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八回新四军皖南遭袭周恩来奋笔题词（上）

    话说百团大战的消息传到重庆，直气得蒋介石三尸神暴跳、七窍冒青烟，破口大骂道：“娘希匹，八路军竟然有一百多个团，若任其扩张，必成党国之大患。”忽一转念，向秘书命令道：“给朱德发电报，向八路军的英勇奋战表示祝贺；希望他们再接再厉，取得更大的战绩。”又一转身，对左右道：“共产党日益坐大，八路军跋扈嚣张，全无国家和民族观念，只知乘机扩张势力，今后必益加甚。叛乱之期，当在不远。”

    是夜，蒋介石苦思冥想，心生一计，准备趁华北的八路军正在与日寇浴血苦战之际，挑起第二次**高潮。他认为八路军、新四军能够在敌后站稳脚跟，并大力发展；那么，国民党的势力也应该向敌后伸展，恢复国民政府在敌后的统治。他发现新四军在苏北的力量比较弱，决定先从苏北下手，再打皖南，与共产党争夺华中地区的控制权。

    华中地区位于黄河与长江之间，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也是八路军与新四军相连接的枢纽地带。当日军占领华中后，其兵力主要集结在大中城市和交通线上，而广大的农村则成为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广阔天地。新四军成立三年来，在华中地区已经建成了数块抗日根据地。当是时，新四军的兵力已发展到十万人，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叶挺、项英率新四军军部和第三支队驻扎在皖南；陈毅、粟裕率第一、二支队开辟苏南根据地后，成立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张云逸率第四支队开辟皖东根据地后，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陈毅、粟裕率部渡江北上，计划到黄桥、盐城一带开创新的根据地，力争将华中和华北根据地连成一片。

    1940年9月3日，在蒋介石的密令下，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所部分两路南下，向正由苏南渡江北上的新四军发动进攻。陈毅、粟裕为维护抗战大局，多次致电韩德勤，呼吁其停止内战，并命令新四军一再退让，避免摩擦。韩德勤自恃其兵力数倍于新四军，视陈毅的忠告为耳边风，指挥所部大军，一再进逼。27日，陈毅向部下明确表示：“退到黄桥，决不再退。敌再进攻，只有自卫。”并将情况迅速电告延安。中共中央立即调黄克诚率领八路军第五纵队火速南下，增援苏北的新四军。同日，毛泽东又致电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周恩来立即与国民党当局联系，设法阻止韩德勤的挑衅行为；否则，八路军不会坐视不理，新四军亦将自卫还击。

    10月4日，韩德勤出动三万兵力，由中将军长李守维指挥，向黄桥镇发动总攻。新四军在黄桥的守军仅有七千人，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新四军在镇外巧妙设伏、镇内深沟高垒，两面夹击，英勇自卫；经过四天四夜的激战，歼灭韩部主力一万一千人，军长李守维被击毙；缴获各种炮六十二门、轻重机枪一百八十九挺、长短枪三千八百余支。韩德勤没料到会败得如此之惨，连夜致电重庆，向蒋介石谢罪。

    黄桥决战后，新四军在苏北敌后站稳了脚跟。10月10日，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的先头部队抵达黄桥，与新四军实现了会师；打通了华北和华中的通道，把华北和华中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中共中央随即做出决定，在苏北盐城成立八路军、新四军总指挥部，由叶挺担任总指挥，陈毅任副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毛泽东致电叶挺、项英、刘少奇、陈毅，提醒他们：“既要警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突然事件，又要力争时局好转。要做好一切准备，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全力开创华中抗日之新局面。”

    然而，对于中央的指示，项英却不以为然，采取了犹豫观望的态度。原来，在新四军内部，叶挺是军长，但却因出国数年而脱党；项英是副军长，却兼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南局书记。因此，项英自恃是党的高级干部，把自己凌驾于叶挺之上，在新四军内大权独揽，重要会议将叶挺拒之门外，中共中央文件不向叶挺传达，部队的调动亦不同叶挺商量。在项英的影响下，部队中的其他干部都有意无意地回避叶挺，致使叶挺空负凌云之志，无法一展抱负。叶挺十分苦闷，曾数次向周恩来表示辞职。经周恩来好言相劝，叶挺仍以抗日大局为重，信守在延安时向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承诺，继续留在新四军内工作。但是，项英是个缺乏远大战略眼光的人，天性优柔寡断，遇事犹豫不决；与叶挺刚强决断、雷厉风行的个性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二人之间的矛盾亦越来越深。项英对中共中央关于向北发展，与华北根据地连成一片的指示，心存疑虑，举棋不定，贻误战机，将新四军军部迟滞于安徽云岭，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毛泽东数次电示项英：“皖南地处国民党第三战区的包围之中，局势日渐恶化。你部以火速转移至苏南为宜。”项英却坚持己见，反复向中央重申：“在国共团结抗战时期，我军不应向友军友党后方行动。”

    再说黄桥战役后，蒋介石并不甘心失败，又策划了新的阴谋。他分析江南新四军的情况是：“叶、项在皖南，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来；陈、粟在苏南，如海中之鱼，稍纵即逝。”因此，他打算把军事进攻的重点从江北移到江南。10月19日，蒋介石授意何应钦、白崇禧，以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致电朱德、彭德怀、叶挺，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并从现有的五十万人缩编为十万人。

    对此，毛泽东迅速做出判断：“蒋介石正在筹备新的更大规模的**高潮，这与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动有关。德、意、日最近签订了三国军事同盟条约，美、英也签订了协议；两大集团的斗争更加激烈，都想拉蒋介石加入其联盟。这种局面使蒋介石得意忘形，待价而沽。新四军在黄桥的胜利，也迫使蒋介石急于报复，极有可能向皖南的新四军军部下毒手。”随后，毛泽东致电叶挺、项英，称：“何应钦、白崇禧的电报，中共中央决定用朱、彭、叶、项的名义予以答复，采取缓和态度，以期延缓**战争的爆发。对皖南方面中央决定让步，答应北移。望你们尽快行动，撤往长江以北，与陈毅、粟裕部会合。”数日后，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称：“我们现在要做好两手准备，一面力争局势好转，避免内战；一面准备应付投降危机，应付内战。只有立即做好准备，方不吃亏。”

    形势危急，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做出全面部署。11月9日，毛泽东起草了回答何应钦、白崇禧的电文，以朱、彭、叶、项的名义发出。电文态度诚恳，措辞委婉。首先叙述了八路军、新四军四年以来的战绩，以表明“遵循国策、服从命令，为捍卫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到底之决心”。并就行动、防地、编制、补给、边区、团结抗战等问题，对国民党当局的无理指责做出明确答复。针对何应钦、白崇禧强令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北移的指令，毛泽东据理力争，请求对华中敌后各部免调；其理由是：“一、华中敌后各部，多属地方人民反抗敌寇、保卫家乡而组织者，彼等以祖宗坟墓、田园庐舍、父母妻子之所在，欲其置当面敌军奸淫焚掠之惨于不顾，远赴华北，其事甚难。二、华中敌后各部在原地坚持抗战，符合蒋委员长庐山谈话之精神。三、华中敌后各部调离后，其家属和留守人员之安全毫无保障。四、华北地区，水、旱、风、虫、敌，五灾并重，该地军民以树叶为食，道殣相望，实难容纳其他部队。因此，执行命令与抚顺舆情，仍请最高统帅部兼筹并顾。”接着，毛泽东表示，愿对江南、江北部队采取不同办法：“对于江南正规部队，我等正苦心说服，劝其顾全大局，遵令北移。”“对于江北部队，则暂时请拟免调。”然后，毛泽东又写了一段柔中带刚的肺腑之言：“目前正值奸伪思逞、谣言纷起之时，亟宜协调各方，统一对敌，庶免为敌所乘，自招分崩离析之祸。切忌煎迫太甚，相激相荡，演成两败俱伤之局。切思大敌当前之际，若我为鹬蚌，敌作渔人；则事与愿违，嗟悔无及。”

    电文发表后，毛泽东又致电陈毅、粟裕，要求苏北的新四军“积极整军，密切观察，严阵以待，以防不测”。他命令叶挺、项英：“皖南新四军军部应认真准备北移，于十二月底全部开动完毕。”他还致电周恩来，要其在重庆加强同苏、美、英等方面的外交官之联络，利用时机向国民党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以图挽救。诗曰：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四面刀剑严相逼，未雨绸缪图挽救。

    蒋介石迫于各方的压力，同意了中共中央的要求，命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与叶挺谈判，具体协商新四军北移路线。经过双方协商，确定了新四军北移路线为茂林、三溪、宁国、郎溪到潥阳，待机北渡。协商结果迅速上报国民党最高统帅部和中共中央，得到了双方高层的认可。12月10，顾祝同再次发出电报，严令皖南新四军务必于十二月底前渡过长江。接着，中共中央亦电令皖南部队以战备姿态，迅速北移。26日，中共中央又急电项英，对其一再拖延、迟迟不愿北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28日，项英召开军部会议，决定绕道茂林、三溪，迂回天目山到潥阳。

    会后，项英依然犹豫不决，部署迟缓；给了顾祝同、上官云相以部署合围的充分时间。1941年1月4日夜，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九千余人，分成左、中、右三路纵队，由泾县云岭地区出发，经江苏南部向长江以北转移。6日，部队行至泾县茂林地区时，突遭顾祝同、上官云相的第三十二集团军八万多人的包围、袭击。顷刻之间，烽火连天；炮声震耳，弹如连珠；机枪吼叫，火蛇乱飞。新四军突遭重创，队形大乱，匆忙还击，拼死冲突。但见：硝烟笼罩四野，子弹扑面乱飞；顿时天摇地动，满山死尸横陈；国民党军队重重围裹，新四军处境岌岌可危。

    此时，项英方才醒悟，但为时已晚；他一面组织部队实施抵抗，一面致电延安：“请以党中央及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要顾军立即撤围，或可挽救。”毛、周二人紧急行动，向国民党最高统帅部提出严重交涉，却被蒋介石断然拒绝。相反，蒋介石致电顾祝同：“新四军违抗中央移防命令，着你部即日发起总攻，予以彻底肃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