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好景不常，是年六月间唐内阁以责任内阁不能负责而辞职；蔡先生本来与唐少川先生毫无渊源，却坚请联带辞职。其风度与唐先生原对袁世凯总统有深切关系而不惜坚辞者，同为政治界之美谈。唐内阁辞职后，由陆徵祥继而组阁；蔡先生去职后，则由原任次长范静生先生继任，而以原任蔡先生秘书长董恂士(鸿祎)君为次长。初时一切萧规曹随，尚无何问题发生。后来由于专门司司长林少旭先生改任高等审判厅厅长；在他以法律专材从事司法工作，当然用得其长，但是问题便发生在他的继任人选。林先生～向和我相处得很好，尤其对我的能力与负责精神不断表示赞扬。在他要离开教育部时，私下曾对我有所表示，并言将力保我继任专门司司长，及至他的新任命发表，司中同人也一致认为我之继任，实为当然之事。想不到最后决定，却是以第二科路科长升任。路先生平时对我非常客气，骤膺此命形色上也表示万分不安。后来据林先生密告我，当他保举我继任之时，范总长好像落口答应，想不到经过几日后，范先生突然密告林先生，说以我的能力和负责精神，升任司长极适当，惟经详加考虑，以路先生资历极深，原任学部员外郎，与范先生仅次一级，一旦由资历较浅如我者擢升，难免不使路先生失望；好在我年事尚轻，来日方长，暂缓升任当无问题。范先生的抉择当然未可厚非。但我毕竟少不更事，乍闻新命，心里确不免有几分难过。幸而平素遇事尚能与他人易地设想，经过了一二日，也就释然。后来因为路司长侧重保守，司中同人富于积极精神的新进者颇多不满，甚至学部旧人，夙与路司长共事者闻亦具有同感，遂使我处境甚感困惑，除极力遏抑自己情感外，还矫情转劝他人。可是矫情的结果，偶然不免落出不自然的状态。消息间接传到刚从德国回来的蔡先生耳朵，听说他曾转述意见，劝当局把我调任北京大学的预科学长。不知何故又有人从中阻挠，否则后来一段不必要的纠纷，当可消除于无形。蔡先生爱我之深，更可于此见之。范先生不久也去职，接任者由海军总长刘冠雄兼署。但刘总长毕竟对教育为外行，仅历月余也就请辞兼职，继而兼署者为农林总长陈振先。陈先生是留美农学专家，对于教育亦甚有兴趣；此次于二年三月，兼署教育总长原想实干一番。他虽是广东人，与我同乡，但因我是外江的广东人，对同乡人物认识不多，陈先生也素未谋面，因此，当他到部之初，并不知有我这一位同乡。可是我之被卷入漩涡，真想不到竟起于我平素不重视的乡谊关系啊。

    事情是这样的。由于江浙为文化最发达之区，教育界的杰出人物，往往不能合江浙二省而他求，因此，教育部此时的高级职员中，包括次长和四位参事中的三位与三位司长中的两位，都是籍隶江浙两省。这并不因为蔡先生是浙江人之故。兼署总长陈先生独以广东人出任最高首长，如果能与各位高级幕僚随和，像湖南籍的范前总长一般，那就当然不会发生问题。可是陈先生毕竟有些抱负，而且习闻美国政务官与事务官的关系，不免实行他的总长职权。初时为着发布一篇文告，吩咐原任的秘书人员起草，经办的秘书狃于故习，不免要商询主管司的意见。结果，对于总长的主张不免有重大的修正。陈先生以身为总长竟不能指挥一位秘书，实以农林部中并无适当人员可以调来相助，因向其某一小同乡(新会县籍)诉苦，他那位小同乡颇知我，力言近在教育部内的一位富有经验与能力的同乡何以不加利用。陈先生听了这段话，次日一早到部，便约见我详谈，既略知我的抱负，遂将其意欲分布的文告嘱我起草。我便在他的办公室内，花了不满两小时，写成二三千言的文告，送给陈先生核阅，他感到十分满意，因即表示要我以专门司第一科科长之职调兼总长的主任秘书。我认为既承赏识，自不难有发展抱负的机会，略不谦辞。以此兼职，我遂得出席部务会议。彼时的部务会议，系以部次长参事司长及主任秘书构成。主任秘书也具有相当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