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的七月三十日，李鸿章把李罡应从保定接到天津。进行了一番交谈后，决定以袁世凯接替驻朝商务委员陈树棠，作为加强控制朝鲜的又一具体措施。



    袁世凯已经从其堂叔袁保龄那里得到消息，正踌躇满志地急不可待。接到李鸿章的通知后，即刻动身，于八月下旬就赶到了天津。



    对于如何护送李罡应回国，李鸿章开始担心闵妃集团抵制破坏，准备派海军提督丁汝昌、总兵黄金志、王永胜等率陆海军护送。后来考虑若如此显得过于炫耀武力，闵妃集团反而可能产生恐惧，铤而走险，横生异议。最后确定由袁世凯伴送，“其才必能措置裕如，无须派兵同行”。



    所以，袁世凯一到，李鸿章诙谐地对他说：“今如演戏，台已成，客已请，专待汝登场矣。”



    袁世凯深知此行的凶险，如果李罡应遭到不测，完不成李大人交给的任务事小，自己也会一命呜呼。



    玩命的事，袁世凯可不想干。他是做梦都想升官发财 ，但是，命丢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他一再请求，还是按照李鸿章开始的想法，重兵相送。



    挂在嘴上的话和心里所想当然不一样，“大人，小人的这条贱命，实在是不值一提，您知道我们的驻军已撤，闵妃集团又是如何地猖狂！如果大院君有什么闪失，耽误了您和朝廷的大事，小人万死也难辞其疚呀！大人您一定要慎重呀！”



    在李鸿章的眼中，无论是大院君李罡应的命，还是袁世凯的命，他都是不在乎的，不过是一枚无足轻重的棋子。



    不管袁世凯如何的恳求，都没有用。



    李鸿章还开起了玩笑：“韩人闻袁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原议诸员悉无所用，兵亦不须谴，只许汝带水师小队数十登岸，作导足矣。”



    看到李鸿章根本不做考虑，袁世凯也没敢再坚持。他虽然明知道此行凶多吉少，但不敢违李鸿章的意，更不敢抗命。



    再说，他也不想放弃这个表现自己的机会。



    派袁世凯去接替驻朝商务委员陈树棠，这还是李鸿章个人的打算，虽然他决定的事一般是不会有变化。但请示朝廷批准是必须的程序。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他不能把此事告之袁世凯。但为了激发袁世凯积极性，也很隐晦地透漏出了，要重用袁世凯的信息。



    袁世凯能听不出来吗？想到不经历一些风险，自己这样的人好事如何能落到头上，他也就顾不得那许多了。看无限风光，就得登临险峰，这个道理袁世凯还是知道的，富贵险中求吗？



    同年的十月三日，袁世凯和总兵王永胜从海上乘船护送李罡应到仁川。



    已经提前通知了朝鲜当局，但却没人到仁川迎接，袁世凯觉得不妙。他没敢下船，是想着万一遭到攻击，在船上逃跑容易些。



    他派人给高宗李熙送信，要求他尊宗藩的礼仪和孝养之情，派员来接。也就是说自己是天朝使者，大院君是李熙的父亲，为公为私都应当有适当的礼遇。



    他在信中，还一再提出，必须派金允植前来，才能表达朝方有足够的诚意。



    李熙接到信后，知道袁世凯有顾虑，也知道袁世凯和金允植个人关系好 ，对金允植放心；就派金允植到仁川迎接。



    袁世凯最信任的是金允植，金允植告诉他可放心前往，他才一块石头落了地。



    进到宫廷后，袁世凯按着李鸿章的授意，对李罡应和闵妃的关系进行了调解。



    他说，已经查明，当年大院君没有参与任午兵变。他当时所以出面，是受兵变者的胁迫，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高宗李熙。



    还说了，李罡应在平定任午兵变中，为天朝大军的平定叛乱，暗中给提供了很多方便，否则平叛也不会那么顺利。并指出，这次大院君回国，是清**的安排，保证大院君的安全，是清**对朝鲜的要求，如果出现什么问题，会对宗藩关系造成影响。也就是警告闽妃集团，不要轻举妄动。



    事后，袁世凯又和李熙及金允植个别做了交待，提醒他们注意一些事情。临离开时，他又对大院君面授自保之策。告诉他遇到难处可找金允植，说自己已将他的安全托付给了金允植，金允植也是最值得信任之人。



    安顿好大院君李罡应后，袁世凯见好就收，很快返回天津复命。



    李鸿章听完袁世凯汇报后，非常满意，对袁世凯更加器重。袁世凯回天津不久，李鸿章上奏朝廷，把袁世凯这次赴朝送大院君的事迹，又大大吹捧了一番，正式提出派袁世凯去朝接替驻朝商务委员陈树棠。



    为了有相对应的身份，也为了对袁世凯这些年功勋卓着的褒奖，“拟请以知府分发，俟补缺后，以道员升用，同时赏加三品衔。”



    在袁世凯护送大院君李罡应去朝鲜前，他的堂叔袁保龄已经知道李鸿章的打算。他曾嘱咐袁世凯不要接受。他认为袁世凯没有功名，是个白帽子，在文官的位置上，干不出什么名堂。袁世凯的发展还得在军中，效命沙场为国立功。即可为自己争取好的出身，也能光宗耀祖。



    但是，袁世凯如何能听得进去。升为知府，成了三品大员，又出使朝鲜，这是何等荣耀的事呀？争都没地方争去，甚至做梦都梦不到的事，落到了自已头上，怎么能推辞呢？精神不正常吗？



    在家的时候，他和他二姐的关系最好，也和其二姐的联系最多。他的这种得意心情，在给他二姐的信中得到了充分显露：“此次东渡，往返不及一月，事虽棘手，却无贻误。本拟在内地谋事，而无如诸王大臣及中堂（李鸿章）均坚使弟赴朝鲜充四等公使，亦小钦差局面。而向来公使和钦差在属国无兵，亦名为驻，敬重之词也。弟年少识浅，不料蒙太后留意，诸亲王、军机大臣、中堂推重，如此知遇，更有何言！从前带兵身任战事，故危险。此时作使臣，无人能害使，何险之有？今日时势，唯出使尚有出头之日。带兵操练又无战事，将何由名达天听也。……弟年未三十名扬中外，大臣推重，九重垂青，亦大喜事。”



    一个没有任何功名，年不过三十，也没有什么从政的经历，享受知府待遇，成为三品大员，在那个时候，恐怕还真找不出第二个。



    袁世凯此刻的意得志满，也应该是不足为怪的。



    一八八五年十一月十五日，袁世凯再次到朝鲜。与陈树棠办理了交接手续，走马上任。此次，再来朝鲜，袁世凯可是今非昔比，一跃成为天朝的使臣。



    他的确切身份是：“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也称总理交涉通商大臣”。



    这名头听起来就很吓人，但他还有更重要的使命，维护中国和朝鲜的宗藩关系，抵制日本和沙俄对朝鲜的图谋。



    为此，李鸿章还专门给高宗李熙写了封密信，嘱咐李熙：“以后贵国内治外交紧要事务，望随时开诚布公，与之（指袁世凯）商榷，必于大局有禆。”



    这样一来，袁世凯可不像上次自做主张搬进皇宫那次，而是名副其实成了不叫监国的监国。



    袁世凯本来就是个权力欲极强的人，没权的时候还挖空心思抓权，又了权就更善于利用了。



    李熙本就软弱，遇事也没主意，什么事都想先听听袁世凯的意见。袁世凯也不客气，什么事都想管，什么事都愿意管。时间长了，在朝鲜的群臣中不可避免的引起各方面的不满和非议。



    特别是闵妃集团，见到自己日益被边缘化，自然不会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