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癸未初春。新学年还没开始，燕园里一片宁静。湖畔的柳枝还未叶新绿，未名湖已露出一片春意。刚刚上任两个月的校长助理张维迎赶肴上参加学校寒假例行的战略研讨会。这位近年来非常活跃的经济学家将住会上就北大改革抛出两个论点：一是“引入竞争”，二是“不升且离”。他盘算着，学校会对他的论点有怎样的反应。

    86年前，也是在这片校园，人称“北大之父”的蔡元培曾振臂高呼：“北大应该是整个国家最高尚、最纯洁的学术圣地，是培养具有人类优秀品质和完美个性的‘思想库’和‘实验室’。应该有学术至上，思想自由的学术气度，我们的北大，也应该把培养具有独立思想和自由意识的批判者作为奋斗目标。”而现在的北大，离蔡先生的理想甚远。

    张维迎的观点引起了校长许智宏的共鸣。他想起自己当校长以来，每年都会收到不少同学的来信，说有些老师上课不行。实际上，北大有些教授在国内学术界也就是二三流的水平。在北大不少院系，80％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声誉是由20％的优秀教员创造的。

    这个言辞激昂的张维迎，不活脱脱像当年高举文化革命大旗的陈独秀吗？与会的学校领导都没有意识到，这个会议酝酿了一场后来被认为足86年来最激进的变革。

    北大领导层决定强化教师队伍建设，并确定了几个基本的原则：一要摒弃进入北大就得到终身制铁饭碗；二要避免学术上的近亲繁殖；三要控制编制。并成立以校长许智宏为首的人事改革领导小组和人事改革工作小组，以张维迎为首的工作小组受命起草方案草案。

    2003年5月4日，在105周年校庆时，北京大学提出争当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

    一周后，燕园“地震”。5月12日，北大的张老师得到通知：学校有一项改革将涉及自己。“我当时想，会是什么改革？是分房子？从筒子楼搬出来换大房子？不可能，哪有那么好的事！”

    张老师打开电子邮件，是北大校长、校人事制度改革领导小组组长许智宏发出的，里面有一份wORD附件，标题是《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文件要求老师们赶紧提意见，由系里将意见汇总给学校。

    九易其稿的《方案》明确暗示：身为副教授的张老师如果在规定期限内不能晋升为教授，那么就将离开北大。

    一石激起千层浪。晚上，夜色很美，月亮不识愁滋味，还把清辉轻轻洒在校园里。静谧之中，和张老师一样，大部分老师都失眠了：这个方案一旦实行，意味着他们的端得稳当当的铁饭碗保不住了。辗转反侧中，仿佛月光也变了盐霜，涩得人心头直哆嗦。

    不同的声音在燕园激荡，利益各方在方案背后暗暗博弈。

    年轻的副教授和讲师们成了第一批跳起来的反对者。历史系副教授蒋非非给年轻教师们算了一笔账：他们大都在25岁到35岁之间；他们在6年时问里作出一流的学术成绩；他们的平均工作时间是每天16小时，但现在，这一切要一笔勾销——在一个新体制中拉平到一条起跑线，在1／3的流动比例下竞争。

    年轻教师愤愤地说，改革方案是典型的“专拣软柿子捏”。有教师哀叹：“这种改革将北大青年教师彻底地变成弱势群体。”

    他们先是说出自己心中的郁闷，却立即在别的老师那里得到强烈的共鸣。各种嗓门的声音像波浪一样响遍了北大的每个角落。

    改革方案第一次征求意见稿中的一条规定：“除少数特殊学科外，新聘教授应能用一门外文教学授课。”在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看来，这就是说没有留过洋的不能当北大的教授。“如果我现在还是副教授的话，按我的脾气，我马就走人。我相信，我走了是你北大的损失，而不是我的损失。”已退休的钱理群愤愤地说，“要是闻一多看到这样的规定，非勃然大怒不可。”

    于是，“海归派”与“本土派”开始争吵。“本土派”尖刻地指责，改革是“海归派”企图抢占地盘的发令枪。

    北大校园网上的一个帖子说：“为了去掉近亲繁殖的虚名，而把自己辛苦培养H{来的大量优秀学生推到外面，这无异于是对北大的犯罪。”

    马卜就有人出来反驳：“所谓拒绝本校毕业生留校会导致师资水平下降，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观点，这种观点的假设是：高考优秀一本科优秀一研究生优秀博士生优秀。”

    就在这个时候，张维迎发表了他著名的广场演说。他动情地说，北大的学牛小是万里挑一，也是千里挑一，而北大的老师却不是。张的演讲得到部分学生的共鸣，而他个人却成众矢之的。

    网上的一些文章直接把矛头对准了“张大教授”。有人说，对张大教授实在不敢恭维，就因为从牛津得了个博士，就牛皮得一塌糊涂，实际上就是一个“死读书的货”。

    连校长许智宏也被这些言论吓了一跳，“没有料到，各方面的反响这么大”！

    “有的兄弟大学的校长跟我开玩笑说‘人家正要逃出火海，你怎么反要跳进来呢？”’许智宏回忆起刚刚当北大校长时的情形，现在才深切感受到了何为“火海”。

    以许智宏的性格，当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副院长，就已经很知足了。但是机缘巧合，1999年，中科院的领导找他谈话，让他考虑是否愿意出任北大校长，朋友和妻子都力劝他“不要往火坑里跳”，原本就只想从事研究工作的他却书生意气地被两个理由说动了：报答母校对自己的培育之恩；利用北大和中科院，尝试着把科教结合在一起，试图改变他眼中中国科教体制_卜教育与科研彼此脱节的弊病。

    在他刚刚过完57岁生日后，北京大学校长名录第30任的位子上写下了“许智宏”三个字，与严复、蔡元培、蒋梦麟、马寅初等名字排在一起。

    许智宏的办公室是在北大赫赫有名的“贝公楼”。楼前的草坪上立着两个据传有300多年历史的华表。这栋北大主楼一反传统建筑中主建筑坐北面南的圭臬，直对西面的玉泉山。据称当初的设计者特意让未名湖边的博雅塔与玉泉山上的玉泉塔东西相望，“贝公楼”就在这条独特的东西向的“北大中轴线”上。

    在北京城四方为形、南北为轴的城市布局中，坐落西北郊的北大似乎极力显示出自己的不同。曾有学者说过，北大尽管不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大学，但是它对一个国家的影响，却远非世界第一流大学所能比拟。

    就在北大校园吵成一片之时，未名湖边，林荫深处，蔡元培先生的铜像

    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以文弱瘦小的身体力撼“北大老酱缸”，顶着压力解聘了一批教员，同时大力聘请新派人物来北大任教。一时间，激进的陈独秀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来办刊物，搞白话文运动，自由主义的胡适、保守的梁漱溟以及拖着棕色辫子的怪异辜鸿铭，全都汇集红楼，北大至此开始成为中国新思潮的中心。

    86年前，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意”，进行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北大从此日新月异。蔡元培既聘请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等来校任教，也聘请了持复辟政见的辜鸿铭等旧派人物执教。一时间北京大学人才荟萃，声誉鹊起。

    在蔡元培来北大之前，北京大学的教员多为资深官僚，学生则多是年轻和资历浅的官吏，讲授的内容包括忠君、忠儒等传统的封建文化和思想。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便按照西方国家近代的大学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整顿和改革。

    “比界学术德最尊，吾将术学于德。”1907年夏，蔡元培到当时的世界科学心德国进行研修。以后又赴日、德、法、英、比利时、意大利、瑞匈牙利、荷兰等国游学，了解了世界科学发展的状况与趋势。他先后拜会过科学巨匠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等，并邀请他们来华讲学。先后到北大来讲学的罔际著名学者有德国的魏礼贤、法国的班乐为、美国的杜威等。这种高水准的交流对提高北大师生的学术水平与科研兴趣起到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