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回解放区生产自救共产党延安整风（下）
王明回国后，曾在口头上表示：“全党要团结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但在实际上却依然坚持过去的错误，有意和毛泽东分庭抗礼。他以党的理论家自居，借口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主张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在武汉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期间，放弃独立自主的原则，竭力主张妥协，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身上。武汉陷落后，王明回到延安，又把集中反映其左倾思想的旧作——《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连续印刷出版了三次，广为散发，在许多新党员中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乱。王明的行动无疑是一次公开的挑战；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吸取教训，便迫切地摆到中共中央面前。
为了澄清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中共中央多次开会讨论，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导致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很快取得了一致的认识。但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给江西苏区造成的危害，却产生了较大的分歧。毛泽东认为：“左倾路线葬送了中央苏区，迫使红军长征。遵义会议只纠正了军事上的错误，而未能从思想上、理论上进行清算。时至今日，左倾教条主义还有相当大的影响，不利于我们党继续前进。”但是，王明、博古、康生等人对此持有异议，毛泽东的意见未能在政治局内部达成共识。
皖南事变发生后，毛泽东痛心疾首，在中央会议上再次指出：“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有的同志把马列主义当作教条，没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没有认清蒋介石**的真面目。”为了引起全党的重视，毛泽东要求把反对教条主义提高到党性原则的高度来认识。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严肃地指出，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只知囫囵吞枣，死背书本；在人前夸夸其谈，自以为是。这种作风，拿来律己，则害了自己；拿来教人，则害了别人；拿来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这种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并作了极为精辟地阐述：“‘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不能单凭主观想象，不能凭一时的热情，不能凭死背书本，而要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的占有材料，在马列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才是党性成熟的表现，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
毛泽东的讲话旗帜鲜明、措辞尖锐，但却没有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宣传部门没有在报纸上报道，党的高级干部中亦没有多少反响。相反，王明的书却能够一版再版；个中原委，耐人寻味。毛泽东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早已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消除其影响绝非易事。
毛泽东没有高贵的家庭背景，也没有可以炫耀的“留洋”学历，却有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为了彻底澄清是非，肃清教条主义的遗毒，毛泽东主持成立了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下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组织人力编辑党的历史文献——《六大以来》，全面、系统的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又委托王稼祥起草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1941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把编辑、起草的三个文件发给与会干部，组织大家进行讨论。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明确指出：长期以来，在我们党内有一条所谓的“国际路线”，他们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穿着马列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列主义。他强调道：“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但从思想上看，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不利于统一认识，不利于继续前进。”
会议时断时续地开了一个多月，集中讨论了五次。与会干部通过学习《六大以来》等文献，弄清了是非，明确了左倾路线的严重危害，引起了极为强烈的思想震动。先后有二十八人在会上发言，谈了在党内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重要性，许多人以自我批评的精神认真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总书记张闻天深有体会，明确表态道：“毛主席的报告，对党内的路线斗争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账，现在必须偿还。”“对中央苏区的工作，我同意毛主席的估计，当时路线是错误的。政治方面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主义。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拼命攻打大城市、单纯防御。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不信任老干部，否定过去的一切经验，推翻旧的领导，以意气相投者结合，拉帮结派。思想上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不研究历史与现实问题。”
接着，博古作了诚恳地自我批评：“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人。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又搬用了一些苏联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党的许多决议是照抄共产国际的，严重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他表示：“现在，我有勇气公开研究自己过去的错误，希望在大家的帮助下逐渐克服。”
王稼祥总结了主观主义产生的根源，他认为：“从莫斯科共产国际回来，只有理论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容易成为教条主义者。实际工作经验多的人，反倒被诬以狭隘经验主义者。”“一些人只会背诵马列主义的词句，不看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却要指手画脚，就只能是瞎指挥。”
只有王明在会上丝毫不作自我批评。他在发言中虽然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报告，但却把左倾错误路线的责任全部推给博古和张闻天，反复强调博古是当时错误路线的主要负责者，中央苏区的失败与自己毫无关系。
有鉴于此，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等人多次找王明交谈，希望他能够转变态度，认识自己的错误。然而，王明不但避而不谈自己的错误，反而攻击中共中央自抗战以来的方针是太“左”了。他指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和《陕甘宁边区施政纲要》违背了国际路线，吓跑了资产阶级。他认为目前应当以国民党为主，共产党为辅。建议中共中央发表声明放弃新民主主义，同蒋介石设法妥协。最后，他表示决心同中央争论到底，并要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此后，王明便长期称病，拒绝参加中央的整风会议。后人有诗议之曰：
两条路线起纷争，单凭书本说不清。惟有实践是严师，检验真理最公正。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王明的对立情绪，并未影响整风运动的进行。经过几个月的学习，高级干部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达到了一致的认识。于是，在全党普遍开展整风的条件趋于成熟。
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党校分别作了《反对党八股》、《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全面论述了整风的任务、内容、办法和意义。他明确指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他还揭示了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党八股三者的关系；认为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上的表现。宗派主义拉山头、闹分裂、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党八股则是主观主义在宣传上、文风上的表现，它是宣传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党八股的产生，同主观主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息息相关。毛泽东历数党八股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等罪状，号召全党起来反对党八股，清除主观主义的藏污纳垢之所。
毛泽东总结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根据党内矛盾的性质和特点，明确规定整风运动的方针和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即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
从三月起，全党整风普遍展开，在延安的一万多名干部参加了整风学习。中共中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任的总学委，作为整风运动的领导机关；下设五个系，即中直机关、中央军委、陕甘宁边区、中央文委和中央党校，组织各系统的党员进行理论学习，深入开展讨论，提高思想认识，整顿工作作风。其中，在文艺界整风学习中，召开了著名的延安文艺界座谈会，毛泽东坚持出席，并作了讲话。毛泽东的提问发人深省：“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他的回答更是石破惊天：“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他精辟地阐述了革命文艺与旧文艺的本质区别，革命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以及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等问题。从此以后，各解放区的文艺一扫低沉、哀怨、缠绵的情调，代之以高亢、明亮、奔放的激情，形成了革命文艺蓬勃发展的主旋律。
正当整风运动有序推进、蓬勃发展之际，突然传来了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的消息，加速了问题的顺利解决。1943年5月20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宣布了共产国际解散的决定。毛泽东兴奋地道：“他们做得对，我就主张不要这个机构。”是夜，中央书记处召开延安干部大会，公布了共产国际解散的决定，在大会上引起了极大地震撼。毛泽东发表了诚恳地讲话，首先充分肯定了共产国际在帮助中国革命事业上，有巨大的功劳。接着指出，但是共产国际高高在上，不了解各国的具体实际。它的解散不是为了削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这就增加了我们的责任心。毛泽东强调：“共产国际的解散，更加有利于我们独立自主的开展工作，更好地按照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去处理问题。”的确，共产国际的解散，使左倾教条主义失去了后台，结束了其对整风运动的干扰，为提高全体党员、干部的认识扫除了思想上的障碍。
整风运动历时三年，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效果：分清了是非，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团结。尤为可贵的是，整风运动和大生产、精兵简政同时进行，彼此交织，三位一体，相辅相成。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王稼祥、刘少奇先后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果”，“应该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全党”的重要论断，并被广大干部、群众所接受。这才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伟大思想，天下称雄。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