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胡适、俞平伯、以及顾颉刚等人，他们这些当时的知识界的名流虽然对“是否贾珍”未作任何研究、探讨，而却说了对贾珍的那么肯定的话。这些话所引发的后果，应该说是很严重的。80年来，对于贾珍，很多人不都是重复附会他们的说法吗？相当多的读过《红楼梦》的人，和写过有关《红楼梦》的文章的人，以及与《红楼梦》有关的各色文化作品中，只要说到秦可卿之死，就会联系到贾珍，无一例外。但是，我们在看了《红楼佚话》的全文之后，就会得出和他们完全不同的结论。下面看看《红楼佚话》一文是怎样写的。

    刊登于上海《晶报》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五月十八日一期的第三版下部的癯猿写的《红楼佚话》的全文，共写了四个部分。第四部分的全文如下：

    “《红楼梦》八十回以后，皆经后人窜易，世多知之。某笔记言：‘有人曾见旧时真本，后数十回文字，皆与今本绝异。荣宁籍没以后，备极萧条；宝钗已早卒，宝玉无以为家，至沦为击柝之役。史湘云则为乞丐，后乃与宝玉为婚’。又据濮君某言：‘其祖少时居京师，曾亲见书中所谓焙茗者，时年已八十许，白须满颊，与人谈旧日兴废事，犹泣下如雨。且谓书中诸女子，最美者为探春，钗、黛皆莫能及；次者秦可卿，亦甚艳，而最陋者为袭人，宝玉乃特眷之，殊不可解。’

    又有人谓：‘秦可卿之死，实以与贾珍私通，为二婢窥破，故羞愤自缢。书中言可卿死后，一婢殉之，一婢披麻作孝女，即此二婢也。又言鸳鸯死时，见可卿作缢鬼状，亦其一证。’

    凡此种种之佚话，皆足以资红学家之谈助也。”

    （注：以上原文只用“顿点”断句，现代标点符号是现改的。另，《红楼佚话》全文见本文后附。）读完上面这一段文字，再看一下俞平伯先生和顾颉刚的通信，以及胡适的文章。首先，6月24日顾颉刚给俞平伯的信，说“有人见书中的焙茗，据他说”但在原文中，焙茗并未说此话，而此话是“又有人谓”。那当然不是焙茗。在顾颉刚7月20日的信中虽改了说法，但也没有更正“有人见书中的焙茗，据他说”这样的话。其次，就算《红楼佚话》中关于“秦可卿之死”的话，确系书中的焙茗所说。有资料说明：曹雪芹家第一次被抄，是在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那时的曹雪芹是十三岁。那时的焙茗真身作为曹雪芹的贴身小厮，比曹雪芹总要大几岁，姑且算是十五岁，那么，他长到八十岁时，就要到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了。俞平伯先生所著《红楼梦研究》中《论秦可卿之死》一文的发表时间，是在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而《晶报》上的《红楼佚话》的发表时间，也是在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这个时间，和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相差近一百三十年。其中说到的“濮君”到“其祖”仅三代，绵延近一百三十年，实不可理解。《红楼梦》里贾母活到八十三岁，已是四世同堂，其时间跨度也不过六十多年。一百三十年，又该有几代。如果说文中“其祖”并非“祖父”，而是更上几代的话，那么，那些话还能有多大的可信度呢？俞平伯先生的“秦可卿与贾珍私通”这一结论，是造成后来诸多方面均以贾珍为私通罪主犯的重要依据。但据我了解，也还有些其他因素，促成如此后果。

    1．《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甲戌本》第七回，在“爬灰”一词旁，有后人孙桐生用墨笔批注了“珍哥儿”三个字。在孙桐生看来，“爬灰者”就是贾珍。（孙桐生事参考胡适的《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影印本》中第三部分，也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一辑。）

    2．在《甲戌有正书局石印戚蓼生序本》第十三回中，贾珍拍手道：“如何料理！不过尽我所有罢了！”此处的评语是：“尽我所有，为媳妇是非理之谈，父母又将何以待之。故前此有恶奴酒后狂言，及今复见此语，含而不露，吾不能为贾珍隐讳。”这一评语，虽未明言，而其意则指贾珍为与秦可卿私通者。3．1946年11月24日的重庆《新民报晚干U》第二版，有朱衣的文章《秦可卿淫上天香楼》，说他家祖遗的抄本红楼梦，于抗战初南京沦陷后无存。唯忆其内称：“贾珍与秦可卿，在天香楼幽会，”（全文附后）述说甚详。在他看来，与秦可卿私通者，非贾珍莫属。4．此外也还有一些近代刊行的《红楼梦》书中，以及少数词典中，对《红楼梦》第七回焦大骂语中的“爬灰”一词，仅仅“狭义”且肯定地注释成：俗语“公公和儿媳‘通奸’，被骂作‘爬灰”。这些批注和注释，成为贾珍罪行的“佐证”。5．也许有人认为秦可卿与贾珍一段公案，和俞平伯、孙桐生等的看法以及一些书中的注释无关，只是从书中看来应如此判断。因为《红楼梦》第十三回书中写了：秦可卿一死，“贾珍哭的泪人一般”。加上贾珍恣意奢华，给秦可卿买了一副“老亲王都不曾用的”棺材，等等。所以，指责说秦可卿和贾珍私通，似是很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