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之后，我先后在《人民日报》和《旅行家》杂志工作，徐盈改行到国务院做宗教事务工作。弟弟却被派到驻瑞士使馆去了。在其后的七八年中，只有1955年弟弟回国休假的两个月里，我和他各携子女一道南游苏沪，重忆童年生活。这两个月倒真应了陈老总“一闲对百忙”的诗句，仿佛是一曲田园交响乐中的抒情慢板。我当时哪里想到，姐弟情已平和发展到顶点了。

    弟弟l957年初回国，即分配到颐和园附近的一个机关工作。我们未及见上几面，“运动”就伴随着夏季的雷雨爆发了。很快，我和徐盈戴着“帽子”分别去河北和湖北的农村劳动，弟弟虽然无恙，却更加谨慎地在原部门工作。我在农村能偶然地接到弟弟来信，但信封上却刺眼地写着“彭子冈女士收”！要是按我过去的脾气，真想一把撕碎！但毕竟是挫折教训了我一一我默默地撕开信封，总希冀从字里行间获得一些来自骨肉的温暖……然而我失望了，弟弟的信像那种年代的社论一样缺少温馨。每逢此时，我便又愤愤不平：像弟弟这样机械地按照指示精神办事的人，也太缺乏个性了。尽管能保住平安，但不知他心灵中可能保持宁静？！我得不到答案，只意识到姐弟情已经荡然无存。在以后越来越走向绝对化的年月里，我只有通过违心的自我批判来压抑痛苦一一“世界上从来没有抽象的姐弟情，标榜它就是鼓吹人性论”……

    又过了若干年，我的境遇有了微弱好转；社会上和工作中的诸多实际问题，也促使弟弟有所思考，尽管我们双方都力图联络感情，但是被彻底摧垮的姐弟情，是很难得到真正的修复的。

    “史无前例。”一开始，我家倒还平静，弟弟却被戴上高帽游了街。还听说他回家后把高帽完整地藏到卫生间的高层隔．板上(是想到以后还要用吧？)然后洗净脸，若无其事地出现在妻子面前。当被问起挨揪原因时，他虽实在找不出答案，却仍然真心诚意地一再表示：“尽管自己一时不能理解，但绝不能怀疑他们的大方向……”弟弟是何等善良和驯顺，然而机关中的造反派还是不肯放过他，硬说他1946年在北平工作期间有叛变行为，并派人四处“外调”去寻求“根据”。这时我十分害怕一欲加之罪，何患无诃？！同时又有点糊涂一一弟弟常年注意坚持延安工作作风，怎么也会不管事了？幸好过了不久，弟弟作为中央和国务院系统首批被结合的干部之一，被安排到外交部做了一名司长。据说，为配备这个人选，曾提了三个名字呈报总理，总理则圈定了弟弟。此后那几年，弟弟是相当劳碌的，常陪总理飞来飞去的。我在寂寞的房间里，每逢看见电视中弟弟那一闪即逝的身影，就忍不住在心中大声呼叫：“弟弟，你就跟定总理，好好地干吧！”

    往事都已过去。叹息、埋怨、愤怒乃至诅咒，对于已成过去的一切，都没有实际意义。我只求一条一能够明白过去了的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于自己便能心安理得，对后人也算是种启迪。终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东风在祖国各条战线上吹出一片新绿，同时也使我最终解开了那个系死多年的思想疙瘩。回顾我所走过的道路，琢磨弟弟所经历过的途程一一从基本相同变成大不相同，又从大不相同变成基本相同。第一个“变”属于历史的反动，第二个“变”则是飞跃！作为革命者，不论其战斗的场所是在延安或是西安，首要任务都是阻止历史实行反动，而促进历史进行飞跃。就在这阻止或促进的过程中，势必会付出代价。可不是吗？现在在我和弟弟的躯体上，在我们的姐弟情上，不就明显地留有疤痕？当我们今天去抚摸时，’正如老友萧乾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没有了生理上的疼痛，剩下的却只是一片仿佛还值得骄傲的、平滑而光润的疤痕”。确实，在我们这个大时代中，不经过搏斗、不在自己躯体和感情上留有疤痕的人，恐怕是太少了。问题是当自己(或别人)受到创伤之后，如何予以正确的对待！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我们因陷于不自觉状态而长期精神上受到痛苦，肉体上受到折磨。今天应该庆幸的是：痛苦和折磨使我们聪明起来了，使我们坚强、坚定起来了！我们已从那平滑光润的疤痕表面一一(那不是历史的明镜吗？)一一给后人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经验和教训。我为自己、弟弟及一切战斗者躯体和感情上留有的疤痕，感到光荣、幸福和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