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6年，也就是德祐二年的正月，益王赵昰与广王赵昺为了保命，历尽艰险，在专人的护送之下，从婺州逃到温州。礼部侍郎陆秀夫听说这件事情之后，也紧跟着两位王爷的脚步，终于在他们到达温州之前追上了他们。
这个陆秀夫是个非常有骨气的人，他听说张世杰因为不满朝廷不战而降，自己率兵攻打定海，想要灭元复宋。他觉得这是一个绝妙的机会，如果能够找到张世杰，或许还能够和元朝拼个你死我活。很快他就通过前宰相陈宜中联络上了张世杰，并且给他写了封密信，大概的意思是说，两位王爷现如今就在温州，如果想要对抗元朝，他们愿意出力。
古代人对于血统有着非常高的敏感度，张世杰也同样如此。尽管他最先发兵攻打元朝，但是他并没有想过要自立为王。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想要恢复宋朝的霸业，必须还是要由姓赵的人出面，这益王和广王无疑就是最好的人选。
很快，张世杰就迎来了益王和广王。在这一年的五月，陈宜中等拥立益王为帝，此即宋端宗；改元景炎，尊杨淑妃为太后，临朝同听政。封赵昺为卫王。以陈宜中为左相兼都督，右相虚位以待李庭芝，张世杰为枢密副使，陆秀夫为签书枢密院事。
尽管这只是一个流亡小朝廷的建立，但是对于广大艰苦抗元的爱国将士，是一个莫大的鼓舞。文天祥曾经这样评价过说：“方以李、郭之事为己任。”他所指的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李光弼和郭子仪。这两个人都是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重要将领，在平叛中，两人互相配合，战功卓著，在用兵上也各具特色。而文天祥用郭子仪、李光弼来形容当时的陈宜中和陆秀夫，这绝对是不明智的。
陈宜中虽然不会明着说“我要投降了，我支撑不住了”这样的话，可是他的心思根本就没在抗元之上，他想得更多的就是怎么和陆秀夫争权。
真不知道这个陈宜中脑子到底是怎么想的，就那样一个小朝廷，每天都被元军追着打，他还搞窝里斗，真是嫌自己命太长啊。
主将张世杰也并不是一个目光长远之人，在元军的穷追不舍之下，他想到的唯一出路，就是往南跑，估计也是受到宋高宗的影响吧。他总是想着把福建与广东作为小朝廷的落脚地，这样他就能够部署兵力来收复江西、浙南失地以屏卫闽广。但是张世杰并没有将帅之才，更没有领军的气魄，他所谓的各种计划最终都化做了泡影。
说到这个小朝廷，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著名的爱国将领文天祥。在宋朝最后的这个小朝廷之中，他担任枢密使与同都督诸路军马。和张世杰不同的是，文天祥主张北伐，两个人就这样杠上了，谁都不服谁。
陆路元军挥师从浙入闽，水师也从海上向南进逼。十一月中旬，端宗小朝廷只得再次登舟南逃，刚出海口，就与元军水师相遇，但当时弥天大雾帮助行朝船队躲过了一劫。船队南下泉州，这里是阿拉伯商人蒲寿庚的势力范围。史称蒲寿庚提举泉州市舶，“擅蕃舶利者三十年”。这时，蒲寿庚正在宋、元之间见风使舵，而实际上，他根本上不愿为行朝提供海舶。你想啊，明明知道元朝有多么强大，而宋朝则是苟延残喘，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元军击败，如果他要是在这个时候站出来，宋朝失败了，他也就没命了。
尽管他心里是这么想的，但是表面上却不动声色。当他听说小朝廷的人马来到城外的时候，还出城迎接，请行朝“驻跸”泉州。张世杰想了想，觉得这样不成，如果要停在了泉州，就和他制定的“南下”方针起了冲突，于是他决定，还是要走，一定要往南逃。
可是经过了长途跋涉的行朝船只早就破败不堪，就连粮草都快被吃光了，哪里还能往南走呢？要说这张世杰做起事情来可真是不管不顾，他当下决定强征泉州港里蒲氏的船只，籍没其财产。
这件事情的直接后果就是激怒了蒲寿庚。原本他还想要在两方势力之间做个墙头草，说好听点就是保持中立，可是张世杰的这种做法，让他非常生气，于是一怒之下，纠集地方势力，以武力将端宗船队逐出泉州港，第二个月就投降了元朝。
端宗的海上行朝从泉州经潮州到达惠州，仍感到不安全，在景炎二年四月到达官富场，也就是现在的香港九龙以南。要说他们也真能跑啊，硬生生的从中原地区跑到了香港，决定在这里立足，开始营建行宫。
可是凳子还没坐稳当呢，元军就已经杀过来了。最终，就在广东中山这个地方，遭到元军水师袭击。张世杰部被俘将士颇多，陈宜中率领的数千人与800艘战舰遇飓风溺死，陈宜中仅以身免。
陈宜中对这种流亡抗元已彻底灰心丧气，提议行朝移到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去，并借口欲作准备就逃之夭夭。国难当头，他已是第二次逃脱了，这是这位“宝祐六君子”领袖留在历史上的最后表现。
第二年四月，宋端宗因病而逝。对于南宋小朝廷来说，这种打击无疑是致命的。很多大臣们都觉得，这是天要亡我啊！于是打算拆了行李散伙，只有陆秀夫在这个时候非常沉着，他拿出了自己代笔撰写的《景炎皇帝遗诏》，也就是宋端宗的遗诏，将皇位传给了卫王赵昺。
在面对其他大臣的时候，他满脸严肃地说道：“古人有以一旅成就中兴大业的，如今百官具备，士卒数万，难道不能立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