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对于这种情况刘旭早有预料。刘旭种牛痘之后，身体确实有些不适，不过创口在结疤之后，心里有底了。不久，他到城里找到唐志，希望公开这个方法。唐志把他安排在得月楼，问他今后的打算。刘旭非常清楚自己的状况，写诗词的天赋有限，对于经文不算精通，除非有人提携，想科举出头难度很大。这次唐志把种牛痘的方法交给他，可以说是帮了他很大的忙，凭借这个方子出名是很容易的，也许能捞一个官当当。刘旭在唐志面前倒没有藏着掖着，把自己的情况和打算对唐志开诚布公，“九郎能把这份功劳交给我，这份恩德小弟永身不忘。”
好嘛，认自己做大哥了，这份机灵劲就很不错。
唐志道：“还有另一条路可供选择，想不想试试？”
“兄长教我。”
“你把方子公开的时候，顺便交上一份策论，《摊丁入亩论》。”
唐志详细给刘旭讲解摊丁入亩的方法。摊丁入亩是后世清朝政府实施的，将历代相沿的丁银并入田赋征收的一种赋税制度，标志着中国实行两千多年人头税（丁税）的废除。这一制度的实行，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经济负担，促进了人口增长。劳动者有了较大的人生自由，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赋税规则的简化减少了官府打马虎眼任意加税的可能。
摊丁入亩的实施，直接导致中国人口的爆炸性增长，从乾隆6年（1740年）人口突破1亿，到乾隆57年（1790年）突破3亿，再到道光14年（1834年）全国人口突破4亿，占世界人口超40%，奠定了中国人口大国的基础。
中国历史上的政权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形成一个“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怪圈。自秦汉以后，中国历史便轮回往返，一次次治乱反复而几无穷已。史家的解释是多种多样的，所有的说法都有其道理，都能解释部分甚至很多事实。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从经济层面来观察，社会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事实就是：每一王朝在其后期形成的强大既得利益阶层给国家税收带来的巨额损失，在掏空了国家的公共财政的同时也摧毁了王朝的统治大厦。这一既得利益阶层与国家公共财政之间的紧张，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其影响极其深远。
每一代王朝在建制伊始，都通过打倒原有大地产拥有者、重新分配土地，使“耕者有其田”，土地基本能够按照人口来平均。平均土地的结果，是在国家形成自耕农阶层，这一阶层占据着农民的大多数。
自耕农的抵御风险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一个天灾**，一个疾病，自耕农就要破产，只有出卖自己的土地，而自己则沦为佃农，土地兼并不可避免发生。这一过程通常时间都不长，到帝国后期，慢慢就形成佃农和农奴占据着农民的多数、而自耕农逐渐沦为少数的境地。
社会财富总是按照马太效应发展，穷者越穷、富者越富，而在农业社会中，财富的主要标志就是土地占有量，那些与政治权力相勾结的大地主，在经历几代皇帝之后，一般很快就通过自耕农的破产而积累起大量的地产，相反，自耕农阶层在日益加重的徭役赋税和失去自己的土地主权而成为大地主的附庸。
这时就出现这么一种情况，地主和官僚阶层掌握和隐瞒了了大量土地和人口，导致朝廷税收减少，所以对自耕农和佃农加税，而他们没有或者很少土地，根本负担不起越来越重的赋税，这时候社会动荡不可避免，旧的社会秩序被暴力推翻，优胜者上台，重新分配土地，然后又开始这个循环。
摊丁入亩制度最大的好处就是把人头税和徭役杂税都摊入田地中，谁占有土地谁就要多缴税，这样减轻了无地农民的负担，对于土地兼并有抑制作用，同时提高了人们生育孩子的积极性。宋朝的时候，在一些土地匮乏的地区如福建，很多人把新生儿溺死，因为没有土地来养活。有些世家对于后辈子孙，特别是嫡系子孙的繁殖有很大的限制，多生就意味着土地分散，这对于家族的凝聚力是不利的。
除了摊丁入亩，唐志还拿出《保甲法》作为摊丁入亩的辅助措施。秦汉时期确立郡县制开始，两千多年来，中国封建统治只到县级政权为止，即“王权止于县政”。县以下的广大乡村，一般由地方自治，为宗族势力把持。
在科举制度盛行以前，门阀世家可谓根深蒂固，整个天下绝大多数的人才都出自世家门阀，尤其是汉末至唐初，世家门阀兴盛到极点，他们主宰王朝更替，影响天下兴衰。真真切切做到“没有千年的王朝，却有千年的世家。”他们占有土地和人口，把持朝政和地方政权，任用亲信，成为依附社会的吸血虫。
广大的农村地区被各地的宗族控制，宗族有自己的族长、成员、族产、祠堂、族规、私塾，类似于一个小社会，可以不依赖政府而独立运行，而政府为了贯彻“移孝作忠”的政策，同时也出于避免麻烦、节省行政成本、维护社会稳定的考虑，会给与宗族一定的自治权。但是这样就会产生一个及其恶劣的后果，就是村民依附宗族而不是依附国家，个人出了事情宗族会管，所以他们心里只有族群而没有国家。
到了20世纪初，农村问题开始进入那些造反者的眼中，屡次的失败让他们意识到需要“唤醒民众”，而太祖是第一个认识到广大农民和农村的重要性，而土地革命成为重中之重，也是人民战争的物质保证和组织保证。
中国古代民众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国家的概念，每次改朝换代，外族入侵，老百姓都安之若素。不管谁来都要人种地，都要税收，谁来管都一样。倭寇入侵的时候，乡绅带领民众举着小旗欢迎，大量的部队投奔过去，比倭寇还多。只是后来倭寇烧杀抢掠，民众才发现不对劲，国家意识开始觉醒。
土地改革本身不仅仅是土地的重新分配，而是依附于土地之上的权力重新分配。因为在农业社会，土地就是最核心的资源，土地就意味着权力。无论是村社公田还是宗族族田还是主客租佃，土地意味着权力。所以土改时打破村社原有权力分配的关键。没有了土地就没有了权力。领主没有了土地，谁还当你是领主？宗族没有族田，族权自然就削弱和瓦解了。所以土改本身就是社会革命，他是用来打破旧的社会体系的。
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很多人还不理解，认为这是破坏农村的社会秩序。其实土改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摧毁中国的宗族制度，建立国家基层组织，让民众对于宗族的依赖转变成对于国家的依赖，有困难找政府而不是找宗族，改变过去民众只有家庭、家族没有国家的观念，从一个宗族国家转变成一个民族国家，这是一切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础，也是爱国主义的基础，这样中国人民才会团结，拧成一股绳，才会强大。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后世历史学家蒋廷黻1938年在《中国近代史》中的这一世纪之问，一语道破此前此后二百年间中华民族的使命与追求。什么样的道路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什么样的道路能带来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什么样的道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引领中国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唐志把保甲法拿出来就是为了打破宗族势力对于农村的垄断，建立起国家的基层组织。现在唐朝的农村只有一个里正，没有大宗族的协助，他们什么事都办不成。如果没有这个执行组织，摊丁入亩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听完唐志的介绍，刘旭开始全身冒冷汗，坑爹啊，没想到唐志竟然拿出这样一件策论。这东西要拿出去，大唐朝野就要炸锅了，这是与天下的世族和官僚为敌啊！所谓千夫所指，无疾而终，我这是要站在那些公卿世家的对立面了。
但是这个东西谁爱看？皇上啊。第一可以削弱越来越庞大的宗族势力，第二可以加强中央集权。现在李家王朝最想干掉的是谁？关陇门阀啊！
关陇门阀在后世有个名称——关陇集团。关陇集团是指北魏时期主要籍贯位于陕西关中和甘肃陇山（今六盘山）周围的门阀军事势力。
北魏为了保障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的安全，在沿边地区也就是河北北部、内蒙古南部建立了六个军镇，合称六镇。初期六镇将士大部分是鲜卑贵族，还有一部分是汉人豪强，但后期汉人逐步成为主体。
公元533年，关中大行台贺拔岳接受了北魏孝武帝的密令，开始对抗高欢，并率部整合关陇地区的军事力量。这批军事贵族以贺拔岳旧部为班底，定居关中，胡汉杂糅，文武合一，互相通婚。
到西魏时，完善了府兵制，在府兵的顶端设置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在当时战火纷飞的状态下，西魏是军政合一的，这八柱国、十二大将军都是出将入相，不光是军队的统帅，同时也是国家的领导核心，还是当时关中地区最显赫的二十大家族，各方面都处于社会的顶端。西魏、北周、隋、唐四代皇帝都出自这个集团，其中，西魏、北周和唐朝的始祖都曾是八柱国之一，而隋朝的始祖曾是十二大将军之一。说起来隋唐的建立，都是继承了前朝的政治遗产。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关陇集团的每一个皇帝上台，都是依靠其他世家的支持，但是一旦他们夺取了天下，接下来的动作就是对其他世家削弱打压，有这些强大的世家在，皇上都睡不安稳。
摊丁入亩和保甲法就是捅向世家宗族的一把利刃。接还是不接？刘旭有点迟疑，这是一条不归路，即使能进朝廷，以后就会被孤立，只能做孤臣了。
“*******，岂因祸福趋避之？”唐志鼓励道。
生死以，以你妹啊！刘旭没好气。你怎么不上，叫我作敢死队的？他这样想，但是没有说出来。他知道唐志肚子里尽是坏水，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就是他真不想做官，也不想出名。消灭天花这么大一份功劳他都可以拱手让出，何况其他？他是到了这个境界，生活得悠哉悠哉。可是我不行啊，我还要为前程打拼，出来快三年了，也没有回去看看，孩子都要认不得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