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七回毛泽东三论新政八路军百团大战（下）

    正太铁路横越太行山，是连接平汉、同蒲两条铁路的枢纽，也是日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运输线之一。破坏正太铁路，切断日军的运输线，对于粉碎敌人的“囚笼政策”，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关于“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都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其时，日军在华北各地驻守的兵力为二十万人，伪军十五万人；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

    8月22日，朱德、彭德怀、左权下达《战役行动命令》，规定：晋察冀军区破击正太铁路石家庄至阳泉段；一二九师破击正太铁路阳泉至榆次段；一二〇师破击忻县以北的同蒲铁路和汾阳、离石的公路，并以重兵置于阳曲南北地段，阻击日军向正太铁路增援。要求各部在破击交通线的同时，相继收复日军占领的一些据点。

    按照八路军总部最初的规定，参战兵力不少于二十二个团。但战役发起后，由于广大指战员和抗日根据地民众痛恨日军的“囚笼政策”，参加破击战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因此，各部都投入了大量的兵力。晋察冀军区出动了三十九个团，一二九师出动了四十六个团，一二〇师出动了二十个团，共一百零五个团，计二十余万人。还有许多地方游击队和民兵主动配合，积极参加作战。各根据地军民在五千多里漫长的战线上，向各交通沿线大大小小的敌人据点同时出击，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交通破击战。

    自命令发布之日起，整个华北平原枪声四起，太行山区炮声不断；八路军、游击队神出鬼没，主动寻找有利战机，与日伪军展开了机智灵活的斗争。经过二十多天的战斗，预定计划全部完成。正太铁路线的路轨、桥梁、隧道、水塔、车站等均被破坏；平汉、同蒲、石德、北宁铁路以及主要公路也被切断；华北各交通线陷于全面瘫痪。

    十月上旬，八路军总部发出命令：继续扩大战果，摧毁交通线两侧和深入到根据地内的敌伪据点。各部军民昼伏夜出，主动出击，先后发起了涞灵战役、榆辽战役，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夺取了涞源、灵丘、榆社、辽县四座县城，拔除了一大批敌军的据点。

    日军遭到八路军大规模地打击后，深感八路军对其威胁之严重性。为稳定局势，巩固占领区，便调集重兵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残酷地报复性“扫荡”。与此同时，八路军总部下达反“扫荡”作战命令，要求各部队与地方党政机关和广大群众密切配合，深入开展游击战争，坚决消灭进犯之敌。

    10月6日，沁县、襄垣日军出动一万兵力，向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榆社、辽县、武乡、黎城地区进行连续扫荡。八路军一二九师主力在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在武乡县关家垴地区，包围日军一个营，歼灭其四百余人，并在辽县阻击敌增援部队，予以重大杀伤；迫使日军退出根据地。17日起，日军七千人进犯太岳区，遭到太岳纵队的迎头痛击，丢下三百多具死体，仓皇败退。10月13日，日伪军万余人“扫荡”平西根据地。11月9日，日军又以万余人“扫荡”北岳抗日根据地，并占领了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所在地阜平县。平西、北岳两区军民以内外线相配合，广泛开展游击战，连续伏击、袭击日军后方交通线，毙敌五百余人；迫使日军撤出根据地。12月10日，日军以两万人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攻势凶猛，先后占领了除保德、河曲以外的所有县城和大部集镇。八路军一二〇师主力和晋西北地区群众实行空舍清野，不给敌人留下一粒粮食。坚持游击战、麻雀战、地雷战，小股出击，昼夜骚扰，拖得敌人筋疲力尽。同时，集中部分主力部队破击日军后方交通线，攻击日军的修路部队和运输队，先后歼灭日伪军二千五百余人，迫使敌人在饥饿和极度疲劳之中，全部撤出晋西北根据地。

    百团大战，历时三个半月，敌后抗日军民共进行大小战斗一千八百多次，毙伤日军二万四千多人、伪军五千多人；俘虏日军二百八十多人、伪军一万八千多人；破坏铁路九百多里、公路三千多里；炸毁桥梁、隧道、车站二百五十八处；破坏煤矿五个、仓库十一所；并缴获各种枪五千九百余支、炮五十三门，以及大批的军用物资。时人有诗赞“百团大战”曰：

    晴天霹雳太行头，万里阴霾一鼓收。英帅朱彭筹此役，竟扶危局定神州。

    百团大战中，中共领导的华北敌后抗日军民，齐心协力，前仆后继，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取得了骄人的战绩，彰显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百团大战破坏了日军的交通线，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推迟了日军南进的步伐，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增强了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百团大战也使日本军阀重新认识华北的局势，招来了日军更为疯狂的报复。1941年春，日军在华北地区开始推行大规模的“治安强化运动”。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原则，对华北解放区“进行军事、政治、文化、思想的总力战”，以期达到“确保华北安定之目的”。

    所谓“治安强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将华北划分为“治安区”，即沦陷区；“准治安区”，即游击区；“非治安区”，即解放区三种地区，分别实行不同的办法。在所谓的“治安区”，日军以“清乡”为主，有计划、有步骤地强化伪军、伪政权，建立“保安队”、“警备队”、“治安军”等敌伪组织，强化保甲制度，实行编乡编村，清查户口，颁发“良民证”，推行“爱护村民连坐法”，以此加强其殖民统治，禁绝抗日活动。与此同时，对沦陷区人民实施所谓怀柔政策，宣扬“王道乐土”、“日中亲善”、“共存共荣”，从精神上欺骗和奴役人民。

    在所谓的“准治安区”，日军以“蚕食”为主，实施怀柔与恐怖并重的政策。其怀柔政策与“治安区”相同。其恐怖政策有“绝缘政策”，强迫“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日军将许多村的居民集中赶到四周筑有高墙深沟的“人圈”内，将所有壮丁编入“自卫团”，白天罚苦役，晚上执勤巡逻，并以“思想犯”、“政治犯”、“通匪犯”、“运输犯”等罪名任意杀害。

    在所谓的“非治安区”，日军以扫荡为主，采取所谓“分进合击”、“梳篦式清剿”、“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剔块”等方法，实行野蛮、残忍地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企图彻底摧毁解放区军民的生存条件，消灭一切抗日武装，铲除抗日根据地。

    日军的“强化治安运动”，实际上主要是针对解放区的“扫荡”战争，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时间之长，手段之残忍，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自1941年春天起，日军调集了四十万精锐部队，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的、大规模的反复“扫荡”。其中千人以上的“扫荡”达一百七十四次，万人以上的“扫荡”达三十三次。

    针对敌人的残酷“扫荡”，解放区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斗争。反“扫荡”的作战指导原则是，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内线与外线相配合，军队与人民相结合，使用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方式，全民老少齐动员，空舍清野全疏散；使敌人抢不到东西，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在敌人围攻之初，主力部队化整为零，转移到外线，待机破敌。内线则以少量军队与民兵相结合，灵活机动，巧妙周旋，日夜与敌人扭打，用地雷、手榴弹、石雷频频偷袭，造成敌人的混乱与恐慌；使其昼夜无眠，疲于奔命，难以站稳脚跟，无法得到休息。待敌人疲惫不堪时，主力部队又化零为整，集结重兵，坚决歼灭敌人之一部。声东击西，围点打援，避实击虚，各个击破，粉碎敌人的“扫荡”。

    1941年8月15日，敌人集中十三万大军，在冈村宁次的亲自指挥下，对北岳解放区进行了一次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日军采取“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马蹄型堡垒战”等战术，甚至施放毒气、散布鼠疫，企图在四个月内消灭八路军于长城两侧。敌人所到之处，无恶不作，血洗村庄，惨不忍睹。先后残杀群众四万五千余人，烧毁房屋十万余间，抢走粮食六万余斤、牲畜一万多头。

    日军所过之处，无村不戴孝，家家闻哭声。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日寇残暴、毒辣的行径，激起了解放区人民的无比愤怒，人人愿与日寇拼命，家家都想为亲人报仇。村村出现了“孬种死在炕头上，好汉死在战场上”；“母亲送儿上战场，妻子送郎打东洋”；“铁血男儿挺身上，保家救国杀豺狼”的动人场面。无数白发苍苍的老人、忍辱负重的妇女、天真烂漫的儿童，均结成抗日组织，自觉自愿的配合部队；全民皆兵，全民参战，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晋察冀军区主力部队采取诱敌深入，坚壁清野，待机歼敌的方针，适时地转移到敌人的后方。无数的游击队和民兵小分队留在内线，专门困扰、袭击敌人；牵着敌人的鼻子东奔西跑，四处扑空。经过三个多月的巧妙周旋，敌人早已疲惫不堪。此时，外线的主力部队则回戈反击，经过大小八百余战，歼灭日伪军一万余人，炸毁敌人火车三列，破路八百余里。敌酋冈村宁次不得不承认失败：“肃清华北之八路，绝非短期之内所能奏效。”并以“狮子扑鼠，效力不大”来自我解嘲。

    在此次反“扫荡”的岁月中，出现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9月25日，日军以三千五百人围攻河北易县，企图消灭八路军的一个团。该团以一个班的兵力扼守狼牙山险要，掩护主力转移。战士们坚守阵地十多个小时，英勇顽强地阻击，给敌人以很大的杀伤。战至黄昏，仅剩下五人：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战士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依然坚持抵抗，直到弹药耗尽。他们打完最后一颗子弹，扔出最后一枚手榴弹；复以石块还击，将敌人一步一步引向棋盘陀主峰；又将枪支砸毁，携手走向悬崖，彼此约定：“我们是光荣的八路军，宁死也不当俘虏。”随后，他们一起跳下悬崖。其中，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落在崖底，壮烈牺牲；葛振林、宋学义挂在半崖树枝上，后被当地老乡营救，带伤脱险归来。聂荣臻师长闻讯，亲自赶到医院看望两位勇士，称赞他们是“中华民族解放之花”。

    在晋察冀军民的英勇抗击下，日军的“扫荡”被逐次粉碎，日酋冈村宁次只好命令部队，带上一万多具日军的死体，垂头丧气地退出晋察冀根据地。这才是：日寇尸体堆成山，冈村宁次也恓惶。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