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历史就是这样巧合，蒙古在灭掉了金国之后，没过多久就决定进攻南宋。他们开始在四川、湖南、安徽等地都做了试探性的进攻。此时虽然蒙古军事力量已经强大到世界之最，但是他们遇到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对手——南宋。

    在余玠等人的积极部署之下，蒙古并没有在这里占什么便宜，他的后继者王坚、张珏继续修筑着山城，总数达80余处。这些建在四川主要水系上的山城，完整地构建起坚固的山城防御体系，在其后抗蒙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据说，余玠还总结了一套抗蒙斗争的经验：“一曰以逸待劳，不可轻战；二曰聚保山险，不居平地；三曰多用夜劫，不可昼战；四曰收聚粮食，毋以资敌。”

    根据史书记载，余玠治蜀多年，“军得守而战，民得业而耕”，抗蒙形势出现前所未有的转机。他便主动出击，恢复失地。

    然而，宋理宗同样犯了错误，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心生猜疑，就如同当初宋高宗对待岳飞一样。或许这也是宋朝皇帝的一个通病，总是担心武将们一旦手握兵权，就会将自己赶下皇位。在1253年，也就是宝祐元年，宋理宗下令，决定让一直驻守在前线的余玠班师回朝。

    一心为国为民的余玠又怎么能够接受朝廷的诬陷呢？据说他在接诏以后，就立刻服毒自杀。史书上说：“余玠治蜀，厥功甚伟，赍志而殁，壮士扼腕。”当川蜀地区的百姓听说这个消息之后，“莫不悲慕如失父母”。好不容易有一个人才，朝廷却轻信谗言，连一个余玠都用不得。

    在蒙、宋对峙的阶段，蒙古有一个很重要的领导人，就是蒙哥。他即位之后，并没有选择直接攻打南宋，而是选择了迂回战术，他先后灭掉了大理国、安南和云南，最终形成了对南宋的三面包抄。

    可以说，蒙哥的心思一直都非常明显，那就是将南宋逼到无可救援的地步，让南宋自动归于蒙古的管辖。从宝祐五年开始，他就一直做这种梦，直到他死去，这个梦也没有能够实现。

    宝祐六年，蒙哥改变了自己的战略，他决定三路攻宋：自己亲率主力4万攻打四川，然后出峡东下；塔察儿领兵南下，进攻荆襄；兀良合台从安南出兵，经广西北上；三路大军会师鄂州，再合力东攻临安。

    蒙哥的主力进入了大散关，由利州直取剑门，经过近一年的艰苦攻战，岁末打到钓鱼城下。这时四川已大部沦陷，王坚以兴元都统制兼知合州。他到任后就发动军民重新修缮钓鱼城。

    钓鱼城周长10余里，山顶地势平旷开阔，上有充足的水源与足够的良田，军民耕战结合而无后顾之忧。钓鱼山高近400米，嘉陵江与渠江环绕其南、北、西三面，山腰据险筑起两道两三丈高的城墙，又筑“一字城”直达嘉陵江岸，可安然保持与外界的联系。当时，迁入钓鱼城内避乱的民众多达10余万。

    蒙哥派降将晋国宝前来劝降，被王坚在钓鱼山阅兵场当众处死。开庆元年（1259年）二月，蒙古大军渡过渠江，蒙哥亲自督战攻城，双方攻守战打得十分激烈，但蒙军始终无法得手。四月，蒙军一度袭破一字城外城，但很快就被宋军击退。

    蒙军旷日持久，师劳兵乏，时值盛暑水土不服，疫疾蔓延。宋军以逸待劳，不时夜袭敌营。南宋政府听说蒙军入川，即派吕文德出任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负责川蜀抗蒙大局。五月，吕文德率战船千艘驰援合州，遭到蒙将史天泽的邀击，只得返回重庆。

    六月，蒙将汪德臣单骑到钓鱼城下招降，城上发飞石将其击死，蒙军士气越发低落。相反，王坚则命守城宋军向城下蒙军投掷鲜鱼面饼，并致书说：“你们北兵可烹鱼食饼，再攻十年，城亦不可得！”

    蒙哥见钓鱼城固若金汤，久攻不下，只得撤军，命主力转攻重庆，自己则死在退兵途中的温汤峡。

    关于蒙哥的死因，史学界有很多种说法。一说病死，所染即为痢疾；一说中飞石或飞矢而死；一说因炮风所震，得疾而死。一般认为，蒙哥临死遗言：“若克此城，当尽屠之。”为了发泄攻城失利的愤懑，蒙军在护丧所经途中，杀无辜平民2万余人。

    蒙哥一死，各路蒙军先后北撤，南宋政权转危为安。其后10余年间，宋蒙战争未发生过重大战役，这是因为忽必烈继承汗位后，专注于解决内部纷争与推进封建化进程。封建化进程弱化了蒙军的原始野蛮性，也相应减轻了宋元替代过程中社会生产力的破坏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