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文井
事情的确发生在1966年8月的下旬,但不记得是哪一天了。
那一天接连发生了几起意外又是意料中的事,我的一个女儿又一次“造”了我的“反”,接着我被抄了家,“灾”上加。“灾”,想不到二者中有些因素可以起互相抵消的作用,使我承受住了“打击”,没有做出什么悲壮的戏剧行动来。
我不是在说我没有自杀。
我是不会轻易自杀的,可能是那个“好死不如赖活”的哲学传统在起作用,更主要的是因为:
几天前,我书桌左面的书柜上突然贴上了一条“语录”,当时十分流行的“最高指示”,上面堂堂正正地印着: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就塞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我一抬头,必然先看见这条“语录”。不用说,这是妻送给我的。针对近况,她为安慰我真是煞费了苦心。
那几天我接连登台“示众”,挂了黑牌,罚了跪,这都是我一生中想都没有想过的新鲜事儿。就是在“土改”中,除恶霸地主外,也很少有人享受这样的待遇。罚跪的时候,我正穿着短裤,跪在排列成花格儿的砖地上。我有个毛病,天一热我就爱穿短裤,没有想到会罚跪,更不懂不挡风的短裤也不能挡住砖石硌膝头,不到半小时我就尝够有皮肉存在的苦处了。我左面常见的那条“语录”,被译成妻的话,就是:不要自杀。我相信妻和她的心肠,决心听她的话。我们在一起生活已经三十年了,我给过她不少痛苦,不能再给她增加痛苦了。
“造反”已经成为大时髦。我的女儿们也“造”了我的“反”,“运动”开始不久,就联名给我贴了一张“大字报”,揭发我的修正主义罪状,其中有两条:养花和养猫。养“花”,如果准确一点说,就应该是养“刺”。我有几盆仙人掌、仙人球之类的东西。据说那些东西在暖和的地区养好了也能开花,可我没有能耐让它们开花。我“养”它们,是为了那一点绿色。其实,根本不用“养”,它们自己会活下去。我一连几个月不给那些瓦盆浇水,更不提施肥了。它们不知从哪儿来的那股劲儿,总是张开满身的刺,总是愉快地(说不定也是痛苦地)活在我那不大见阳光的窗台上。不知道它们起过自杀的念头没有。一至于养“猫”,倒是真的。我养了一个猫家庭,我是猫的专职厨师。为了那个奶小猫的猫妈妈,我到处搜寻带腥味的东西。
最先来家的是一只公猫。他来的时候是个半大的小猫,长毛,黄白花,没有来历,突然出现在我们院子里,我和他交际了一下,他就再也不肯走了。他有一个宽脑门,再加上那长毛,脑袋显得特别大,我们就管他叫“大头”既是小名也是大名。不知不觉他就变成一个“男子汉”了,长得十分气派。妻很喜欢他,常说,“大头”这么漂亮,应该给他娶个媳妇。
不几天,正好有人给我们送了一只黄色也是长毛的小母猫,秀气苗条,脸蛋和脑袋都小,因此给她定名为“小头”。大约过了半年,“大头”和“小头”都成婚了。他们一年生一窝小猫,毛色有的像爸爸有的像妈妈,都是长毛,逗人喜爱。猫“丁”兴旺的时候,我家大小猫共可达七口之多。每年我们总有那么一段时间忙着给“小猫”找“就业”的机会。
l966年夏天,“小头”正抚育着四只小猫,一点也不了解外界的风云突变,每天她仍照样安然在沙发上给子女们喂奶,舔身子,那母爱的表现,看了可真令人感动。他们可不懂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不知道他们已经变成了“红卫兵”小将的阶级敌人。小将们见猫就打,大吃猫肉,也是一种时髦。我犯愁也没有办法,厄运迟早总会光临“大头”、“小头”一家的,如果他们能变成老鼠就好了。小将们也许是不仇恨老鼠,也许是对老鼠无可奈何。
在“牛棚”里待了一天之后,我终于回家了。
家里一个人也没有,除了我之外都在“闹革命”。我发现方桌上~张大纸条,上面写着:
“修正主义老爷:我把你的猫都送走了。”
下面没有署名,可是一看就明白,这是一个女儿的新的“造反”行动。
果然,猫全都没了,只有他们吃饭、饮水的那些洋瓷盘和罐头盒还在原地。
“牛棚”虽然阴森可怕,可是有一种“充实”;写不完的“材料”和各种“劳动”会填满任何空虚;还有那群“牛”,一个挨一个,各自肚子里不知在打一些什么算盘,看起来也满热闹。而我这个家,因为失去了猫,一下就变得冷冷清清、空空洞洞了。
“大头”和“小头”从来没有“造反”的意思。猫还是猫;在猫面前,我也还是我。我们的关系,一如既往。猫证明有些东西还是存在的。猫也证明了我的存在。
“大头”、“小头”、和他们的四个孩子现在在什么地方?他们还活着吗?……
我泡了一碗方便面。我想:我确实应当相信一点什么……
四
天黑了,早就在“预言”的那场风暴终于突然袭来了。
一群戴着红袖章的彪形大汉呐喊着冲了进来。他们是“作协革委会”的武装力量,也自称“红卫兵”。这是来抄家。他们一般都有三十多岁,那个“领袖”(“革委会”主任)则已超过了四十岁。他们极力模仿着“红卫兵”小将的打扮和言谈举止,可到底岁月不饶人,怎么看也不像“小将”,只能称之为“老将”。
社会上到处都在抄家,这批“老将”不甘落后,终于也赶了上来。
先是举行仪式。老将们让我低头弯腰,他们则先高声朗读“语录”,继而振臂高呼口号,提高了气势,劲儿也上来了。我开始感到后脑勺上的敲击,时轻时重,很有节拍感,可能是为他们勇猛的行动进行伴奏。
然后,审问开始。几个老将齐声喝问:
“交代!你有些什么‘四旧’?”
这显然是一种测验,一种考试。为了少吃苦头,我决心老老实实交答卷。
“有字画,我早已摘下来了,捆好了。还有外国古典音乐唱片,也收拾好了,那几堆就是……”
这答卷显然不能令他们满意。
“放老实一些!交代你有什么坏书!”
坏书?我犹豫了一下,打算想一想,马上感觉这样做有危险,不如痛痛快炔都包下来,不拖泥带水。
“我没有什么好书,几乎全都是‘封、资、修’……”
“红卫兵”老将们可能误会了,以为我这人太油,“主任”怒吼一声:
“他妈的,谁要你来概括!交代具体的!”
这可真是一个难题,我从来没有对我那点可怜的藏书进行过排队和评比;“封”、“资”、“修”这些概念也从来没有人对我说清楚过;哪本书应该归入哪一类更没人研究过;当然,我自己也没有研究。从哪一本书开始呢?
我只好硬着头皮试试。
“……我有,‘三言二拍’……还有,《十日谈》……还有,《呼啸山庄》……”
“他妈的痛快一点!还有什么?”
我一闪念,忽然想到了《红楼梦》,我爷爷反对过这部书,里面是有一些性的描写,可是新“权威”对这些东西从来没有非议过。还有《聊斋志异》,牛鬼蛇神,样样都有……伟大领袖称赞过这部书,我亲耳听见的。……《水浒传》,吃人肉,西门庆调戏潘金莲,武松杀嫂,怎么评价呢?……我结结巴巴,不敢往下说了。
老将们等得不耐烦了,只好摊牌了:
“交代!你有《金瓶梅》没有?”
我这才明白过来,原来他们是找※金瓶梅》。
“真是没有,你们可以再抄。”
五十年代里,我曾得到过一张“内部购书证”,凭证可以购买一套新影印的带图的《金瓶梅》这是一种权利,一种信任,我没有去买。原因很简单:我自己是在十三四岁时偷看的《金瓶梅》,那是我父亲费尽心机秘藏起来的,可还是被我发现了。如果我买了这部书,我的孩子们也如法炮制怎么办?我没有变成西门庆,我不是满正经么?不信您去打听。我相信自己,却不放心孩子们。这是一种费解的地道中国旧传统,我照实说了并且认了罪。但是老将们对此不置一辞,更没表扬我,只是不知为什么而悻悻,甚至有些愤然。如果他们运气好,我相信他们早晚是会看到这部书的,抱歉的是这次我未能给他们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