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八回新四军皖南遭袭周恩来奋笔题词（下）
两党高层交涉期间，双方的火线冲突激烈异常。国民党军队仗着兵力雄厚，炮火猛烈，攻势强劲。新四军兵力单薄，虽经全力拼杀，处处被动。激战七昼夜后，新四军弹尽粮绝，死伤惨重，濒临绝境。
为保全剩余部队，叶挺致电上官云相，指责其背信弃义，表示愿往其总部协商。然而，当叶挺赶到上官云相的指挥部交涉时，却被强行扣押，关进监狱。
与此同时，项英下令新四军残部分散突围。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中阵亡；黄星火、傅秋涛率二千余人突围成功；其余大部壮烈牺牲，一部分失散或因伤被俘。
军部的人员在突围中被打散，项英身边仅剩下副参谋长周子昆、副官刘厚聪；三人互相掩护、边打边撤。黄昏时分，转移到附近一个石洞内隐蔽下来。石洞很小，仅可容身；三人席地而坐，早已极度疲惫。刘厚聪沮丧地道：“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了。”周子昆纠正道：“不对，天无绝人之路；我们先休息一夜，明天再设法突围。再说，实在突不出去，还可以与敌人拼死一战。死，也是一条路嘛。”项英沉痛地道：“死，很容易。不过，我不想死在这里。此次失败，全是我优柔寡断造成的。我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战死的弟兄们。我有罪啊！我想回到延安去，接受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审判，即使撤职、坐牢、枪毙，我都毫无怨言。”言讫，忍不住泪流满面，失声痛哭。周子昆亦潸然泪下，劝慰道：“项书记，别过分自责。我们还有突出去的希望，我们还可以东山再起。”刘厚聪也劝道：“睡吧。明天的事明天再说。”说罢，早累得前仰后合，倒头便睡。项英和周子昆亦和衣而卧，相继睡去。
次日拂晓，国民党军开始搜山，一股敌军逐渐接近山洞。刘厚聪被惊醒，爬起身来，向洞外张望一番，又回过头来，望着熟睡中的项英和周子昆，突然目露凶光、陡起杀心。他匆忙掏出驳壳枪，迅速推弹上膛，朝着项英、周子昆疯狂扫射。枪声引来了搜山的敌人，刘厚聪扔掉手枪，爬出洞外，向迎面而来的敌人举手投降；当了可耻的叛徒。此即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审时度势，确定了“政治上取全国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指示八路军和新四军提高警惕，做好自卫的充分准备，彻底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高潮。
1月17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军长叶挺革职，交军事法庭审判。
是夜，周恩来闻讯，立即驱车赶到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的住处，就皖南事变向张冲提出强烈抗议，并打电话怒斥何应钦道：“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子夜时分，周恩来返回红岩村，得知《新华日报》关于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被国民党当局扣发。周恩来大怒，当即奋笔大书道：“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写罢，依然怒不可遏，复挥毫题词一首，曰：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次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周恩来的题词，向全国人民和世界正义舆论控诉了国民党蓄意**、挑起内战的罪恶行径。周恩来和南方局全体工作人员亲自上街散发报纸，又通过召开座谈会、个别谈话、散发传单等方式，公布皖南事变的真相，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真面目。同日，在延安，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发言人的身份发表谈话，痛斥蒋介石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声讨国民党摧残抗日势力、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行；呼吁一切爱国军民同胞、全世界同情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公正人士，“与我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反对少数亲日分子及民族败类，打破他们的内战外和、投降卖国的无耻阴谋”。
1月20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同时，成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华中局，加强华中地区及新四军的领导工作。随后，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整编全军为七个师，又七个独立旅，共九万多人，继续在大江南北坚持敌后抗日战争。
同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也发出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据地立即掀起反对分裂的政治运动，以提高团结抗日、反对投降的情绪，要敢于坚决斗争，不惜彻底决裂。同时，要求重庆、桂林、西安、洛阳办事处，立即做好对付蒋介石突然袭击的准备，并拟准备撤回各办事处。
次日，毛泽东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称：“此次皖南事变，顽固派蓄谋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事件之开端。目前全国人民的紧急任务在于，以最大的警惕性，注意事变的发展，准备着对付任何黑暗的**局面。”在谈话中，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十二条严正要求：“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承认错误；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四、恢复叶挺的自由，继续担任新四军军长；五、交还皖南新四军的被俘人员和枪支；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七、撤退华中的‘剿共’部队；八、平毁西北的军事封锁线；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十、废止****、实行民主改革；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毛泽东强调指出：“国民党当局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将一如既往，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团结。”毛泽东的谈话发表后，周恩来立即行动，将十二条当面交给国民党谈判代表，责成其尽快转交蒋介石。
共产党的正义斗争和自卫立场，在国内外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得到了广大人民、民主党派和国际进步舆论的同情与支持。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在香港发起了抗议运动，并致书蒋介石，要求当局“慎守总理遗嘱，力行吾党宗旨，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上海各界民众团体致电国共两党领袖，称：“新四军自成立以来，转战大江南北，其卫国卫民之功绩，中外各报迭有记载，事实俱在，均可复查；纵有误会，亦不难以政治手段解决，何至兵刃相见，而贻同室操戈之讥。”海外侨胞也纷纷发表宣言、通电，对国内抗战形势甚为关切，反对国民党制造摩擦，实行**的政策。在国际上，苏联政府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斥责了蒋介石**反人民的行为。英、美两国为了减轻法西斯国家对它们的压力，也反对蒋介石的分裂行为，希望中国的“统一战线能够继续保持”。
蒋介石在国内外一片谴责声中，骑虎难下，无法收场，被迫转过身来谋求与共产党妥协。1月27日，蒋介石发表讲话，称：“皖南事变完全是我们整饬军队的问题，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性质夹杂其中。”企图以此缩小范围，平息事态。然而，他的这种态度进一步激化了矛盾，使国民党陷入更大的尴尬之中。
其时，国民党当局正在积极筹备第二届国民参政会；蒋介石为了欺骗舆论，装饰门面，掩盖其破坏统一战线、分裂国共合作的真实面目，减轻国内外对他的指责，派遣其手下张冲、王世杰等人反复劝说中共参政员出席。
对于蒋介石的这一阴谋，共产党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2月5日，国民参政会公布了参政员名单，中共方面的参政员仍然是毛泽东、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七人。中共方面是否参加这次会议，无疑成了国共关系现状的温度计。由于皖南事变的发生，各民主党派希望通过参政会缓和矛盾，纷纷表示“此次会议，中共代表乃必不可少之人选”。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居里也表示：“我将留在重庆，专等观光国民参政会。”因此，参政会上有无中共代表的身影，便成了极为敏感的问题。蒋介石如坐针毡，又动员各民主党派的领袖，千方百计地劝说周恩来，务必请中共方面按时出席会议。
2月10日，周恩来同黄炎培、沈钧儒、邹韬奋、章伯钊、左舜生、张澜、张君劢等会面，向他们解释了中共不能无条件的参加会议，请各民主党派领袖予以谅解。沈钧儒等建议中共可以向大会提出参加的具体条件，周恩来当即予以采纳。18日，周恩来奉中共中央之命，将毛泽东等七位参政员出席的条件，以公函的形式递交给会议秘书长王世杰，并严正声明：“在中共所提之十二条办法未得到政府答复之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王世杰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急忙报告蒋介石；又派张冲赶到红岩村，向周恩来苦苦哀求。周恩来不为所动，予以严词拒绝。
3月1日，国民党当局无视中共的正当要求，悍然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共产党参政员全部拒绝出席，给了蒋介石当头一棒。救国会领袖邹韬奋因不满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愤然辞去参政员职务，离开重庆，出走香港。蒋介石感到空前孤立，自知理亏词穷，被迫在大会上保证：“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至此，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高潮被击退。
再说叶挺被扣押后，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顾祝同、陈诚等国民党官员纷纷出动，诱劝叶挺改变立场，企图借叶挺之口，将皖南事变的责任推卸给共产党；均遭到叶挺的拒绝。蒋介石终于按捺不住，亲自出面劝降，以高官厚禄、金钱美女相引诱。叶挺丝毫不为所动，明确告诉蒋介石：“你可以开军事法庭审判我，也可以下令枪毙我。但我绝不会改变初衷，更不会背弃信仰。”蒋介石碰了一鼻子灰，下令将叶挺关进监狱。不久，叶挺在狱中写下了著名的《囚歌》，以表明自己坚贞不屈的志向。其歌曰：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呵，给你自由！”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哪能由狗洞爬出！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烈火冲腾而起，把这座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叶挺的《囚歌》经其夫人从狱中带出，迅速在社会各界传开，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名篇。人们在传颂《囚歌》、钦佩叶挺的同时，无疑是对蒋介石的一记响亮的耳光。
皖南事变是一出悲剧。蒋介石背信弃义，利用其最高统帅的地位，布置陷阱，企图消除异己。从军事上看，蒋介石确实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在政治上却输得精光。从政治声誉上看，皖南事变所带来的后果，使蒋介石和国民党威信扫地，失去民心；而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声望则如日中天，光耀神州。这才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民心勿违，良心勿亏。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