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看见薛玲头上被剃光，包扎得严严实实，就像一个死里逃生的伤兵。她的脸色惨如白纸，她的嘴唇灰黑如泥土，她的眼睛宛如失去光泽的玻璃球。我问："情况怎么样？"

    小信说："缝了十一针。"

    "纪大军呢？"我问。小信说："还在里面呢，他们家里已经去人了。"

    我叹气："你们这样下去怎么收场啊？"

    两人无语。半晌，我问薛玲："我怎么办？这事肯定没完没了。"

    薛玲吃力地说："你赶紧搬家吧，他肯定要回来找你寻仇。他就是个疯子。"

    我接通了门框外被斩断的电话线，上网搜寻房源，当天就搬走了。一天后我给薛玲打电话，纪大军果然带着更大的菜刀去那里找我了。

    一山不容二虎，一房不容二主。搬家后再次意识到和房东同住是极大的错误。尽管新房东好处得多，还是感到不舒服。这种不舒服更多是心理上的，你是房客，外地人，就得客随主便，处处谨慎。这个房子的格局也让我不满。北京老楼房有个通病，客厅、厨房和卫生间极狭窄，尤其是厨房，简直跟螺蛳壳似的。做饭时，稍不留神不是碰倒了酱油瓶，就是打翻了切菜板，要不就是脑袋碰到了抽油烟机。卫生间轮流用问题不大，但厨房和客厅轮流使用就麻烦。常常是你饿得眼冒金星，主人还占用着厨房，好不容易轮到你时，又是一片狼藉，所以我干脆天天吃餐馆。我打定主意只住一季度，以后绝不和房东同处屋檐下。

    书出版不到半月，盗版出现了。傍晚散步，在小区的天桥上，那本书赫然在目，我拿起来一看，印刷粗糙，每本叫价十元。因为担心这帮孙子粗制滥造，我蹲下来校对起来。果然，即使盗版者与时俱进电脑扫描，也有纰漏出现。女书贩怂动我："这书有意思，性描写够火。"

    "听说没什么性描写啊。"我故意说。女书贩翻到封底，说："看，国内第一个作家裸体上封面，都上报了，还不够火啊。"

    "这书卖得怎么样？"我压抑着笑。

    "我一天卖二十多本了，哥，您说火不火？"女书贩神秘笑笑。我问："你们在哪儿进的货啊？"

    女书贩有些警惕，一把拿回书放到摊上："哥，您买就买，不买就算了，问这个干什么？"

    "随便问问，我买，我买。"我说。

    一个地下通道的书摊，书被盗得更有水平——书名、内容一模一样；惟一的不同，是作者被替换成了一个大红大紫的官场小说作家，我在《人精》混时还采访过。

    何欣既忧又喜，她说："有人盗你版也是好事啊，特别是第一本书，说明瞧得起你，多少人求着盗还没人盗呢。"

    我抱怨："盗我的书，却穿别人的马甲，严重伤害了我的感情。"

    何欣笑起来："这是盗版者对你的鞭策，说明你有实力但还没名气，盗版者眼睛亮着呢。"

    我气咻咻地问："就让他们这样猖狂？他们盗我的书，就是盗我的钱，也是盗你们的钱。就我住的那条小街我就发现两处，全北京有多少？全国有多少？这样下去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啊？"

    "你不至于吃不上饭吧？"何欣笑起来。

    "那可不？"我趁机问，"我的稿费可以结了吗？"

    "行，你明天过来领吧，也该给你了。"何欣挺爽快，提醒我把书带上，他们向扫黄打非办检举。

    区区两万块钱的版税，扣税就三千多，精确到分。我不满地问："怎么扣了这么多啊？太不合理啦，连写带改花了几年呢，还不说打印邮寄电话什么的。"

    何欣解释道："的确不合理，作者都这么抱怨，有的作者十多年才写一本书，也这么扣，可是税法就这么规定的，我们也没办法。你看，税单上清清楚楚，个人所得税。"

    "穷人好不容易吃口饭，还得刨一口出去。我流落街头谁管过我？"我抱怨。

    "这个问题反映了多少年了，中国的事情你就得悠着来。"旁边的陈珂同情地说。

    抱怨归抱怨，还是签字，领钱，走人。意外的是一家海外华文报纸北美版连载了小说，拿到三千美金税后稿费，由他们驻华机构以1∶8。3的汇率兑成人民币支付，居然比国内版税还高。国内几家报纸想连载，因合同约束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