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一回小日本垂死挣扎豫湘桂国军溃败（上）

    话说抗战进行到第五个年头，日本的劣势逐渐显现。日本国小人少，兵源有限，根本就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随着其侵略战线的不断延长，每天都有大批的士兵命丧黄泉。为了补充兵力，日本政府把国内十四岁至六十岁的男子全部征召入伍，依然难以弥补兵员不足之窘境，反倒使其国内许多地方出现了名符其实的寡妇村。劳动力严重枯竭，又造成大量的田园荒芜，民不聊生。日本政府预感到其末日即将来临，从而变得更加惨无人道。

    1942年5月1日，日伪军出动五万兵力对冀中解放区实行野蛮的“拉网式大扫荡”。他们在八千多个村庄、六万平方公里的地面上，密布了一千五百多个据点，在一万多公里的网状公路上，经常使用近千辆巡逻车，昼夜突袭，疯狂屠杀。把美丽富饶的冀中大平原变成了“抬头见岗楼，出门遇鬼魅；无村不戴孝，家家闻哭声”的人间地狱。敌酋冈村宁次亲自乘飞机往返指挥，用所谓“纵横合击”、“对角清剿”、“张网捕鱼”等战术，企图歼灭冀中八路军的主力部队。

    日军所过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他们找不到八路军的主力，便拿老百姓出气，常常把全村老少集合到一起，逼问八路军的去向，遭到拒绝后便用机枪、手榴弹进行残忍屠杀。两个月之内，冀中群众被杀或被抓去服苦役者达五万余人。但是，日军的血腥政策并没有征服中国人民，反而激起了更大的民族反抗。冀中军民坚强不屈，创造出了极具特色的平原游击战术。各村的民兵和广大群众密切配合，不分男女老少，人自为战，村自卫战，采用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破袭战等方式，不断扰乱、袭击敌人，成为主力部队的有力助手。他们有时成班成排，出没在山野密林、青纱帐里；有时三三两两，活跃在街头巷尾、屋顶路旁，飘忽不定，机动灵活，使敌人陷于攻无目标，战无对阵，首尾难顾，到处挨打的困境。处在平原地区的广大军民，挖掘了坚固隐蔽，纵横交错，户户相通，村村相连，能打能藏，能攻能守的地道网，反复周旋，神出鬼没，千方百计地杀伤和迟滞敌人。其中，河北清苑县冉庄的地道战更是闻名中外。冉庄军民在敌人的眼皮子地下，筑成了有四条干线，二十四条支线，全场三十多华里的地道。他们巧妙地把洞口设在牲口槽下、锅灶内、水井里，形成了家家有地道，户户有洞口，并和附近村庄沟通的地下钢铁长城，同敌人打了藏，藏了打，灵活出击，巧妙杀敌，直打得日伪军魂惊梦怕，屡战屡败。再有，河北献县回族英雄马本斋，在自己的家乡拉起一支回民义勇队，转战于冀中大平原，多次重创日军，屡建奇功，使日军闻风丧胆。

    与此同时，八路军主力部队抽调出一批指战员，组成数百支武工队，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渗透到沦陷区内部，在敌人的老窝里闹得地覆天翻。武工队组织精干，纪律严明，每个队员都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他们机智神勇地越过敌人的封锁沟，潜入日军盘踞的县城、据点，行踪不定，分合自如，专门袭击敌人的薄弱环节，焚烧其油库、粮库，炸毁桥梁、车站、炮楼，打击汉奸、特务，犹如一支支利剑直插敌人的血管、心脏，直搅得冈村宁次坐卧不安，不得不下令结束扫荡，把兵力收缩回城市和交通线上死守。冀中军民经过两个多月的苦战，用蚂蚁搬泰山的精神，消灭日伪军一万多人，粉碎了敌人的“五一大扫荡”。

    为了弥补兵力之不足，挽救失败的颓局，冈村宁次与关东军七三一部队头子松井四郎多次秘谋，发起了灭绝人性的细菌战。1943年夏，鲁西地区的卫河流域连降大雨，多条河流水量剧增。日军乘机集结四万兵力，其中有一万余人的细菌部队，在冀鲁地区实施代号为“十八秋”的大扫荡。8月27日，日军以济南为大本营，携带大量的霍乱、鼠疫、伤寒、赤痢等细菌，秘密开进到临清县小焦庄附近的卫河西岸，乘着夜色将河堤炸开，致使临清西部成为一片汪洋，九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淹，六千多户民房被冲毁，三万二千多人被淹死，受灾群众达四十五万人。次日，日军又将馆陶县下游卫河拐弯处的北堤掘开，致使大水袭击了馆陶、临清、临西等七个县，淹死民众二万二千多人，一百多万无辜百姓家园被毁，妻离子散。在决堤放水的过程中，日军乘机把大量的细菌投入卫河。带有细菌的河水流到哪里，哪里就成了疫区；在没有被河水淹没的地方，日军则以飞机投掷细菌炸弹，使疫区不断扩大。随后，日军细菌部队又将漳河、金阳河大堤多处炸毁，使卫河、漳河、金阳河互相交织，四处泛滥。“十八秋”细菌战使华北平原南部成了一片茫茫泽国，疫区扩展到六十多个县，无辜百姓死亡七十余万人，许多村庄永远消失，造成了大片的无人区。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勿忘魔鬼十八秋，冀南平原祸水流。日寇实施细菌战，死尸如麻无人收。

    当日本侵略者垂死挣扎，在冀中地区大肆屠杀抗日军民，利用细菌战祸害百姓之时，蒋介石召集了一批反动文人，由陶希圣主笔撰写，以蒋介石的名义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该书共分八章二十一节，约十万字；其主旨在于说明三民主义是中国的灵魂，国民党是中国的动脉，而马列主义等西方思想是中国发展的障碍，中国的命运取决于国民党及其领袖蒋介石的领导。在书中，蒋介石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中华民族固有的德性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中国立国的纲维是礼义廉耻。”因此，他主张维护封建的宗法制度和哲学伦理，发挥固有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而三民主义与中国国民党则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动力。同时，蒋介石不断诋毁西方文化，重点抨击共产主义思想。他指责道：“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这两种思想，不外乎是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抄袭和附会；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他断言：“共产主义思想是苏俄文化对中国的侵略，是中华文化最大的危机，也是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由此，他攻击中国共产党“鄙弃了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道德，煽动社会革命的阶级斗争。”他恶毒污蔑道：“中共为国家混乱之祸首，封建割据之罪魁，实乃国家命运之潜在威胁。”他的结论是：“只有彻底消灭封建割据，国家才能实现统一，才会有光明的前途。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

    《中国之命运》出版后，蒋介石通过行政手段，下令各机关、团体、学校、部队一律诵读，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高潮。国民党内部的一些右翼反动势力极为兴奋，对蒋介石的言论大加吹捧。国民党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张涤非则以民众团体名义召开会议，发表通电，声称“马列主义已经破产”，要求“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国民党各种宣传机器也大造**舆论，要中共“放弃共产主义”，“取消陕北特区”，“解散中共组织”。

    相反，中共中央认为《中国之命运》一书是蒋介石个人独裁思想的大暴露，是国民党发动第三次**高潮的舆论准备。于是，以延安《解放日报》为阵地，中共理论界、宣传界开展了对《中国之命运》的大批判。中共人士抨击该书鼓吹“反动的民族主义”，贩卖“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宣扬“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以图实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中共权威人士认为：“中国的命运掌握在中国人民的手中。”“推翻法西斯主义的独裁统治，是中国人民的迫切愿望。中国共产党顺应民意，身体力行，愿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不懈奋斗。”

    与此同时，《中国之命运》亦遭到国际舆论的严厉批评。苏联、美国、英国等国家的报刊均严词抨击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与独裁统治。尤其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反对意见，使蒋介石不敢贸然制造新的**高潮。原来，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在名义上是四强之一，但实际上一直被排斥于盟国的政治核心之外。斯大林极为蔑视蒋介石的人格，苏联与中国的关系处于低潮，竭力拒绝中、美、英、苏为“四强”的概念。英国极度轻视中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作用，并企图摒弃中国于战后国际和平新秩序之外。唯有美国竭力主张让中国在战后世界和平中扮演大国的角色，以便在未来世界中抗衡苏联和日本。罗斯福多次表示：“中国无论是在现在或将来都是极重要的，我们不能摒弃不顾。”蒋介石作为中国的国家元首，却得不到斯大林、丘吉尔的尊重，以及中国名不符实的国际地位，使他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和仇恨感。他无限感慨地道：“外交之侮辱渐烈，英国对华之遗弃，俄国对华之妒嫉；凡此种种，精神之苦痛与耻辱，不堪胜言。唯有美国尚能平等待我，如我再不能自强，则来日受人压迫，必将更加难堪。”同时，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后，美国成立了第十四航空大队，投入两千多架飞机，开辟了“驼峰航线”，为中国抢运大批抗战急需的军事物资，使蒋介石对美国产生了强烈的尊崇心理。

    1943年10月，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召开会议，苏联坚决反对中国参加，只是由于美国的坚持，最后迫使苏联同意中国加入。中国驻苏大使才得以出席会议，与美、苏、英三国外长共同签署了“四强”宣言，奠定了中国在战后国际地位的基础。

    有鉴于此，蒋介石对美国总统罗斯福感激涕零，渴望能与其会面。11月1日，忽接罗斯福来电，邀蒋介石前往埃及开罗同英美首脑会谈。蒋介石喜出望外，当即复电表示，“一定如约前往”。同时，丘吉尔亦致电蒋介石，表达了欢迎之意。而斯大林则出于对中国的鄙视，拒绝前往开罗。

    蒋介石立即着手准备出席开罗会议的提案：一、军事问题。美国应分三批装备中国陆军共九十个师；同盟国应于1944年雨季之前收复缅甸；美国应加强在华的空军力量，并派远程轰炸机来华，轰炸日本本土；美国援华物资应每月至少空运一万吨。二、日本无条件投降时应接收之条款。战后日本存留之舰船、飞机、军械应全部移交中国；日本从中国全面撤军，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必须归还中国；日本应将联合国制定的战犯交国际法庭审判。三、战后重要问题。战后由中、美、英、苏主导的联合国应继续存在，以维持世界和平；战后中美应加强政治、经济、军事、技术合作，美国将不需要的工厂移植到中国，并帮助中国发展钢铁、炼油、化学、电力等工业。

    1943年11月21日，蒋介石携宋美龄、王宠惠、商震、周至柔、董显光等二十余人，乘专机飞抵开罗。次日，即对罗斯福、丘吉尔进行了礼节性拜访。开罗会议随即开始，在四天的时间内，蒋介石与罗斯福、丘吉尔多次会谈，就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收复国土，日本对华赔偿，中国与美、英、苏之关系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磋商，也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中、英、美三方在对日作战以及战后处置方面基本达成一致。12月3日发表的《开罗宣言》明确指出：“三国关于今后对日作战计划已获得一致意见。我三大国决心以不松弛之压力，从海、陆、空各方面，加诸残暴之敌人。”“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

    开罗会议为蒋介石争足了面子，他满面春光的回到重庆，立即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传达了“外交上空前胜利”的喜讯。接着，国民党控制的各种新闻媒体大肆渲染，把蒋介石吹捧成“扭转世界局势的三巨头之一”，“指引中国抗战走向胜利的伟大领袖”。关起门来自吹自擂，固然可以欺骗国内的民众，但却欺骗不了西方列强。在西方列强的眼中，蒋介石不过是个“唯罗斯福之马首是瞻，仰美国人之鼻息的势利小人”。这不，在随后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上，苏、美、英三国首脑重新确定了“先欧后亚”的原则，英国以缅甸海军须用于对德国作战为借口，放弃了反攻缅甸的承诺。蒋介石闻讯，犹如当头挨了一记闷棍，直打得眼冒金星，哑口无言。

    虽然如此，战争发展的总趋势是谁也阻挡不了的。1944年初，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丧失了制海权和制空权。在中国战区，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军民积极转入了局部反攻，从日军的手中夺取土地，使解放区的面积日益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