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七回毛泽东三论新政八路军百团大战（上）

    话说相持阶段，神州大地风雷激荡，政治局势波诡云谲。汪精卫肆虐于南京，蒋介石躲避于重庆，八路军血战于敌后，顽固派摩擦于边区。

    在军事对垒、犬牙交错的同时，各种反动势力在政治思想上对共产党也发动了猖狂地进攻。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社党领袖张君劢发表了《致毛泽东先生的一封公开信》，声称：“目前，先生等既努力于对外民族战争，不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使国人思想上归于一统。”要求“共产党应把八路军、新四军完全托之于蒋先生之手，方能显示其救国救民之诚意”。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号称国民党“理论家”的任卓宣则恶毒攻击陕甘宁边区是“封建割据”，八路军、新四军是“游而不击”。他公开宣称：“三民主义可以满足中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要求。中国不需要社会主义，共产党亦无存在之必要。”蒋介石则发表了《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长文，不遗余力的鼓吹“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陈词滥调，为取消共产党、维护国民党**专制大造舆论。

    中国向何处去？每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都面临着这个问题，也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宣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的最低纲领——进行民主革命——是基本一致的，愿意在此基础上实行两党合作。但是，三民主义和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实现社会主义——又有着严格的区别。现在，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攻击社会主义，妄图取消共产党。这就迫使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鲜明地举起自己的旗帜，系统地阐述自己的理论和纲领，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指出前进的方向，描绘出新社会、新国家的光明前途。

    经过近二十年革命斗争的洗礼，中国共产党已经积累起了丰富的经验，在政治上高度成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已经能够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概括，回答中国民主革命和未来建设新中国的一系列问题。

    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毛泽东深深地感到：“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没有对于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就不可能领导革命取得成功。”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党面临的斗争形势更为复杂，肩负的重任更加艰巨；这就迫使毛泽东不断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和艰辛的理论探索。他广泛地征集其他领导人的意见，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接连写出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

    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在于无产阶级是否掌握了领导权。无产阶级怎样才能实现领导权？毛泽东指出：“集十八年之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的英勇战士。”“正确地理解了三大法宝之间的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现在，我们已经能够正确地处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的问题。”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也只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和其他几位同志合写的，其中第一章“中国社会”是别人起草后经他修改定稿，第二章“中国革命”则是毛泽东亲笔撰写。文章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毛泽东从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入手，详细论证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等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国无产阶级有着许多突出的特点，所以能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但如果单凭无产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还必须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

    在文中，毛泽东把中国革命的特点概括为：“一、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二、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部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这两个过程既有着先后顺序，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又必须互相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于其间。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为未来的新中国描绘出一幅完整的宏伟蓝图，提出在未来的新社会、新国家中，不仅要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要有新文化。

    毛泽东指出，在中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不能尽此责任，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担当起这一历史重任。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基本组成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体。至于政体则可以采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普遍平等的选举，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各级政府，此即民主集中制。总之，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是：没收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为国家所有，建立起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农民的合作经济；但同时允许不操纵国计民生的城乡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纲领，就是发展共产主义思想指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三个基本特征。

    毛泽东的一系列精辟论述，科学的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发展规律，丰富和完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把马列主义中国化，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和发展。后人有诗议之曰：

    科学理论指路灯，共产党人方向明。马列主义中国化，思想旗手毛泽东。

    毛泽东的著作发表、出版后，在党内乃至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使共产党人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和奋斗的目标，也使无数的仁人志士、爱国青年冲破重重障碍，奔赴陕甘宁边区，汇集到新民主主义的大旗之下，形成了“追求光明到陕北，天下英才汇延安”的大好局面。

    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导，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面貌焕然一新。早在一年之前，陕甘宁边区就召开了第一届参议会。由人民普选产生参议员，组成参议会；参议会经过民主选举，选出高岗为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林伯渠为政府主席，高自立为副主席。新民主主义理论提出后，边区民主建设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决心把陕甘宁边区建成“民主模范实验区”，他详细调查、具体指导，帮助地方政府制订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要》，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坚持进步的总方针，对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知识分子等方面规定出具体政策，为边区人民勾画出一幅美好的建设蓝图。

    《纲要》最引人注目的是规定了政权建设的“三三制原则”，即“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人名单中确定共产党人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该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同时强调：“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

    为了打消一部分干部的思想顾虑，毛泽东向他们解释道：“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派的私事，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

    为了改变第一届边区会议选出的负责人全是共产党员的状况，第二届选举开始前，毛泽东提议：“这次选举边区政府正副主席时，必须有一个副主席是由非党的进步人士充当。”据此，第二届边区参议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高岗为参议会议长，绥德县的开明绅士安钦文为副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米脂县的开明绅士李鼎铭为副主席。选出的边区政府委员十八人中，中共党员有七名，超过了“三三制”的规定；毛泽东的恩师、德高望重的老共产党员徐特立马上申请退出，按得票多少的次序，改由一名非党人士白文焕递补。

    为国为公者天下从之，为家为私者天下弃之。毛泽东的真诚态度，徐特立的高风亮节，深深感动了各界民主人士。李鼎铭感慨万千地道：“共产党人说话算数，真教我五体投地。我原本不愿出来做事，是受到毛主席的感动，才出来为人民做事。”年近八旬的老议员李丹生先生在发言中称赞道：“中共以诚感人，以信义昭示天下，则天下都是你们的。”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得民心者得天下，政通人和显伟大。各党各派齐协力，团结共建新国家。

    再说敌后抗日战场。为了遏制国民党顽固派的妥协逆流，并粉碎日军对各根据地的“囚笼政策”，华北八路军发动了震惊世界的“百团大战”。

    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下达《战役预备命令》，明确指出：“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国内困难的增加，投降危险亦随之严重，我军应以积极的行动在华北战场上开展较大胜利的战斗，创立显著的战绩，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兴奋抗战的军民，争取时局的好转，这是目前严重的政治任务。”命令规定以不少于二十二个团的兵力，大举破击正太铁路；同时要求对同蒲、平汉、津浦、北宁、石德等铁路，以及华北一些主要公路线，也部署适当兵力展开广泛的破击，以配合正太铁路的破击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