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后，鲁小阳取保候审。我和小羽在"家"里忙活了大半天，为鲁小阳和罗云设宴压惊，于江湖和夏一帆都来了。短短一个多月，他们老了一大截。两人都不愿意谈及在里面的情况，我们也不问。罗云的家人以为他春运出车祸了或被抢劫了，直到拐弯抹角找到捞他的那个朋友才算稍微松了一口气，总算让他赶上了元宵节。

    罗云算是熬过去了，大家更关心的是鲁小阳，这个腼腆的文弱书生还是个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就业成了大麻烦。他说找了律师，很快就会开庭了。他很有信心地说："估计案子会撤销的。"

    鲁小阳说他硬着头皮给鲍小琳打过电话，鲍答应不再为难他。我们几个人都为他写了证词，他似乎更有信心了。但事后庭审时，法官说只要鲁小阳接受调解并赔偿两万元医疗费，就可以大事化小，把案子结了。鲁小阳当即表示，接受调解并很快赔了钱。然后，法官就像川剧中变脸把戏一样翻脸了，拿出一份法医鉴定，以故意伤害罪判处鲁小阳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虽然躲过了牢狱之灾，鲁小阳却从此有了刑事案底。他傻眼了，这时他和代理律师得知，鲍小琳以前整过容，法医鉴定无论在程序上还是技术上都有硬伤。鲁小阳开始了漫长而徒劳的喊冤上访。

    大家都忙于讨生活，除了在情感上惺惺相惜一下，在道义上支持一下，也没更多的行动了。《人精》有过一次短暂的回光返照。一年后，这家损人不利己的杂志终于寿终正寝。

    伊拉克战争带来的兴奋还没消退，一种肉眼无法洞悉却致命的病毒又游荡在空气中。这种从野味传染到人类的可怕病毒发源地在广东，北京却充当了它的首都，一时间风声鹤唳。大街上、公汽上、商场里、电梯间，一切有人的地方，戴着口罩的人们像地震中的小动物似的面面相觑；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情况也被证实越来越严重，国家最高卫生官员和北京最高行政官员被同时免职，北京进入紧急状态。人们惊慌失措地跑到药店抢购药品，一种叫板蓝根的中草药成了救命稻草。超市里普普通通的白醋被一扫而空。黑市炒到三百块一瓶以前，小羽也让我买了几瓶。密闭门窗后，放到锅里煮，直到蒸发殆尽，房间里楼道里被褥上，甚至身体内外都酸溜溜的，"家"里弄得跟醋坊似的。

    人们避门不出，北京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一座死城。我跑到阳台上伸出脑袋一看，空空如也的街上，全密闭的救护车警灯闪烁，孤独地呼啸而去，依稀可见车内穿着防化服的医务人员和司机，我立即打消了出门的念头。楼下的餐馆早已停业了，幸亏还有几个不怕死的菜农在卖菜。菜品少，不新鲜，价格高还不讲价。远远地挑选，给钱，走人。自我囚禁在"家"里一月之久，跟软禁似的。很多亲朋好友和读者来邮件慰问，我以邮件群发的方式，告诉他们我还活着。

    小羽节前换了新工作。她坚持上班，为了和我在一起，她又理直气壮地找到了夜不归宿的理由——为躲"非典"加夜班，还拿加班费，她家无条件地支持她的英明决定。

    为了避开人群，小羽每天骑车去上班，裹得套中人似的。出门时，那愁眉苦脸泪光涟涟的样子，犹如生离死别。上班期间她要来数次电话，检查我是否忍受不住无聊出门找死去了。每天回来，她都和我保持距离，先是三米以上，吃饭时隔着饭桌保持一米，睡觉时采取各睡一头或背靠背的方式。恰因北京春季极度干燥引起急性咽炎，我开始咳嗽，狠命地咳嗽，痰里有血迹，呼吸急促，全身乏力；除了没发烧，和疫情症状完全吻合。我吃了一些药，不见明显好转。我眼泪汪汪上气不接下气："我就要死了，离我远点，回家住吧。"

    "你真的要死了？"小羽恐惧而忧郁地看着我，"还是别死吧，你怎么忍心扔下老婆呢？"

    "你要殉葬啊？"我用纸巾捂住嘴巴，推她出门。小羽一步一回头，趁我不备，一把抓下纸巾，在我脸上狂啃。

    "你疯了啊？你不怕病毒啊？"我大惊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