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太清楚尿毒症的可怕性了。尿毒症，它对人类的危害程度不亚于癌症。我们往往谈癌色变的同时，忘却了肾病给人类带来的恶果，无数健康的肌体被它侵蚀，千万个家庭因病致贫。五彩的梦想化为泡影，人间的悲剧一幕幕上演。

    我是在做记者的时候采访尿毒症病人时了解到尿毒症的可怕，我以为除了癌症是最可怕的一种病外，其他的都不是什么大病，可是随着尿毒症的侵入，我才发现那是一个因病致贫却又难以根治的可怕病魔。

    我曾经替好几个有着尿毒症病人的家庭写过呼吁社会关怀的纪实报道，我的报道最具有温情性，他们在我的报道里，或多或少地争取到了社会的支援。

    我写得最成功的一篇有关尿毒症病人的报道是一对夫妻，写完那篇报道后，我记住了那个男人的名字，李光德。

    采访的地点在李光德的家里，一间很小的房子，仅仅只能容得下两个人的活动。

    李光德见我的第一句话是：杜记者，不好意思，委曲你了。以前有个大房子，为给媳妇治病，卖掉了。

    那是我看到的最简陋的一个家。除了一张床外，几乎看不到一件象样子的家具。李光德把妻子背到外面的大院里，安顿好以后，才开始讲述他和妻子的求医生涯。

    李光德那天哭了，哭得很伤心，李光德对我说了一段掏心窝子的话。当然那段话我没有写出来，可是那段话我记住了。

    李光德说，杜记者，五年了，说实在话，有时候我很想放弃，我很累，作为一个男人，守着这样的一个病人，除了经济上的巨大压力外，男人的生理需求，我能向谁说，面对她的时候，那种来自生理上的强烈冲动，真想把她撕裂开，尽情地去发泄作为男人的正常需求。但是那种念头不会停留太久，在妻子求生的目光前，我会觉得自己是那么渺小，那么地卑贱，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在生命面前，还有什么不可以放弃的呢？

    杜记者，不怕你笑，我真的是这么想的。我对妻子已经谈不上有多大的激情和爱了，守着一个病人过一天容易，过一年容易，长年累月地去爱她，去宠她，真的很难。但是，我不能放弃她，放弃她就等于放弃了一条生命，就等于放弃了我作为男人最应该承受的责任，我对这个妻子没有责任，我将来对任何人都不会真正地去承担责任。

    人在更多的时候，责任大于爱，生命大于欲望。

    就是李光德的这段话深深地打动了我，他是一个俗人，但是他是一个真人，一个坦诚的人，一个有着中华传统美德的人，在这个日渐被物质腐化的大背景里，李光德无疑是颗珍珠，散发着自然而又华贵的光辉。

    五年了，妻子基本上是在李光德的背上度过的。他背着她跑遍了全国各地，只要有一线希望的地方，李光德就会背着妻子上路，不管路途多么遥远，多么艰辛。一口粥也要让妻子先喝，一个馒头也得留着让妻子吃，还得在妻子面前装着吃得很饱很好的样子，那是怎样的一种情感一直在支撑着他，默默地为妻子奉献了五年的爱，尽管妻子最终还是死了，可是妻子死得那么坦然，那么安静，甚至充满了对人世间温情的留恋。

    在采访的全部过程中，我陪着李光德一块哭，采访几乎是在泪水中完成的，李光德对妻子的所有承载，是单一的一个爱字所不能包容的。从李光德的身上，我读出了中华民族最美好的传统，那就是责任和义务。在那个男人的身上，这两样东西那么强有力地震撼着我，让我用最大的真诚写出了最具有心灵关怀的文字。

    我的那篇报道在子城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他们纷纷为这个家庭捐款，援助。可是那个男人的妻子找不到与之相配的肾，在一个很宁静的夜晚，带着丈夫的爱，社会的爱，静悄悄地走了。

    我没有再见过李光德，但是我记住了李光德，记住了那个可怕的尿毒症。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杜锦洪会得这样的病，我接受不了杜锦洪和尿毒症病人连在一起的事实，我没有和谢有林过多地说什么，就急匆匆地往家里赶。

    离开武汉两个月了，我一次也没有和陈子风联系，为了杜锦洪的病，我在火车上给陈子风发短讯息，我告诉陈子风，我爱他，两个月来，我真的一直在想他，我受不了相思的苦，还是决定回武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