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五

    我认识蔡孑民先生，始于民国元年一月下旬；但我开始听到他的大名则在临时大总统府成立后一二日。由于报纸刊载各部首长的名字，蔡先生被列为教育总长，其时我从事教育工作已有六七年，平素对于教育的制度备极关怀，因而对新政府的新教育首长，当然想略知其历史。不久我便探悉蔡先生是一位翰林，却具有革命思想，且曾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这时候我已由国父孙先生邀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正在清理手边未了的事，不日便要晋京任职，绝无另行求职之意。只是积久欲吐有关教育的意见，现在面对一位可以进言的主管部长，姑且尽我言责，至于能否发生影响，固所不计。于是我便抽出一些工夫，写了一件建议书。现在追忆起来，大约包括有下列各项建议：

    (一)提高中等学校程度，废止各省所设的高等学堂，在大学附设一二年的预科，考选中等学校毕业生或相当程度者入学，预科毕业者升入本科。

    (二)大学不限于国立，应准许私立。国立者不限于北平原设之一所，全国暂行分区各设一所。那时候我主张，除北平原有所谓京师大学堂外，南京、广州、汉口应尽先各设一所。

    (三)各省得视需要，设专门学校，其修业年期较大学为短，注重实用。

    按我国清末学制，各省设高等学堂一所，其大旨系仿日本的高等学校。惟日本所设的高等学校与大学有相当比例，程度也能衔接。故高等学校毕业生多能升入大学。我国各省份设高等学堂，其毕业人数断非设立京城唯一的国立大学所能容纳；且各省高等学堂虽相当于大学预科，然因程度不齐，多未能达成预科的作用。于是实际的作用，仅成为高等的普通学校。我认为不如将中学校程度提高，完成普通教育。其有志深造者，径行考升大学直接附设的预科。预科改由大学所附设，其程度自较易与大学本科衔接。不若各省高等学堂所造就者，大半不能升人大学，徒成为普通教育之额外提高，在教育的作用上不免等于一种浪费。因此，我一方面主张增设国立大学，并分区设立，以便升学；一方面主张准许设置私立大学，使那时已具基础之若干教会学校得于符合条件后升格为大学，以宏造就。至于为适应需要，并应准许各省设立专门学校，为期较大学为短，与清末的高等学堂和现在的专科学校相当，与大学分道扬镳，而改进当时高等学堂的空泛效用，使更合于实用。以上便是我对民国学制改进的建议大要。

    我以一个未曾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居然提供许多关于高等教育的意见，不能不说是一种大胆的尝试。真想不到此一建议书，从上海邮寄到南京教育部以后，不过十日左右，我便在南京临时大总统府服务中接到由上海家里转来蔡先生的一封亲笔信。大意说对我所提供的意见认为极中肯，坚邀我来部“相助为理”。

    我既承国父孙先生的厚意，在一席谈话之后，自动委以机要之职；现在又以尚未谋面，仅凭一纸意见书，又承蔡先生邀请相助为理。在鱼与熊掌之间，既不应见异思迁，又不愿放弃久怀改进教育而一旦获得可能实现的机会。幸而在不得已请示孙先生之际，承他老人家爱护有加，令我半日留府服务，半日前往教育部相助；于是我才敢持着蔡先生的手书，前往教育部面谒。想不到经此一度面谒之后，我对于蔡先生不仅做了半年左右的属员，而且缔结了三十年的深交。尤其是在抗战初期蔡先生因体弱不能跋涉远来后方，我因主持商务印书馆，不能不往返于后方与香港之间，初时同住商务印书馆的临时宿舍，继则时相过从。蔡先生视我如手足，我则视蔡先生如长兄。在蔡先生逝世时，我成为朋友中唯一的随侍病榻送终者。人生际遇真有不可思议之处。兹更就记忆，概述蔡先生与我三十年间的关系。

    且说当时的教育部，草创伊始，还未曾订什么官制。记得在教育部服务的各人，都由蔡先生致送聘书，任为筹备员。工作上虽有差别，实际上也难免要分为主办的和协办的地位；却没有阶级高低的区分。所领津贴也一律为每月六十元。由于我只以半日来部办公，而且是同人中年纪最轻的(当时只有廿四岁)，当然不可能成为主办人员。那时候和我一起工作的有钟宪鬯(观光)、蒋竹庄(维乔)和汤爱理(中)诸君。钟君年事很高，曾在上海开办理化研习所，闻蔡先生一度加入听讲；蒋先生曾参加蔡先生主持的中国教育会；汤先生则系日本留学生，专攻法律。我们日常的工作，多半是讨论民国的新学制和课程；惟以临时大总统孙先生下野，政府不久便北迁；在南京时代，一切规划还没有定议。

    是年三月，唐少川(绍仪)先生受任为国务总理后，南京政府各机关开始北迁。蔡先生仍任教育部总长，我也随往北京任职。这时候，我奉派为专门司第一科科长，前清学部员外郎路壬甫(孝植)为第二科科长，英国留学硕士杨焕之(曾诰)为第三科科长。我们的司长林少旭(綮)是专攻法律的留日毕业生，原任学部参事，至与我在南京共同工作之钟蒋汤三君均任参事。北迁后的教育部次长是范静生(源濂)先生，原系学部郎中，我在长官和同事间，资历最浅，年纪也最轻。但由于蔡先生之赏识，我也能努力工作，对上对下与对同僚均甚融洽。据我的主管司长说，我以一个毫无行政经验的人，不仅处理公务有如老吏，对于公文的起草修正，也无不适合分际。在蔡先生留京任职的几个月内，我的工作记得系以对大学令和专门学校令的起草，以及对京师大学堂的协助接收为主。上述两令实际上已把我在南京政府初成立时对蔡先生的建议三点完全采纳。至对于京师大学堂的接收事，系由我与第三科科长杨君会同办理。我以一个初出茅庐，且从未进入大学之门的二菏年，总算应付得宜，而会同办理之杨君却一切归功于我。因此，我在当时的教育部科长中，与普通教育司的许寿裳科长(后来迭任教育厅长，终于台省教育厅长任内)齐名。许先生是蔡先生的同乡后辈，我却是一个豪无关系的后进，同受蔡先生的拔擢。侧闻蔡先生常引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