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五回张自忠重如泰山汪精卫轻于鸿毛（上）

    话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大本营确定了以迅速恢复治安，确保占领区为主要战略目标，调整了军事部署。日军集中大部分兵力投入到敌后解放区战场，与八路军、新四军作战，以巩固其占领区。而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停止了战略性进攻，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企图迫使国民党政府屈服。

    与此同时，蒋介石主持最高国防会议，制订了持久作战的战略方针，决定采取转守为攻，牵制和消耗敌人的战术，以期反攻胜利。会议决定整顿军队、重新划分战区，简化指挥层次，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为达此目的，1939年上半年，国民党各战区对所属部队进行了两期轮流整训，使战斗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下半年则积极发动了“冬季攻势”。在华中，国军第五战区、第九战区集中八十个师的兵力，同时向日军进攻。时值日军在华中仅有四个师团，且兵力配置分散；被国军歼灭一万余人。在华南，国军第四战区调集十万部队反攻南宁；第五军军长杜聿明率部出击，将日军第十二旅团包围于广西昆仑关。经过半月激战，毙敌旅团长中村正雄，全歼守敌五千人，收复了昆仑关。第三十五军在傅作义的指挥下，夜袭五原城，击毙日本皇族水川中将，歼灭日伪军四千余人，收复了五原城。在江西上高战役中，国军顽强作战，打死打伤日军二万四千余人。

    “冬季攻势”是国民党军队在相持阶段中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带有明显的进攻性。它对于打击敌人，坚持抗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其指导思想是急于求成，忽视了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企图通过几次战役，立即转入战略反攻，显然是不现实的。蒋介石在“冬季攻势”成效不大之后，由急躁冒进变得悲观失望，又萌生了与日本妥协的念头。他数次派人与日方暗中接触，秘密谈判；却因日方胃口太大，索要太巨而难以接受。从此以后，国民党正面战场逐渐消极，在全局态势上实行收缩和趋向保守。大体上保住了西南、西北大后方和东南一部分地区，在客观上起到了牵制敌人，支援敌后解放区战场的作用。诗曰：

    三年抗战烽火旺，相持岁月路更长。历经磨难须坚韧，中华民族不会亡。

    再说汪精卫在日本鬼混了数月，又回到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宣布了其“**睦邻”的基本政策。随后，又与日本特务机关签订了《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其主要内容是：汪精卫政权承认满洲国；确保日本在中央政府的外交、教育、宣传、文化以及军事等各方面的权利与合作关系；承认日本在内蒙、华北、长江中下游、厦门、海南岛及其附近岛屿的政治、经济以及对地下资源的开发利用权利；承认日军在以上地区的防共和治安的驻兵权；中国对于日军驻扎地域及其与此有关地域的铁路、航空、通讯、港口等，应适应日本军事上的需要；在中央政府及各级机构中聘请日本军事、财政、经济、技术顾问。汪精卫争取到的权利有：在日本人的羽翼下组建新的国民政府，继续使用中华民国国号，首都为南京；继续使用青天白日国旗，但必须在旗子下方加上一个黄条，上书“和平**救国”六个字；以表示与重庆方面有所区别。看看吧，汪精卫真够下贱的，以公开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为代价，换取日本对其成立伪政权的支持。

    更滑稽的是，汪精卫在纲要上签字后，竟然挤出几滴眼泪，为自己辩护道：“我不是卖国贼。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所签的文件谈不上什么卖国契；既然是我签的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了。”负责与汪氏集团谈判的日本特务头子犬养健赞美道：“汪精卫风度优雅，学识渊博，目光远大，推动和平，是中国之精英，日本之良友。”汪精卫与日本特务沆瀣一气，肮脏交易；其厚颜无耻和胆大妄为，吓退了身边的两个追随者——高宗武、陶希圣立即退出汪氏集团，悄悄返回重庆；并将汪精卫的卖国条约在报纸上全文公布。

    1940年3月30日，在日本人的扶持下，汪氏集团在南京组建傀儡政府。汪精卫出任南京伪国府主席兼伪行政院院长、伪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最高国防会议主席，戴上了头号大汉奸、第一卖国贼的“桂冠”。殊不知登峰造极之日，也便是身败名裂之时。

    次日，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在南京总统府大礼堂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汪精卫西装革履，精神亢奋；面对一百多名记者，大放厥词道：“余乃孙中山先生之忠实信徒，我们新成立的政权是正宗的国民政府。本政府将在政治独立、军事同盟、经济合作、文化沟通的原则上，与大日本帝国互相提携，共建大东亚联盟。余确信东亚联盟运动之发展，将促使重庆方面幡然醒悟，参加到和平运动中来。盖抗日派之理论认为中日两国不能共存共荣，东亚联盟理论则证明中日两国不仅有共存共荣之必要，并且有共存共荣之可能。我们看时局要从大处着眼，从远处着想。此次中日条约的签订，不是从一时一事着眼，而是从中日永久亲睦，东亚永久和平着想。凡我国军民均应有牺牲奉献之精神，倾尽财力、物力、人力，帮助友好邻邦，同甘共苦，共存共荣。”有记者问：“新政府对满洲国持何态度？”汪精卫道：“满洲原来是清朝带来的嫁妆，才成为中国的一部分；现在已经还给满洲人，组成了一个新的国家。我们对于满洲国，从前抱着与日本不同的见解。如今，中、日、满三国都向着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前途迈进，正所谓安则俱安，危则俱危。从前的不同见解，一转眼间便完全一致了。我们的目标是，实现中、日、满邦交亲善，共同构建和平、博爱的大东亚新秩序。”有记者问：“新政府对中国的未来有何设想？”周佛海回答道：“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一盘散沙，素质低下，四分五裂，只有在大日本帝国强有力的组织下，才能实现团结。中国万事不如人，只有在日本大和民族的管理下，才能化干戈为玉帛，实现和平建国。中华民族要进步，就必须自觉接受日本先进文化的教育。不要怕给日本当殖民地，须知中国要富强，就必须给日本当三百年的殖民地。”此言一出，全场大哗。又有记者问：“你的意思是背叛祖宗、出卖祖国，给日本人当奴隶吗？”陈公博回答道：“这不是卖国，而是在救国。我们走的是一条曲线救国的道路。大家知道，抗战三年的事实证明：抗战必败，抗战必亡。蒋介石丢掉了南京、上海和华北数省；而我们通过和平运动，服从大日本帝国的管理，顺利收回了南京、上海和华北数省的土地。事实胜于雄辩，曲线救国已经带来了宝贵的和平。”又有记者问：“汪主席对蒋介石是如何评价的？”汪精卫愤愤地道：“蒋介石是孙中山先生的叛徒，是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他在英美的唆使下，大肆出卖国家利益，是最大的卖国贼。”又有记者问：“汪主席对共产党有何看法？”汪精卫恶狠狠地道：“共产党共产共妻，杀人如麻，是苏联的走狗，是破坏中国统一的洪水猛兽，必须彻底铲除。共产党主张抗战是以卵击石，终将被皇军所消灭。”

    汪精卫正讲得唾沫星乱飞之时，忽然从台下传上来一张纸条。他打开看时，只见上面赫然写着：“吃中国饭，放东洋屁。”汪精卫看罢，脸上红一阵，白一阵，青一阵；猛想起此前曾多次遇刺，身上中过三颗子弹的情景，不由得脚跟发软，头皮发麻。此时，记者席中有人高喊道：“汪主席，把你收到的提问念一遍。”更多的人则跟着起哄：“汪主席，你的身上曾经挨过三枪，你还想再挨三枪吗？”“既然中日亲善，日本人为什么要制造南京大屠杀？”“既然共存共荣，日本人为什么要掠夺中国的资源？”整个会场秩序大乱，砖块、瓦片、皮鞋、凳子腿接二连三的飞上主席台。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见状，匆忙抱头鼠窜，逃出会场，命令门外的警察予以弹压之。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汪精卫上台后，把原盘踞于华北的汉奸头子王克敏、原盘踞于南京的“维新政府”头子梁鸿志等统统收归麾下，用部长、省长、市长、县长的官职扶植起一批地方汉奸政权，以总司令、军长、师长的头衔收买了一批国军将领，拉起一支数量可观的伪军队伍，公开协助日军扫荡、清乡。

    同时，作为儿皇帝，汪精卫对日本主子恭顺孝敬，言听计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汪氏集团把沦陷区的银行管理、财政收入、矿产开发、企业贸易、铁路交通等，全部交给日本人经营。换来的是由日本人提供枪支弹药，武装伪军，帮助日军打中国人。

    中国人整治起中国人来，被日本人要在行的多。汪精卫多次亲赴各清乡现场进行实地指导，四处兜售其卖国主义谬论。他宣称：“清乡就是协助大东亚战争。”他强迫沦陷区民众要“以全力与日军合作，安定大东亚战争的后方，以人力物力源源加入，促成大东亚战争之目的早日实现”。他指挥各路伪军协助日军，推行“强化治安运动”，采取并村、清查户口、发放“良民证”、实施保甲连坐制度等办法，千方百计的肃清沦陷区内的抗日力量。汪精卫大肆鼓吹“清乡重在清心，国民必须洗脑”。他要求各级伪政权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强制学校用日语教学，向青少年灌输**思想。日本人做不到的事情，汪精卫替日本人做到了。

    时值日本近卫内阁倒台，新任首相平沼组阁。为了向新主子表忠心，汪精卫派出伪立法院院长兼伪上海市长陈公博为特使出访日本，晋谒新首相平沼，谄媚地表示：“深愿竭尽人力物力，贡献于大东亚战争。但求能与贵国携手迈进，并肩作战，无论任何牺牲，都将在所不辞。”汪精卫又亲自出马，向日军侵华司令部献计，丧心病狂地要求日军在短期内“攻西安、取南宁、占南昌、据襄樊，分两路夹击四川，摧毁重庆的国民政府”。

    汪精卫的卖国贼嘴脸彻底暴露后，不惟国人义愤填膺，亦激起了海外爱国人士的交口唾骂。南洋华侨总会致电重庆国民政府，称：“汪逆叛党祸国，觍颜事敌，罪大恶极，浮于秦桧。伪组织下之群丑，沐猴而冠，认贼作父，丧尽天良，辱尽华裔，乃抗战当前之大敌。”

    在汪伪政权、伪军的大力配合下，日军得以腾出手来，发动了局部攻势。1940年4月，日军从各战场抽调十五个师团，约三十万兵力，在司令官原布的指挥下，分三路向湖北的宜昌、襄樊、枣阳等地进犯。日军左路由河南信阳、明港攻桐柏山、唐河；中路由随县沿襄化公路南下；右路由钟祥进取枣阳。日军的战略企图是，以中路吸引国民党第五战区主力部队，左路、右路两翼构成包围态势，将中国军队围歼于枣阳附近；近而控制长江交通，切断通往重庆的运输线。

    其时，中国军队在第五战区有六个集团军，共五十六个师，约六十万兵力。由李宗仁担任战役总指挥，以张自忠率领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在枣阳和襄河以西布防，阻击南路日军之进攻；其余各军分别部署于宜昌、随县、襄阳、荆门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