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六回陈嘉庚访问延安杨靖宇血染蒙江（上）
话说抗战三年，随着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相继沦陷，国民政府搬迁到大后方重庆，各机关、大学、工厂随之迁移，沦陷区的难民亦纷纷涌来，致使重庆的人口猛增了数倍，各种生活物资严重不足。加上东南沿海被日军和汪伪政权控制，重庆与外部的世界几乎被隔绝，仅剩下云南通往缅甸的“滇缅公路”，成了与国际社会联系的唯一通道。国民政府面临着与世隔绝，孤立无援；经济拮据，物资短缺；武器落后，弹药匮乏的尴尬局面。
如何应对危局，蒋介石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他既想坚持抗战，又想与日妥协媾和；既想摆脱英美的干涉控制，又想得到英美的军事援助。因而，其态度摇摆不定，政策前后矛盾。最高统帅的彷徨、狐疑，使下属的思想更加混乱。整个官场意志消沉，士气萎靡。加上日本飞机频繁的空袭、轰炸，几乎每天都有火灾、血案发生，直闹得山城重庆人心惶惶，乱象纷呈。
不能说国民党内没有人才，更不能说国民党内没有爱国志士，问题在于蒋介石嫉贤妒能，不用人才，专用庸才和奴才。任人唯亲的结果是，庸才窃据高位，奴才遍布朝野，官僚机构臃肿，士气萎靡不振。这正应了一条社会学定理：一个无能的官僚，需要两个无能的助手；而两个无能的助手，又需要四个更无能的助手。于是，官僚机构越来越庞大，而办事效率却越来越低。
正事不足者，其邪事必然有余。大批手握实权的官僚贪污腐败，公款吃喝；官商勾结，买空卖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大发“国难财”。中下级官吏则鱼肉百姓，敲骨吸髓，追逐声色犬马，安于醉生梦死。一首在官场和民间广为流传的歌谣，便是其现状之真实写照。歌曰：“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方打仗，后方打牌。前方流血，后方敛财。前方抱刀枪，后方抱美女。”
却说蒋介石主持完张自忠将军的祭奠仪式，回到官邸，忽接李宗仁发来的前线战报，得悉宜昌沦陷，日军停止了进攻，敌我双方目前均已无力再战，在秭归、通城、南漳、襄樊一线彼此对峙。蒋介石看罢战报，不由得长出一口气，自言自语道：“还好，枣宜战役打成了平局。能挡住日军的进攻，就算是胜利。”正感叹间，侍从又来报告：“陈嘉庚先生率领的慰问团，从前线归来，明日抵达重庆。”蒋介石闻言，精神一震，急忙吩咐道：“热烈欢迎，隆重接待。告诉财政部拿出十万元的招待费，安排好陈先生的生活起居。”
蒋介石为何如此热情？且听陈嘉庚之其人其事。陈嘉庚，福建同安人。出身于华侨世家，其父于清末在新加坡经营实业，跻身于富商行列，晚年因被日本商人排挤而破产，背负外债二十余万。时陈嘉庚正值青春年少，接手衰败之家业；谨记父亲“俭朴自守、勤谨克家”之遗训，惨淡经营，终使企业起死回生，在继承罐头厂、米店的祖业外，又独具慧眼，创办了橡胶园和橡胶厂；很快成为南洋有名的“橡胶大王”。艰苦奋斗四年有余，终于扭亏增盈，获利丰厚。
按照新加坡当时的法律规定：“父债子免还。”但陈嘉庚却宣称：“经商之道，信誉为重，父亲所欠外债，我必悉数照还。”他不顾家人反对，千方百计找到债主，连本带利还清了父亲所欠的外债。此举成为新加坡商界之一大佳话。亦有人说他“傻”，陈嘉庚则坦言回应道：“中国人取信于世界，决不能把脸丢在外国人面前。”“我们中国人一向言必信，行必果。”陈嘉庚“一诺万金”的信誉，迅速传遍了东南亚各国；人们因仰慕其商业道德和信誉，皆愿与他做生意。厚德诚信，为陈嘉庚带来了滚滚财源，十年之间，使他一跃而成为百万富翁。
富起来的陈嘉庚，个人生活极为节俭，爱国情怀却无比深厚。适逢孙中山倡导革命，在南洋华侨中募集资金。经友人介绍，陈嘉庚与孙中山结识，加入同盟会，积极投身于民主革命事业，倾力支助推翻满清的革命行动，成为孙中山的挚友。
民国初年，陈嘉庚深感国家积贫积弱，民智不开，民心不齐之现状，决心倾其全力，出资办学，开启民智，拯救祖国。他率先在家乡集美村兴办了两所集美小学，后又陆续创办女子小学、师范、中学、水产、商科、农林、国学专科、集美大学、厦门大学等学校。他在致集美学校诸生书中谆谆告诫道：“教育不振则实业不兴，国民之生计日绌。吾国今处列强肘腋之下，成败存亡千钧一发，自非急起力追，难逃天演之淘汰。鄙人所以奔走海外，茹苦含辛数十年，身家性命之利害得失，俱不足撄吾念虑，独于兴学一事，不惜牺牲金钱，竭惮心力而为之，唯日孜孜无敢逸豫者，正为此耳。诸生青年志学，大都爱国男儿，尚其慎体鄙人兴学之意，志同道合，声应气求，上以谋国家之福利，下以造桑梓之庥祯，懿欤休哉，有厚望焉。”其拳拳之心，殷殷之情，感人肺腑，催人泪下。数十年间，陈嘉庚先后投资、筹集的办学款项高达一亿美元以上。而他自己却布衣蔬食，住所简陋，衣袜鞋帽上时常打着补丁，其办公桌椅，床铺蚊帐全都陈旧破损。他常常告诫家人道：“应该用的钱，千方百计也不要吝惜；不该用的钱，一分也不要浪费。”
卢沟桥事变后，陈嘉庚立即发起成立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并担任该会主席。次年，在著名菲律宾华侨李清泉、印尼华侨庄西言的劝说下，他与国民政府积极联络，在新加坡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陈嘉庚被推举为主席，李清泉、庄西言任副主席。他带头捐款，精心筹划，三年多的时间里，南洋总会便为抗战募集到十五亿元，悉数汇往国民政府。而当时国民政府每年的财政总支出不过十八亿元。因此，在蒋介石和国民党要员的心目中，陈嘉庚是一位救命的“大财神”。
陈嘉庚身在南洋，心系抗战，只要是国内抗战所需，他都竭尽所能，克日完成。除了筹集捐款外，他又组织各地筹赈会为前方将士捐献寒衣、药品、卡车等物资；在新加坡和重庆投资设立制药厂，将产品无偿提供给抗日部队。他应国民政府之请，在南洋招募了三千二百余名汽车司机、修理工回国服务，在新开辟的滇缅公路上抢运抗战急需的战略物资。当他风闻国内妥协空气较为浓厚时，立即向国民政府寄交提案，表明态度：“祖宗的土地，尺寸不得让人，反之则为国贼也。”“在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当以汉奸卖国贼论。”当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后，他代表南洋华侨总会致电国民政府，予以强烈谴责。当他获悉国共两党不断摩擦的消息后，忧心如焚，率领一批南洋华侨代表，组成回国视察、慰劳团，深入到国民党各战区考察；历时两月有余，亲**问前线将士，看望为国负伤的健儿。即将离开大陆时，他又想来重庆看看。
1940年5月29日，陈嘉庚一行六人抵达重庆。国民政府在朝天门码头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蒋介石在官邸——林园接见了慰问团成员，对陈嘉庚等人的爱国行动赞美有加。随后，由政府秘书长王世杰主持，在重庆大酒店设宴招待；其酒宴之丰盛、陈设之奢侈令慰问团成员深感不安。客人只有六位，而陪吃的官员却有近百人之多，更让陈嘉庚等人大为惊诧。宴会上，王世杰带头举杯祝酒，各位军政大员频频上前碰杯。整个宴会厅里杯盘叮当，笑语喧哗；刀叉乱舞，狼吞虎咽。面对此情此景，靠艰苦创业起家、生活极为俭朴的陈嘉庚顿生疑窦，自忖道：“我辈节衣缩食，募集巨款，本是为了支援抗战。如此挥霍浪费，海外侨胞的血汗钱岂不是全被吃光了？”
是夜，陈嘉庚被安排在重庆大酒店下榻，并为之举行鸡尾酒舞会。在王世杰的陪同下，陈嘉庚步入设在一楼的舞厅。举目望去，一间能容纳千人的大厅内，金碧辉煌、灯光明亮；四周靠墙摆放着数不清的沙发、茶几、条桌、座椅；桌上堆满了时令水果、香烟酒水。数百名前来捧场的达官显贵、富商绅士纷纷起立，鼓掌欢迎。
一阵虚伪的客套、吹捧之后，宾主一齐举杯，彼此互致敬意。接着，在一片热闹的气氛中，舞会宣布开始。众多官员、绅士争先恐后的邀请舞伴，一大群早已恭候在侧的妖艳女郎，很快被哄抢一空。伴随着《何日君再来》的靡靡之音，一对一对的红男绿女，踏着节奏，在舞池中旋转。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光柱，在舞池的上空变换、闪烁；把整个舞厅装点得光怪陆离，如梦如幻。陈嘉庚不会跳舞，一个人呆呆地坐在桌旁，心中五味杂陈，自思道：“前方将士衣食不周、弹药不继；各战区难民如潮，饿殍遍野，大后方却有这么多败家子。”
一曲终了，一群打扮入时的摩登女郎端着托盘，把一杯杯葡萄美酒送到舞池边，任凭跳舞的男宾女士享用。伴随着酒杯叮当，觥筹交错，一对一对的舞伴，挽着臂膀，步出舞池，在四周的沙发旁或坐或立，嬉笑喧闹，打情骂俏。凑巧，一对红男绿女擎着酒杯，勾肩搭背地来到陈嘉庚身旁。那男的一屁股坐在沙发上，那女的腰肢一扭，坐到男人的大腿上。这二人酒杯一碰，正要喝时，那男的忽然说道：“这样喝酒太无趣，我们换个花样，来个有趣的。”那女的嬉笑道：“有趣的？好哇。我们来猜谜，猜不着的罚酒。”那男的应道：“好，好。就这样。”女的道：“我先说，你猜。我的谜语是：墙上两个白馍，越看肚子越饿。可以拿来品尝，但是不能咬破。猜吧，快猜。”那男的略一思索，假笑道：“猜不着，猜不着。认罚。”说着，抿了一口酒；随即开口道：“我也说个谜语，你猜。嗯——，离地三尺一条沟，里面四季清水流。不见妇女去洗菜，常见和尚来洗头。猜吧。”那女的眉头一扬，笑骂道：“是你娘的下水道吧。”那男的听了，哈哈大笑道：“神猜，神猜。”那女的便端起酒杯，朝着男的嘴里猛灌。那男的被呛得连连咳嗽，那女的则笑得浑身乱颤。……
须臾，留声机中又播放出《三月桃花美人面》的旋律，大厅里的男女们又成双结对，下到舞池，开始新的更疯狂的旋转。目睹此状，陈嘉庚满心酸楚，独自起身离开，踱回房间歇息。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南洋一富商，参观大后方。招待何奢侈，达官齐捧场。灯红酒绿地，温柔富贵乡。醉生梦死男，摩登艳女郎。惟念将士苦，喋血战沙场。更怜民生艰，老翁倍心伤。
次日，陈嘉庚满腹疑云、浮想联翩：“‘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靡靡之音能软化铮铮铁骨，绵绵酒杯会消磨掉耿耿斗志。……‘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中国的命运能交给这些人吗？……‘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中国的希望在哪里？……国民政府的死对头共产党是个什么样子？”想到这里，他突然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再到延安去看看。”他立即打电话给陈立夫、宋子文、于右任、孔祥熙等党政要员，表明了要去延安的愿望。得到的答复是：“延安是**的老巢，不可自蹈险境。”“共产党共产共妻，杀人如麻。”“共产党搞封建割据，破坏国家统一。”“共产党不抗日，专门制造摩擦，危害党国。”结论则惊人的一致：“延安去不得。”
陈嘉庚自幼接受儒家思想教育，有着浓厚的爱国情怀和正统观念。他一直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认为“蒋委员长是海内外同胞共同拥戴之唯一领袖”。然而，此次重庆之行，却让他疑虑重重，失望顿生。陈立夫、宋子文等人的阻挠又让他进一步反思：“这些人的话可信吗？”反复思考后，他又打电话给蒋介石，提出了去延安慰问的想法。蒋介石回答道：“延安是朱毛**的巢穴，是荒蛮之地，陈老先生年事已高，还是以不去为好。”陈嘉庚道：“目前国共合作，八路军也在抗战，理应慰问。再者，我听说共产党制造摩擦，破坏团结，不利于抗战大局。我想去延安说服他们，服从蒋总裁的统一领导，共同致力于民族抗战。”如此冠冕堂皇的理由，蒋介石不好拒绝，只得表示道：“陈老先生忧国忧民，敢于深入虎穴，忠勇之心可嘉，中正不敢阻拦。”放下电话，陈嘉庚又向酒店的工作人员打听：“重庆有没有共产党？”服务生答道：“有哇。在红岩村的八路军办事处里边，就有共产党的大官。”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陈嘉庚立即驱车赶到红岩村拜访，受到了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等人的真诚接待。一杯清茶，一掬肺腑。当陈嘉庚说明来意后，董必武立即表示热烈欢迎。叶剑英迅速电告延安，得到了党中央的赞同。
1940年5月31日，陈嘉庚乘飞机抵达延安，周恩来在机场亲自迎接，两千多名延安军民在城外夹道欢迎。陈嘉庚不顾旅途劳累，执意要周恩来带他去见毛泽东。时值午后，在周恩来的陪伴下，陈嘉庚乘车赶往杨家岭。
毛泽东的住处是一个农家小院。进了院门，陈嘉庚举目望去，院中有几株高大的枣树，树下置一低矮的小石桌，几枚小木凳。靠北面的土崖上一字排列着三孔窑洞。忽听得周恩来道：“主席，陈老先生来了。”只见中间窑洞的门帘一闪，身材高大的毛泽东健步而出，边走边道：“欢迎，欢迎。”握手之间，毛泽东道：“陈老先生乃华侨领袖，誉满海内外；支持抗战大业，功在国家。”陈嘉庚谦逊道：“毛主席过奖，让老朽汗颜。”陈嘉庚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不由得瞩目细看，只见眼见的这位“**头子”黑发浓密、目光慈祥、丰额广颐、笑容满面。毛泽东转身打起门帘，向陈嘉庚道：“陈老先生请，请进。”陈嘉庚再看，忽然发现毛泽东穿着和八路军战士一样的灰布旧军装，胳膊肘、屁股上竟然打着好几块补丁，直惊得瞠目结舌；而一股崇敬之情也在心中陡然升起。
陈嘉庚走进窑洞，映入眼帘的是：里间有一座大土炕，炕上的被子叠放的整整齐齐，炕边摆放着一只木方凳。外间有一个硕大的旧书架，上面摆满了书籍、报刊。靠门口的窗前有一张老式旧木桌，桌上安放着笔、墨、纸、砚；旁边摆着一把椅子，几只木方凳。陈嘉庚看在眼里，想在心头：“这就是毛泽东的办公室兼卧室？共产党的领袖竟然如此俭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