时,“老板”红了脸,不知道该给老父亲如何解释了。大嫂则在听到孩子乱讲话后赶紧进来,迅速拉起杠杠,顺手捡起地上的笤帚疙瘩,对着杠杠的屁股噼噼啪啪就是一顿乱敲。



    孩子的哭声,老人的数落和埋怨声瞬间充满了老屋……



    这老屋真的该翻新了。出堂屋门后,把手按在粗糙的墙上,“老板”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责任和使命。步入院子西北角那个不大的单扇门,映入眼帘的是厨房里的柴米油盐和锅碗瓢盆。厨房里还是老式的大锅灶,母亲和大嫂早就习惯了用大锅灶生火做饭。



    父母亲就住在堂屋东侧的屋里,大哥大嫂一家住西屋。进了父母的屋子,一方大炕上靠墙边是三个陈旧的大木箱子,地下有两把椅子和一个旧沙发,一只小花猫正懒洋洋地在炕桌下卧着。屋子的窗户还是木制的三扇窗,一到冬天肯定会漏风。但母亲说,到冬天她挂个装了棉花的窗帘挡一下风就对付过去了。



    入夜后,村落里一片沉寂,只有偶尔传出的狗叫。上百户的村庄冷冷清清,左邻右舍偌大的院落里也只有电视隐隐约约发出的声响。昔日的人欢马叫、童声喧闹不再,取而代之的是漫漫长夜里老小困守一隅的孤独……



    电视新闻里正在播的是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的内容和要求。父亲一边看着,一边说,反腐是不错,就是成本太高了。党和国家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白花钱送着上党校、读博士不说,还得一个镇、一个县地交给他们,让他们练手。好不容易成长到副省级了,却因为腐败而落马了。说起来是大快人心,可从培养到最后办案,国家花了双份的钱,真的很不值啊!



    谈及任芳菲,父亲就以安慰的语气跟“老板”说,以前你爷早就说过,家里养了猫和鱼,有天鱼被猫吃了,你就不能责打猫,该责备自个。同样的理,你明知道她有弱点,却不加防范,吃了亏就不能怨恨人家,更应该好好检讨和反省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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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个在西安工作的、且很牛逼的大姨,毕业前,任芳菲的工作单位早早就有了着落。大姨给任芳菲找的单位是一家从事电子科技产品的家族企业。职位也很轻松,老板想一开始让任芳菲只在办公室里做些文案方面的工作,以后再找机会重用和提拔。



    说是公开招聘,其实也就是走个程序。后来干脆就让大姨通知任芳菲春节后去单位面试。任芳菲回来后跟“老板”说,我姨也真够麻烦,那么简单的一个面试,却让我专门跑了趟西安,电话里问我可能回答的更好。



    “老板”问有多简单,任芳菲笑着说,你都想不到,第一道题算是个数学题或者财务题吧。他们问我做账和开票,为什么金额必须大写成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万、亿?



    我就以我还算渊博的历史知识跟他们掰活,说,和尚皇帝朱元璋建立大明政权后规定,每年全国各布政使司、府、州、县,都要派计吏到户部呈报地方财政的收支账目及钱粮数。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三月,户部侍郎郭桓贪污案东窗事生,震惊全国。朱重八龙颜大怒,除了把郭桓等六部的十二名高官及左右侍郎以下同案犯数万人处死,还制定了惩治经济犯罪的严格法令,并在财务管理上进行技术防范。把过去记载钱粮数字的汉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统统改为大写,就是其中重要一条。



    “老板”听了说:“可惜朱元璋也解决不了制度性、系统性和塌方性腐败问题,尽管他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甚至还制定了比对待敌人还要狠毒的铁血手段——剥皮囊草。”



    “第二道题就更容易了!”任芳菲继续说,“题目是——‘假设你是秦朝记者,请迅速报道秦始皇焚书坑儒事件。’我当时第一时间就想说,那是B政当道,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一天。但又怕人家说我不懂政治。于是,我就学着《环球时报》的调子说,古城咸阳群众自发举行盛大篝火晚会,不幸发生意外,三百儒生在八小时工作之外因为娱乐而遇难,大量古籍被毁。秦皇闻讯,赶紧从外地赶回咸阳,亲自批示救灾,目前人民群众情绪稳定、社会秩序正常。嘿嘿,最后,三个部门经理一致为我鼓掌,说我是人才难得!想想,这还得谢谢你老潘啊,学校时经常买《环球时报》,让我耳濡目染啊!”



    但此次陪着任芳菲去西安上班,一开始就不大顺利。



    那天,他们托人买的卧铺票,在上车时却被告知没有票面上那节车厢,列车员面无表情地表示,这种情况属于临时欠编。虽然还有几个辽宁口音的乘客气势汹汹,扬言要投诉,并说铁道部这不是欠编,简直是欠扁,但车都动了,也只能听之任之。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协商和办理,在车都快到岳阳时,“老板”和任芳菲两人才分别被安插在了13和14号车厢。“老板”没办法,又央求13号车厢和任芳菲面对面的那个四川口音男子换到14号车厢。但那个面相猥琐的男子大概见任芳菲比较漂亮,执意不肯,还说,他觉得最不吉利的数字就是14。最终,任芳菲睡到了14号车厢的上铺,这里好点,她面对的是一个不断咳嗽的老头。



    列车闷热,车厢上的小吊扇不死不活,对面那男子的脚臭熏得人想吐。尽管如此,那男子还在有意无意地抠着脚丫子,就跟他那是名贵的熊掌一样。“老板”躺在13号车厢,觉得刚刚调整好的心态受到了很大影响,原本想努力欢乐起来的心情,居然抹上了沉重的悲伤。



    禁不住又想起在潇湘工学院时的一些情景来。每个人都有年轻和冲动的经历,记得第一年在老主楼东阶梯教室上法学基础课时,任课老师就是两个多小时前离校时,在山南路和女生吃饭,并动手动脚的那个副教授。



    当时,他在课堂上带着湘音讲,童鞋(同学)们,如今盖过(这个)赛(社)会喔,似(是)大案看正字(政治),中案看银响(影响),小案看干洗(关系)……



    副教授还没讲完,班上那个平时很愤且很冲的叫陈如平的云南同学,忽然啪一声把书丢地上问:老师,那你说什么时候看法律呢?!既然现在社会都不**,那我学也是白学!既然白学,干脆不学!



    副教授一愣,指了指地上的书,意味深长的说,修童鞋(小同学),你莫子激动噻!么(我)看泥(你)海(还)把阔(课)本盖(捡)起来!么(我)负在(责)任地跟泥(你)讲,七莫(期末)考四(试),泥(你)肯定要看法律……



    “洋房十座,也是睡榻一间;宝车百乘,也是有愁有烦;高官厚禄,也是每天上班;妻妾成群,也是一时之欢;山珍海味,也是一副肚腩;荣华富贵,也是过眼云烟。酒量小的会被灌死;身体差的会被累死;讲话直的会被整死;能干活的会被用死,所以凡事不必太认真!不然人在天堂,钱在银行……”



    “只有我儿子才可以代表我,因为我C他妈了!今后谁要动不动就说代表13亿人民,必须明确提到不包括我,不然我就C他妈!希望那些喜欢代表别人的人,务必顾及他母亲的尊严!”



    大概是过了午休时间,平静的车厢里又热闹了起来,下铺的几个人起来,一边开始吃泡面,一边谈天论地。



    “老板”想想,觉得后一句话听似粗鲁却也逻辑严密,心情开始不错起来。



    忽然又听不远处一个中年人说,是这样的,我曾经去河南深山里支教,那里的孩子,勉强读完小学就出去打工了。他们都说,成绩不好,读下去也没用,还不如早点去城里打工赚点钱,让家里减轻些负担。唉,面对那些五六年级就很“懂事”的面孔,我竟一时哽咽。只好说,现在的教育,读不读书确实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不要停止学习,更不要停止学一些活下去的本事……



    “河南那地方就是比较奇葩!”一个女的接上了话茬,“我还听说有个男子最近刚刚放弃了国企的稳定工作,回到古荥,在荒野中盖起了几间小屋,每天垒起打铁的火炉铸剑,听说一把剑卖20万呢!”



    那中年人就说:“你也别河南河南的!河南的就是中国的,哪里都有毛病。我觉得现在敢辞职创业的,都是有本事的人。有本事的人大都不愿意过受制于人的生活!铸剑可不容易,从锻打、刨锉、打磨到雕刻、淬火,没有技术和工具,不懂点文化还真玩不转。我还听说铸剑后还得祭拜天地,否则有时候剑会断的……”



    “老潘,你很过分啊你,都要去见我大姨了,也不想想给她带什么见面礼,你还真能睡住!”这一次是任芳菲。“老板”睁开眼睛,见任芳菲已经大大咧咧地爬到了他的铺位上。



    “你只关心我们走的远不远,就是不问我们走的累不累!”“老板”笑着刚想起身,任芳菲已经上来了,揪着他耳朵埋怨说:“我还想着你会请我睡一个铺上呢,结果你死活就是不开口!”



    “老板”看看卧铺周边,苦笑着说:“我不是觉得大热天的,两人挤在一起更热嘛!”任芳菲笑着说,算你嘴乖。说着和“老板”并排挤在了高高的铺位上,让一双脚丫子垂了下去。



    此刻车到岳阳,对面那个四川男的开始收拾东西,估计要下车了。任芳菲似乎谈兴很高,说:“在国内旅行可真是野蛮。它强迫你信任陌生人,除了空气、睡眠、做梦以及大海、天空这些基本的东西外,什么都不属于你!”



    见“老板”精神不振,任芳菲又揽着他的脖子撒娇说:“老潘,要不,要不办完西安的事后,你带我去甘肃敦煌看月牙泉吧,我看泰国公主躺在那泉边的沙上,好漂亮!”



    “老板”说:“其实我还真想着带你沿着丝绸之路走遍西域呢。只是我听说,咱国家迄今为止仍然禁止公开发行有真实经纬度的的地图,以至于很多地图的经纬度都是错的。在广袤原始的西部,这个估计比较要命。我们靠那样的火星地图去爬雪山,很可能会一不小心就掉下悬崖。”



    “这个我知道,苏联的地图也一样。”任芳菲说,“苏联测绘总局局长维克托·亚什琴科曾经对《消息报》记者承认,过去五十年里,苏联的地图基本上全是假的。苏联对地图的保密传统始于三十年代卫国战争前,最初的动机是防止敌人轰炸或间谍破坏!”



    那天晚上,对面铺位上上来的是个只管睡觉的中学生,任芳菲也不避嫌,真的就跟“老板”抱着在卧铺车里凑合了一晚上。虽然很热很热,但“老板”觉得很幸福,青春美丽的任芳菲也一样,觉得他们彼此真的已经分不开了。



    次日中午出西安火车站,任芳菲远远就见她大姨戴个蛤蟆镜在一辆褐色本田车边等着。



    取掉眼镜后,“老板”觉得任芳菲那大姨的面相跟后来很火的于丹一样很个性,透着一股子逼人的锐利感。



    据任芳菲讲,她大姨应该是个处级干部,每月正常工资收入大概在7000多。按规定,还可享受免费医疗、干部病房、240平米的住房,并可免费享受保姆做饭、专车和大哥大电话。



    任芳菲姨父就是给她大姨开专车的那个司机。履历不算复杂,但过去却比大姨要辉煌,基本是从连营开始就一直和红二代搭档一起晋升,直至大校。然后在大校这个坎上一蹲就是10年,最终年龄不到就黯然退役,给当了领导的老婆干起了车夫。而他的搭档却一路顺风,晋升少将、中将。



    那大校出身的老师傅看上去是个实在人,换身羊皮袄、头上再扎个白毛巾,估计跟陕北农村放羊的没啥区别。



    中午一起吃饭时,任芳菲姨父想喝酒,但大姨坚决不让,说他上次酒驾撞翻三个交警的事还没擦干净呢。老师傅感到无聊,就开始在饭桌上吹牛说,他和任芳菲的姨一年300多天,几乎从不在家吃饭,也从来没自己买过柴米油盐。家里的电脑、冰箱、彩电等,都是别人送的。他一年换60多个轮胎,70多个座位套!修车、加油、买配件多报销的钱足够抽大中华烟了……



    虽然在单独的雅间,又是自己人,但任芳菲大姨还是觉得丈夫脑袋不大清楚,有点泄露国家机密!就瞪眼打断说,老来一点都不稳重和正经,跟孩子们说这些干什么!



    可能因为在政府工作太久了,任芳菲大姨让“老板”觉得很生硬。任芳菲引见后,一上来就问“老板”,在哪上班?什么工作?能挣多少?



    任芳菲帮着回答说,“老板”跟她一样,是应届毕业,并强调,老潘可是学生干部和党员。那姨又面无表情地说,现在大学一个班几乎都是党员!都是,就意味着都不是!你们这情况可属于有建筑、没地基啊!什么时候打算结婚啊?年龄可都不小了!



    任芳菲看看“老板”,又看看包间的天花板,回答说,这个嘛,呵呵呵。“老板”见状,就给那姨夹上一筷子菜,说,阿姨,您吃菜、吃菜!



    但那阿姨却没动筷子,而是接起了1994年还不多见的、砖头大小的大哥大电话。



    “老板”听她似乎在跟下属部署什么工作,对着大哥大电话说,一定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抓紧找准补齐短板,切实把各种风险预测在先、预防到位,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战……



    后来话题似乎轻松了。就听阿姨对着电话说,去年到杭州参加学习,去了岳王庙。看到最后,我深深觉得,秦桧是个好干部!企图为老百姓谋福利的干部,最后都是死路一条。我承认岳飞爱国,但他不听指挥,拼了命要迎回老皇帝,对新皇帝极不负责,只会蛮干。而秦桧完全没有受到岳飞错误路线的影响,对新皇帝、对革命始终忠心耿耿,虽然害了岳飞,但不能否认他是个难得的、听话的好干部……



    这顿饭自然是那阿姨签的单。临分别时,阿姨又说要陪着任芳菲去著名的西京商厦买衣服。但任芳菲不想让大姨破费,坚决不进大商场,说自己还处于奋斗阶段,穿名牌没意思。



    那阿姨就说,我知道你们年轻人喜欢去步行街跟小摊小贩讨价还价。我倒不是不喜欢步行街,最关键还是到那里没有想买的东西!几十年的生活经验告诉我,再划算的东西你都不要买,因为买来用不上,或者可用可不用,其实就是最大的不划算!不为便宜,只为需要……



    “老潘,我等着你明年就开着车、带着戒指来西安向我求婚……”在西安钟鼓楼的时候,任芳菲这样说。



    “老板”听了,心里咯噔一下。想,这大概是最委婉的诀别啊。很显然,别说明年,就是再过五年,自己能不能开上车,也还是个拉不直的问号。



    “老板”看着钟鼓楼上飞远的那群鸽子,没有直接回答任芳菲,而是笑着说:“大街上已经够乱、够拥挤了,我就不添堵了。开车是个苦差事,我们行驶在全世界最堵的路上,还交着全世界最多的买路钱,并不得不避让全世界最多的特权车,提防着最厉害的马路杀手,担心着全世界最诡异的罚款命运。关键是,买车还要缴全世界最多的税费,烧全世界最贵的汽油和机油,就这,关键时刻还找不到停车位!”



    任芳菲忽然说:“老潘,这次到西安,是不是给你打击太大了?!在学校你可不是这样说话啊!我觉得幸福是一点一点积累的,是一天一天经营的。你不要去伤害喜欢你的人,也不要让你喜欢的人受伤害。人人都想找个十全十美的爱人,可人总有缺点。爱就是相互忍让,彼此真诚,共度一生。有个让你一辈子开心的人,才是生活的目标……”



    理想的丰满确实跟现实的骨感不相上下。和许多省会城市一样,西安的工作机会很多,但很多却不属于“老板”这样的人。



    就连当地报纸上也毫不掩饰地说,社科院发布调查报告,农家出身的普通本科毕业生正成为就业最困难群体,今年失业率高达30.5%。这意味着大学四年,书本知识并未给他们带来一份体面工作,毕业即失业,梦想还未出发,就已在现实面前折戟……



    见了大姨的次日,他们就参加了交大的一场招聘会。本来已经有单位的任芳菲看上了雁塔区质监局的一个岗位,但应聘时,对方却问她:“你有没有在西安工作的男朋友啊?”



    任芳菲笑着看看“老板”,说自己还是单身。那家单位的人就说:“那你还稳定不下来!”说完,把任芳菲刚填的简历压在其他人的下方,说:“你可以走了。”



    事业单位冠着公务员头衔的临时工招聘就更不用说了。那天有个街道办拟招聘27名临时工作人员,却有近120人报名,报录比例近4:1。老板凑过去看了看,见报名者不乏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的研究生,最终选择了放弃。



    再往一边看,地税局基层分局的招聘专业要求一栏上,则赫然写着“体育、运动训练”,备注则是“西安市户口或陕西生源……具有乒乓球高级技能职业资格”。



    大概因为是事业单位的编制,市环卫局城肥二处月薪2500元的掏粪工职位,则出现了80个人竞争的火爆场景。最终,5名大学生脱颖而出。



    那天的招聘会很热闹,有家公司大概是做机器人的,在招聘现场安装了个长相酷似4月份刚刚任日本首相的羽田孜的机器人,让这个自称秦始皇后裔的家伙不断向人们鞠躬道歉,引来不少民众围观和拍照。更有不少人对假“羽田孜”做出了真打脸的举动,并兴奋地喊:“小日本终于谢罪了!”



    “老板”和任芳菲在边上看,就听两个投简历的学子议论说,这个公司好有实力啊,创意这么好的机器人应该加快生产,给每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学校都推销一台,让每个中国人都能实实在在地看到日本领导人的当面道歉,深深感受到祖国的强大……



    和许许多多心怀不切实际的梦想的学子一样,那天的招聘会“老板”最终也是铩羽而归。



    漫步在永宁门的古城墙下,“老板”发牢骚说,大批人找不到工作,在美国叫失业率高,在中国叫劳动力过剩,二者最大的区别是责任人不同:失业率高是政府管理不当,而劳动力过剩则是因为老百姓孩子生得太多了……政府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想尽办法推卸责任,什么事都往老百姓身上推。



    任芳菲问他,你看西安现在的经济形势怎么样啊?“老板”说,昨晚上咱俩到火车站附近转,我一路走着,其实看着灯箱广告,就知道了。灯箱广告一个冬虫夏草的,一个长虹的,两个汽车的,四个宣传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其余都黑着。这就说明,别说西安,就是全国经济也还仅仅停留在彩电和汽车上,且需要用冬虫夏草大补……



    不时有外国人从身边走过。西安老外多,以旅游的名义瞎转的老外更多。任芳菲见一个黄头发的外国姑娘正傻傻地盯着那古城墙上的砖在研究,笑着上前,用蹩脚的英语跟她打了个招呼。不想那姑娘中国话说的很溜,居然用标准的普通话说:“你们中国人太可爱了,简直像一种输入Howareyou?马上就可得到Fine,thankyou,andyou?的函数。”



    几个中国姑娘在护城河边摆着造型合影。因为太靠近护城河,在半瓶子晃荡的摄影师“后退一点、再后退一点”的瞎指挥里,居然差一点就掉进深深脏脏的护城河里。



    附近一个小饭店里起了纠纷,有游客大喊大叫着说,饭店太宰人,要到工商局投诉。但店主却说,吃顿饭人均30元还嫌贵?!穷就不要出门旅游了!



    闻讯过来帮忙的几个男子已经围住了那几个游客。一个光头男子阴阳怪气地说,嫌贵就别出来得瑟!在家呆着多好哇,上市场买点8毛一斤的鸡蛋,花十块钱买一架子车白菜,再花30元买几斤肉,在家吃多好哇!另外一个则抱着膀子出口成脏,说,玩了一天,你们把屎吃饱了吧?看你们埋头吃屎的样子,真有你家先人的风采!



    几个游客也不好惹,上前拉拉扯扯。一个大个子一把揪住骂脏话的那个质问道,你叽叽歪歪个屁啊!市场上普通鸡蛋有八毛一斤的吗?你下的吧?你一放屁就立马暴露了你的愚蠢,谁敢和你争啊?你他妈的除了人身攻击,还会什么啊?!大嘴一撇,叨叨叨叨就整一粪池子,真值得人同情!



    另外一个游客则劝道,算了算了,就算咱被狗咬了一口,你也不能去把狗反咬一口吧?!没办法,中国就是有这么一帮脑子严重进水的白痴,你跟他好好讲道理,他跟你骂娘,你就是说爱过也行啊……



    因为感到在西安求职不是一时半会就能成功的事情,“老板”也跟任芳菲坦言,他想回老家那边考基层公务员,从村官干起。并说,今年国家有这个政策,沿着这条路,顺着这条红线,自己迟早也会像任芳菲大姨一样风光的。



    但任芳菲坚决不同意。除了坚持让他留在西安,说“迟早大姨会帮咱们忙的,你得给她时间,我大姨那是标准的不见兔子不撒鹰,不见真佛不上香”,她还给“老板”讲了几年前回老家看到的一幕。



    那次,任芳菲陪着母亲和大姨回舅舅家看姥姥。热情的舅舅和其他表亲们生活好了,家家都盖起了小楼,非让她们多住几天。尤其是大姨,常年生活在大城市,难得能享几天乡下清新的空气和自家种植的蔬菜,便欣然住下了。



    晚上,老人们聊天,表哥、表姐则拉着任芳菲到乡政府广场玩。随着农村变化翻天覆地,矗立在一片农田里的小小的乡政府也装修得富丽堂皇、高端大气,夜晚则是灯光灿烂、霓虹闪烁。最高调的是广场中央那个大大的音乐喷泉,随着一阵阵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那喷泉的水柱、水花、水龙便随风摇曳。而广场上的人们则或者散步纳凉,或者伴随音乐翩翩起舞,一片安乐祥和。



    “不料次日傍晚,正准备吃晚饭时,突然见乡政府那边浓烟滚滚。”任芳菲说,“我随着许多人跑出去,就见乡政府大楼一片火光冲天。本来以为乡里乡亲的,大家一定会上去积极帮忙救火的,哪想到,村里一群人只是站在一旁指指点点,任凭几个乡干部歇斯底里地呼叫,就是不肯上前帮忙救火。



    只听站在我边上的一个老人,指着熊熊燃烧的大火,气呼呼地说,烧得好,报应,报应!整天就知道横行乡里!说完,似乎还不解气,加上一句:最好连这些王八蛋都一块烧死!旁边的人也是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



    “老板”明白,任芳菲意思是基层干群矛盾已经不可调和,让他别去蹚浑水,但他最终在呆了一周后下决心离开西安,回到了家乡。



    到火车站送他时,任芳菲显得很不高兴。说:“你都不知道,我有个叫南娜的中学同学,为了照顾车祸瘫痪的男友,都跟父母写下了血书,说三年之内,如果他能站起来,你们就成全我俩。因为这份血书,现在他们天天坚持锻炼呢!”



    “老板”说:“我敢断定,三年过了之后,那男孩站立的希望渺茫。人间正道是沧桑,人定胜天作为一种精神可以,但不能当真,并更不能把时间和生命全押上去!要知道,生命有许多路和多种可能!”



    任芳菲急了,说:“那你还会来找我吗?”



    “老板”笑着说:“这个你应该问你自己!你也给我三年时间,到时候我来西安向你求婚!虽然不一定开车来,但一定会带着戒指,因为求婚戒指实质上就是个圈套!”



    任芳菲并没有因为“老板”的幽默而笑,而是哭着跑了……



    在老家,在老家的那个晚上,“老板”跟父亲谈了要考村官的想法后,父亲也不大愿意。说,农村的情况很复杂。记得恢复高考那年,乡里四大队有户姓朱的人家,三个儿子参加高考,都达到了录取线,却因为家里被划的是地主成分,最终都没上成大学。



    后来在大年三十晚上,那三个孩子就撬开了大队民兵连的枪库,偷了三支枪,连续枪杀了大队书记、大队长和民兵连长三家的十几口人。然后三人一起唱着国际歌走上山,相互开枪自尽了……



    “关键是,你当初考上大学,户口已经‘农转非’迁到了学校。现在毕业再将户口转回来,就没有了自留地和宅基地!”父亲一边抽着烟卷,一边说出了自个的担心。



    “自留地和宅基地没有用的,我只想做好手头的,至于其他,还不敢确定,未来究竟怎样,还来不及多想!”“老板”说。



    “就凭这句话,这辈子你就当不了村长、乡长,更别说镇长了!”关键时刻,大哥也给“老板”浇凉水,“你头脑太简单,认为村长、乡长的好坏是靠良心来决定的,好像想怎么干都能成。可作为一村、一乡、一镇之长,上上下下的关系和种种生态,可不是凭心眼好就能解决的,更不像你以为的那样容易!连宅基地和自留地都不要!”



    大哥说完,披上自个的衣服,满脸不高兴地睡觉去了。



    初夏,胶东半岛特有的季风气候与内地的暖湿气流碰撞和交融后,更加让人难以预料。白天还晴空万里的,但一入夜就雷电交加、暴雨如注。



    前一天,似乎空军在搞演习还是试验,反正蔚蓝的天上被拉出了很多的白线,就跟孩子们在黑板上乱涂乱画的一样。中午时,“老板”还亲眼看到一名飞行员跳伞后落在了他们村子里的一块田里,不远处落了个弹射座椅。飞行员活着,但没法动弹。村支书组织村民慰问,给他喝水和东西吃,他都拒绝了,且不说一句话。不久后忽然来了大批警车,将飞行员和弹射座椅之类的都带走了。



    大哥说,最近这段,天空中老出事。他老丈人家那边的镇子上前几天还掉下了一架飞行器,可能是直升机。他老丈人路过时,看到那里一个售楼部正在燃烧,伤亡情况不详……



    翌日上午,“老板”正在院子里帮母亲劈柴,任芳菲忽然打来了长途电话,一开口就说:“老潘,我想来想去,我们还是分手吧……”



    听上去任芳菲也很伤感和无奈,就跟演琼瑶的电视剧一样说,这段时间,我突然明白了你对我的意义——不是人生的必需,也不是未来的前提。



    曾经某段路上有你,我们初食甜蜜,也看过风雨。一度以为感情结束,时间也会失去意义,但注定,我们是两条只有一个交点的直线,在各自前行的路上会有不一样的风景,不是最好,却各自美丽。



    我想我们彼此在将来重复而稳定的生活里,一定会记得并感谢曾经拥有的一切……



    “老板”没有说话,沉静如水,大脑却是一片空白。这是他预料到的结果,只是没料到会来的这样快。也许早走还是朋友,等到闹翻,就是仇人了。人总是要下车的,尤其是你上错车的时候,接受吧,生命之路,只能自己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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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林雪听了“老板”的讲述有点难过,李胖子忽然插话说:“光棍满街跑,都别心酸!现在洛阳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真的不比一些大城市低多少,更别说结婚娶媳妇了。他娘的,在洛阳娶媳妇,尤其想娶个城市里长得差不多一点的,很难啊!



    可以这么说,没钱、没好工作、没房,再没一定家底儿,基本就不用想了!我替洛阳的光棍们说句公道话,有钱人多,人家玩完一个接一个;没钱人更多,自己干耗死也不会有人可怜的,我说的就是实情!”



    “老板”在跟林雪、李胖子等人又干了一杯酒后,说:“老弟说的不错,唯有认清现实才能看到和找到出路!可惜当年我还不愿面对现实!甚至不相信这就是我面临的现实!”



    “都一样,我父母亲倒是做了他们该做到的一些事:出钱帮我买房、结婚,帮我照顾孩子,但我现在依旧不敢往后想。我觉得如果将来就像我爸那样,帮我孩子把前半生打点好,这辈子就满足了!”芮秋波也说。



    林雪说:“许多人是真正的脑残!以为开上了车就很牛气,动不动就乱按喇叭,看不惯骑自行车和电动车的同胞,觉着这国家的路都是他家修的,甚至还五十步笑百步地嘲笑人家朝鲜。殊不知,人家可是免费住房、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养老。现在咱国家仅医疗一项,随时就可以让你变成贫困一族!你敢说自个不得大病?!



    穷不过三代不一定对。但富不过三代,现在看来有点保守和浪漫了!中国人就相信拳头和暴力,一代一代的循环往复,似乎谁也改变不了!你也许有点钱和权,但你保不了你儿子、孙子。也许明天他们就被指控为**,在电视上被道德审判,甚至被卖器官、被致残、被击毙,或者干脆在派出所就直接给抬进殡仪馆还说是你袭警!”



    “林雪,没想到你看问题比我深刻啊!”“老板”说,“上周回老家更换驾照,去了人家才告知我非本地户口,必须提供暂住证。于是我只好去了镇派出所,用了我父亲的身份证办了一张暂住证,显示我暂住在我自己家。”



    “就是任芳菲她也不容易!”“老板”继续说,“她们两口子先在西安生活,后来去了昆明,但男的户籍在广州,听说为了办准生证,男的来回飞了好几趟,路费过万,总是被衙门说缺这证、缺那章的。最后一次,男的索性就在街上请人刻了个假章盖上,结果差点被以私制公章刑拘……”



    李胖子听了哈哈大笑,跟“老板”走了个酒后说:“你这情敌看来是急出屎了啊!只要找对人,他又有坐飞机的钱,送送礼,面子、方便、关系和人情,啥都有了,看来他也是读书多了不开化啊!”



    “是,任芳菲也跟我这么说!说他家那位比我还死脑瓜子!”“老板”笑着说。



    “潘老师,这么说,你们现在还有联系?”林雪忽然问。



    “老板”笑笑说:“也就在网上偶尔差不多说几句闲话吧,怎么了?你觉得我们应该老死不相往来吗?”



    林雪说:“不是,我觉得可能是任芳菲姐她有点后悔了,没等你三年!”



    “后悔的是我。”“老板”喝口酒说,“作为男人,我不该轻易放弃的,现在想想,我要坚持留在西安,就是蹬三轮车也能混出来!可是,唉,当时我不知道自己怕什么!”



    “也许,也许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我们的痛苦和不幸其实都是自己造成的。”“老板”喝口酒说,“确切些说,是我们骨子里的怯懦、精明、不负责任和对自个的不诚实造成的。我们都认为是这个世界亏欠了我们,是别人亏欠了我们,使我们没有得到幸福、没有得到该得到的人,并在我们失去,在我们得不到幸福时,把责任全怪到社会或推给最靠近我们的人和曾经爱过的那个人身上。”



    “老哥说的太对了!”李胖子恭维着“老板”说,“别怨天尤人,谁也不欠谁的,大家都是自找的。也别老赖社会和制度,社会就是你我他,多好的制度都能被坏人变坏,他们不执行或者给你变通、拖沓、敷衍等等,你一点求门没有,都得跟着完蛋!



    咱国家的问题,就是一群坏人,有了权就琢磨怎么以权谋私,有了钱就觉得可以无法无天。大家一个个都聪明的很,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坏人,坚决不承认自己道德败坏,其实你我骨子里都一样坏,这叫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