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四回汪精卫叛国投敌顽固派制造摩擦（下）

    虽然决定投靠日本，但汪精卫依然不愿背上卖国贼的名声。他思前想后，犹豫彷徨，又想进一步试探，把“卖国第一人”的头衔让给蒋介石。12月28日，汪精卫致电蒋介石，提出了自己对抗战的理解：“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能以和平手段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他向蒋介石建议道：“日相近卫所提之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实乃和平之福音。”“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乃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

    汪精卫的胡言乱语，使蒋介石勃然大怒。他立即从西安飞回重庆，召开党政军要员会议，商讨对策。蒋介石怒斥道：“近卫之三原则，是明示友善，暗藏利刃之毒计，是敌人企图扰乱我内部，吞灭整个中国，独霸东亚之阴谋。我们决不能受其迷惑，而应抗战到底。”“汪精卫去河内乃个人行为，与国民党、国民政府毫无关系。”会后，蒋介石还希望汪精卫能回心转意，又通过云南省主席龙云致电汪精卫，劝告其“以国家利益为重，断绝与日本的往来，勿再做出进一步的卖国行为”。然而，汪精卫却死不回头，继续与日本特务勾结，公开发表文章鼓吹“中日亲善”、“善邻友好”，要“早日与日本谈判，以期恢复和平”。

    汪精卫的倒行逆施，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谴责。延安抗日军民召开万人讨汪大会，八路军、新四军相继发表讨汪救国通电。国统区各界民众也纷纷集会，一致声讨汪精卫的叛逆行为。国民党内部的白崇禧、李宗仁、顾祝同、陈诚、张发奎等高级将领，纷纷致电蒋介石，谴责汪精卫的叛国行为，并要求予以缉拿惩办。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1939年元旦，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定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

    汪精卫在河内滞留期间，与日本特务的勾结日益加深；其叛国言行也为他招来了不测之祸，其住所不断遭到袭击和暗算。忽一夜，汪精卫的寓所遭到数名刺客的袭击，曾仲鸣身中数枪，做了替死鬼。汪精卫从此心惊肉跳，昼夜惶惶不安，遂决定尽快出逃。4月25日，在法属越南当局的严密保护下，汪精卫由河内潜往上海；又在日本人的护卫下，由上海转赴日本东京。在东京，汪精卫与日本的当权者频繁会谈，直接进行卖国交易，摇尾乞怜，甘愿充当日本的傀儡。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惶惶亡命丧家狗，卑躬屈膝东洋奴。卖国求荣当傀儡，认贼作父不知羞。

    再说汪精卫叛逃后，在国民党内部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混乱。为了消弭混乱，国民党于1939年1月21日，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统一思想，制定新的抗日和**政策。蒋介石在会上致开幕词，作了《以事实证明敌国必败及我国必胜》的演讲。他认为抗日战争应分为两大阶段，第一期的任务，在于尽量消灭敌人的力量，确立长期抗战的基础。第二期的任务，在于发挥抗战力量，以达成抗战胜利之目的。他强调道：“中国的抗战正处在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关键时期。”“我们一定要持久抗战，奋斗到底。不但使敌人过去‘速战速决’的目的不能达到，而且要使他现在‘速和速结’的狡谋也成为粉碎。”在谈到抗战到底的“底”时，蒋介石解释道：“抗战到底的底在哪里呢？在于恢复卢沟桥事变前之状态。不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就是灭亡，恢复了就是胜利。”显然，蒋介石所谓的抗战到底，就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中日双方的态势，就是承认满蒙、华北是日本的势力范围和殖民地。

    全会的另一个重大议题是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蒋介石宣称：“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能怕他。而是要严正管束，加以限制，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会议制订了一系列**文件，诸如《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等，企图从各方面加强**宣传和**措施，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于是，国共两党的关系很快由政治矛盾转向军事冲突。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是其内外政策变化的转折点，其重点是由对外抗日逐渐转移到对内**，开始实行消极抗日、积极**的总政策。会后，国民党内的顽固派大肆跳梁，在各地制造了一系列**摩擦事件。

    1939年4月，山东秦启荣部首先在博山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残杀指战员四百多人。与此同时，在蒋介石的密令下，胡宗南、蒋鼎文、阎锡山调集所部的十九个军、两个骑兵旅、三个保安旅、十七个保安队，共约四十万人，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包围和封锁。他们还向边区许多县派去国民党的县长、县党部和大批特务。形势十分险恶，迫使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认真对付。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反对投降主义》的讲演，提醒全党同志，称：“对付国民党的摩擦，我们有两条原则：第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第二，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接着，毛泽东又致电蒋介石、胡宗南，称：“陕甘宁边区二十三县范围为蒋委员长所定，我军对原定二十三县并未越雷池一步。忽被国军重兵封锁围困，实属出尔反尔。现在我军正与日寇激战于前线，大敌当前，覆舟堪惧，后方摩擦，实属不宜再有。苟一方拼死杀敌于前，他方复乘机争夺于后，则不啻以刃资敌，前途危险，何堪设想！”

    共产党人的克制、忍让态度，国民党顽固派却视为软弱可欺。**摩擦事件变本加厉，愈演愈烈。五月，国民党在河北的军事总指挥张荫梧公开叫嚣道：“八路军怕统一战线破裂，我们无论怎样做，进攻是没有问题的。”他乘八路军反击日寇“扫荡”之际，率部偷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残酷杀害八路军官兵七百多人。是可忍孰不可忍，朱德、彭德怀致电党中央：“对张荫梧的挑衅行为，必须予以迎头痛击。”得到中央批准后，朱德、彭德怀命令刘伯承：“立即组织反击，将张荫梧部彻底歼灭。”刘伯承奉命指挥一二九师紧急出动，经过三昼夜激战，将张荫梧部四千五百人全部歼灭，张荫梧只身逃跑。

    正当国内摩擦迭起之时，国际形势发生了极为重大的变化。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在先后占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后，又向波兰大举进攻。三日后，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国际风云突变，国内摩擦迭起。国民党顽固派又变换手法，派出记者来延安采访，实际上是试探虚实。9月16日，国民党主办的《中央报》、《扫荡报》、《新民报》的数位记者来到延安，与毛泽东举行会谈。毛泽东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到底的决心和诚意，并回答了他们的提问。有记者问：“国民党五中全会，通过了要限制异党的决定。对此，毛先生怎么看？”毛泽东冷静地回答道：“共同抗日的党派就是友党，不是什么异党。抗战中有许**派，党派的力量有大有小，但是大家同在抗战，完全应该互相团结，而决不应该互相限制。”又有记者问道：“共产党对待所谓的摩擦问题的态度如何？”毛泽东激动地道：“我可以率直地告诉各位，我们坚决反对在抗日党派之间闹摩擦。如果有人一定要摩擦，如果欺人太甚，我们将站在自卫的立场上，予以还击。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又有记者问：“你对各党派的共同希望是什么？”毛泽东道：“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毛泽东的谈话表明了共产党人的严正立场，也征服了各位记者。

    然而，国民党中的顽固派却将毛泽东的严正警告当作耳边风，又在山西挑起了更大的摩擦事件。山西是阎锡山的辖区，阎锡山自太原失陷后，逃到临汾，陆续召集旧部，重新拼凑起一支晋军。阎锡山视山西为自己的私产，特别嫉妒其他政治势力染指山西。在临汾，阎锡山时常对部下讲：“日本人，蒋介石，共产党都不好惹。我是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任何一颗都不得了。”在此思想的指导下，老狐狸使出惯用的“太极身段”，与日本人暗中联络，与蒋介石眉来眼去，与八路军巧妙周旋，采取了“抗日又和日，拥蒋又拒蒋，联共又**”的两面派政策。随着八路军的发展壮大和敌后根据地的不断扩展，阎锡山的仇恨心理亦与日俱增。在蒋介石的怂恿下，阎锡山决定向新军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发起进攻。

    山西新军决死队是由共产党员薄一波建议，经阎锡山同意后成立的一支抗日武装，由薄一波任政治委员。新军成立后在共产党人的正确领导下，很快发展到五十个团的兵力；协同八路军在敌后作战，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从而使阎锡山十分惊恐，决定用他长期控制下的山西旧军消灭新军。

    1939年12月1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借口对日军发动“冬季攻势”，命令驻晋西的新军决死二纵队于五日内向同蒲线的灵石、霍县段展开破击战。狡猾的老狐狸以旧军为“预备队”置于新军之后，企图与日寇夹击，一举消灭决死二纵队。决死二纵队识破了阎锡山的阴谋，断然拒绝其命令。阎锡山恼羞成怒，立即宣布决死二纵队“叛变”，下令讨伐。他任命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为“讨叛军总司令”，指挥四个军的兵力分成三路，向驻扎在隰县、孝义一带的决死二纵队进攻。激战数日，决死二纵队第一九六旅旅部被旧军包围，四百余名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接着，旧军大肆猖獗，摧毁了蒲县、洪洞、隰县等六个县的抗日政权。

    战况报到延安，毛泽东立即回电指示道：“阎锡山不同于汪精卫，尚未公开卖国，对其应采取既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既要打退他的进攻，又要拉上他一同抗日。”八路军总部立即派出晋西支队驰援，给进犯之敌以有力打击，协助决死二纵队突出重围，转移到晋西北，与八路军一二〇师和决死四纵队会合。

    12月16日，在阎锡山的授意下，旧军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在兴县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向晋西北的八路军和新军进攻的行动计划。随后，赵承绶放弃了对日作战的阵地，率部向新军进攻。中共晋西北地区党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成立“晋西北拥阎抗日讨逆军总指挥部”，由续范亭任总指挥。经过十余天的激烈战斗，赵承绶部遭到沉重打击，仓皇败退。二月初，贺龙率一二〇师主力返回晋西北，大举反击，进一步肃清了晋西北地区的顽固派势力。

    与此同时，阎锡山派遣省府主任孙楚、师长金宪章分头用兵，南北夹击驻晋西南的新军决死第一、三纵队，摧毁阳城、沁水等七个县的抗日政权，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六百余人，绑架一千余人，并策动决死三纵队的三个团叛变。决死一、三纵队被迫奋起还击，经过数日激战，全歼孙楚的旧军第二旅，金宪章的第二师也被消灭大部，粉碎了旧军对晋西南的进攻。阎锡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挨了几次痛打之后，变得相对老实起来。

    阎锡山的旧军被击溃后，中国共产党从抗日大局出发，主动提出休战。2月25日，中共中央派代表肖劲光、王若飞赶往临汾，与阎锡山谈判。双方达成协议，确定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分界线，晋西南为阎锡山旧军活动区域，晋西北为八路军和新军活动区域。至此，“晋西事变”以和平方式解决。

    在“晋西事变”的同时，国民党甘肃省主席朱绍良策划、制造了“陇东事件”，袭击驻防宁县、镇远、正宁等五个县的八路军，并占领了该地区。八路军针锋相对，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奉命返回陕甘宁边区，协同留守部队，给顽军以有力还击，平息了绥德地区何绍南的叛乱，把绥德、米脂等五县收归边区政府管辖，使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连成一片。

    至此，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高潮被打退。这才是：不上抗日前线，专在后方捣乱；遭到迎头痛击，实在丢人现眼。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