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一回小日本垂死挣扎豫湘桂国军溃败（下）

    日本侵略者为了挽救其在太平洋的败局，摧毁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基地，解除对日本本土和海上的空中威胁，决定发动打通平汉、粤汉铁路，与越南相衔接的大陆交通战，由于此次战役主要在河南、湖南、广西三省进行，史称“豫湘桂战役”。

    三月初，日军开始集结兵力，抢修黄河大桥，重建各战略要地，进行种种军事准备。八路军总部根据日军的最新动向，认为敌人将发动新的攻势，并把了解到的敌情及时通报给重庆的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委员会，以期引起蒋介石与国民党当局的重视。然而，蒋介石却一意孤行，顽固地坚持其“消极抗战、积极**”的策略，置河南军情紧张、华北黄河防务危机于不顾，竟然反其道而行之，将主要兵力用于围困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当是时，国民党在河南境内原有兵力四十万，蒋介石下令抽调出三十万兵力去围堵共产党的军队，造成河南境内防务极度空虚。

    3月14日，日军对河南的部署全部完成后，蒋介石才匆忙电令第一战区“制定与敌决战之作战指导方案”。其时，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明知日军将发动大规模进攻，却迟迟未弄清敌人之战略意图；既没有周密的作战计划，也没有切实的应变措施，仅以所谓“严令河防各部尽量设法破阻敌军之进攻”的一纸空令而应付。17日夜，日军在第三十七师团长野枯一郎的指挥下，从开封西边的中牟县一带渡过黄河，分兵直逼郑州、密县，驻守河防的国军第十五军一触即溃，仓皇撤逃。日军乘势猛攻，如入无人之境，仅用了七天时间便占领了郑州、密县。

    此时，河南境内全线大乱，各地守军如同惊弓之鸟。日军一路大举南下，迅速攻占了许昌、禹县等军事重地，负责防守的数万国军损失殆尽。另一路日军快速西进，向古都洛阳发起进攻。

    前线的败讯接二连三地飞报重庆，蒋介石突然感到事态严重，于5月5日致电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称：“此次洛阳、龙门之会战，实为我抗战成败之最大关键，凡我忠勇将士，务须抱定必胜之信念，死守阵地，发挥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之决心，上下一致，同生共死。如有怕死后退者，必斩无赦。”然而，此时的蒋鼎文正忙于治疗性病，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后神情冷漠，对作战计划不做任何研究，只是召集参谋商讨了军官眷属、行李、文件迅速后撤的次序。随即下令将洛阳大桥炸毁，便带着家眷、私财，率领指挥部人员退入伏牛山区。前线各军长、师长失去统一指挥，无心恋战，早已乱成一锅粥。汤恩伯擅自离开前线，主动后撤，其下属各部惊慌失措，溃不成军。军官、参谋们丢下士兵，到处劫夺军车；将八百辆军车中的六百多辆强行占有，把自己的妻妾、私财、赃物全部装上军车，仓皇逃窜。被丢弃的士兵为了填饱肚子，扔下阵地去劫夺农民的粮食、耕牛、猪羊、鸡鸭，所过之处被洗劫一空，直闹得鸡犬不宁、民怨沸腾。老百姓气愤至极，编成民谚曰：“宁愿日寇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汤军纪律之坏，由此可见一斑。

    混乱的局面持续了十多天，国民党军队全线溃败，洛阳失守，平汉线被日军打通，河南全省沦陷。

    豫中会战失败后，日军在第十一军军长横山勇的指挥下，兵分三路向湖南发起进攻。日军的左路自湖北崇阳进犯平江，中路由湖北强渡新墙河直驱汨罗江北岸，右路从华容、石首出动，以海军配合进犯洞庭湖地区。湖南属国军第九战区，区内各派系军队自保实力，消极避战情绪极为严重，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虽有指挥全权，但却难以协调三十万大军一致行动。6月3日，蒋介石电令第九战区将士：“此次作战，为国家存亡之关键，务望同心同德，上下一致，争取最后胜利。凡命令规定固守之阵地，不得擅自弃退。违者无论何人，一律军法从事。”

    薛岳凭借过去三次长沙会战之经验，企图以新墙河、捞刀河、浏阳河节节防御，结果是节节失守。日军三路并进，很快推进到长沙城下。担任长沙守备的第四军张德能部，军纪极坏，借口疏散居民，各级官兵擅入民宅，肆意攫取财物。军部副官处处长潘孔昭以负责控制船只为由，滥用职权，假公济私，擅扣商船，重价勒索，中饱私囊，并将攫取之私财用五艘火轮船装载，乘乱逃跑，致使战斗紧张时无船可用。城防团与警备部官兵以强迫疏散为名，劫掠百姓，大发横财。红山头守卫部队玩忽职守，当敌人发起攻击时，尚在掩体部中赌牌；敌人大炮一响，即仓皇逃跑，以致阵地失守。军长张德能对日军心怀畏惧，匆忙调兵渡河增援桃花山正面作战时，在船只、渡口、时间均未拟定的情况下草率行动，致使全军秩序大乱，坠江溺毙者，不下数千人。入夜，张德能扔下部队弃城逃跑，长沙在一片混乱中被日军攻占。

    长沙失守，日军继续南侵，兵锋直指衡阳。6月25日，蒋介石电令驻守衡阳的第十军军长方先觉“死守衡阳”。衡阳是粤汉、湘桂铁路的交接处，又是东南、西南空军基地的联络点，为日军必争之地。但是，蒋介石和薛岳却错误的判断敌情，认为日军主力可能东进，只是经过衡阳附近而已，故而将六个军的兵力麇集于萍乡附近，做守株待兔式的防御。等到日军一路南下，对衡阳完成包围态势时，蒋介石才如梦初醒，又电令各军南下，增援衡阳。然而，各军长却对此置若罔闻，自保实力，按兵不动。

    6月28日，日军对衡阳发起进攻，方先觉率领全军官兵奋起还击。城头激战一日，守军击毙敌第六十八师团长左良间中将，击伤敌师团参谋长原田大佐等指挥官。次日，日军以毒气弹、燃烧弹掩护，猛攻城池，衡阳军民英勇抵抗，打退了敌人的四次进攻，毙伤日军七千余人。日军受挫后，停止进攻，等待援兵。

    此时，衡阳外围附近计有八个军，约二十万国军精锐部队。虽经蒋介石屡次电令增援衡阳，但各军长却装聋作哑，互不配合，保存实力，坐地观望。

    十天以后，日军增援部队赶到，以飞机轰炸、重炮轰击和大量施放毒气做掩护，向衡阳发起猛攻，衡阳守军前赴后继、奋勇杀敌、全力抵抗。双方激战六个昼夜，城厢内外死尸如麻，血流成渠。日军损失惨重，亦未能突破城防阵地。日军的第二次进攻被阻于衡阳城下。此时，蒋介石给方先觉发来了一份非常奇怪的电报，称：“此次衡阳得失，实为国家存亡所关，绝非普通成败可比。此等存亡大事自有天命，不成功便成仁。望战胜魔力，打破危险，完成最后胜利之大业，上帝必能保佑我衡阳守军最后之胜利与光荣。”奇！真亏蒋介石能想得出，竟然连上帝都请了出来。附近数十万大军袖手旁观，蒋介石指挥不动，却用天命、上帝来欺骗衡阳守军，真是千古奇闻。有人有诗议之曰：

    衡阳孤军浴血战，旁观雄兵数十万。老蒋无奈施骗术，乞求上帝保江山。

    8月3日，日军援军大量赶到，对衡阳城发起第三次猛攻。飞机盘旋投弹，重炮持续猛轰，衡阳化成火海，阵地全成瓦砾。守军因长期被围困，弹尽粮绝，医药全无，战斗力逐渐减弱。继续血战三日，日军攻入城内；守军大部壮烈牺牲，仅剩下三千多名伤员顽强坚持，激烈巷战。方先觉百感交集，致电蒋介石和薛岳：“衡阳危在旦夕，个人事小，国家事大，救兵如救火，无论如何，请派一个团的兵力冲进城来，我们自有办法。”遗憾的是，外围的援军贪生怕死、消极避战，别说一个团，就连一兵一卒亦未能增援衡阳。方先觉在极度绝望之中准备自杀，被身边的两位师长谏阻。为了避免日军进城后滥杀无辜，更为了几千名受伤的弟兄能得到救治，方先觉选择了与日军谈判，有条件的接受投降。方先觉和手下的伤兵放下武器，日军才得以占领衡阳城。

    数日后，方先觉乘着夜晚潜出战俘营，辗转半月有余，只身回到重庆。方先觉抢进林园官邸，跪倒在蒋介石面前，哭诉了衡阳血战的经过，并对城外援军见死不救之事恨得咬牙切齿。谁料，蒋介石听后却说道：“好，好。你回来了就好。我天天在向上帝祈祷，保佑你平安归来。”荒唐！谁能说清蒋介石的头脑里在想什么？

    衡阳保卫战历时四十七天，打得艰苦卓绝、气壮山河；国军损伤一万七千余人，毙伤日军六万余人。终因蒋介石指挥不当，各军互不配合而失败。悲哀！胜仗变成了败仗，英雄变成了降将！根源何在？耐人寻味。

    日军占领衡阳后，休整了一月。9月8日，横山勇指挥十万日军，由衡阳沿湘桂铁路南下，兵锋直指桂林。蒋介石只顾在桂林部署会战，很少派兵正面迎敌；中国军队士气不振，一触即溃。日军一路几乎未遇到阻挡便逼近桂林。同时，另一路日军从雷州半岛渡过浔江，迅速占据了平南，从东、南、北三面形成了对桂林的包围。此时，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指挥的三十万大军消极避战，全线溃逃。驻守在桂林城外的第七十九军、九十三军竟以“为避免态势不利”而仓皇撤走。桂林城中仅剩下两个师的兵力，且大部分是新兵，军心涣散，纪律松弛。日军从四郊攻击时，守军虽经三昼夜之英勇抵抗，但兵力过于单薄，伤亡极为惨重。11月10日，桂林失守。次日，日军乘势进攻柳州，张发奎以“应避免无谓牺牲”为借口，电话指示柳州守军弃城撤退，日军一举攻占柳州。随后，日军继续进攻南宁，南宁守军闻风远遁，仓皇逃跑。24日，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大摇大摆地开进南宁。旬日后，由南宁南下的日军和由越南北上的日军在绥禄会师。至此，日军打通了大陆交通线，豫湘桂战役结束。

    豫湘桂战役历时八个多月，国民党军队损失兵力六十多万，放弃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的大部分和贵州、福建省的一部分国土，总面积约二十万平方公里，丢掉了大小城市一百四十六座，七个空军基地和三十六个飞机场被敌人占领。这次大溃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六千余万同胞沦陷在日军的奴役之下，生命和财产遭到巨大的损失。豫湘桂战役失败，根子全在蒋介石身上，他眼看太平洋战争即将结束，日本必败无疑，又顽固地坚持其“日军乃疥癣之疾，**乃心腹之患”的观念，有意保存实力，采取了消极避战的方针。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国民党军队的全线溃败，激起了国统区人民的强烈不满，形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严重局面。国民党当局采取军队镇压、特务暗杀、警察抓捕等手段，竭力维护其风雨飘摇的残暴统治。

    惊涛骇浪船飘摇，按下葫芦起了瓢。各爱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节节败退极为不满，纷纷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弦更张，以挽救时局。民盟公开发表宣言，猛烈抨击国民党排斥异己、拒绝民主改革的专横态度。国民党内部的李济深、柳亚子和文化界进步人士，在广西成立了“抗战动员宣传工作委员会”，呼吁铲除抗战中的失败主义，要求立即动员民众，实行民主，坚持抗战。沈钧儒、郭沫若、茅盾、史良、陶行知等知名人士，在重庆通电响应。民主人士张澜等在成都倡议组织了“民主宪政促进会”，提出要求切实施行约法，尊重人民自由权利；刷新政治，革除弊端；实施全民动员，组织人民武装等主张。

    9月10日，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开幕，参政员们对豫湘桂战败责任、通货膨胀、贪污舞弊、特务横行、压制舆论等问题，纷纷提出质问。军政部长何应钦、财政部长孔祥熙、教育部长陈立夫成为众矢之的。参政员们强烈要求枪毙败军之将汤恩伯。直闹得当局的主要官员如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9月15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向大会提出议案，要求结束国民党****，召开各党派参加的国是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新天下之耳目。随后，周恩来又发表《如何解决》的讲话，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和实施步骤。

    中共的主张，立即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广泛响应。在联合政府的总目标下，各党派自觉地团结起来，把分散的爱国民主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9月24日，重庆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和各党派代表冯玉祥、沈钧儒、黄炎培、邵力子等五百余人集会，愤怒痛斥国民党的反动误国政策，要求改组政府，成立联合政府。随后，民盟发表了《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提出“立即结束****，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

    蒋介石为了平息众怒，抵制联合政府的主张，一方面查办了几个败军将领，给汤恩伯以“撤职留任”的所谓处分。十一月，又免去何应钦、孔祥熙、陈立夫的职务。十二月，蒋介石本人也辞去行政院长职务，由宋子文代理。另一方面，在和中共代表周恩来的谈判中，蒋介石拒绝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继续坚持要“整编”八路军和新四军，取消敌后抗日民主政府，致使谈判毫无结果。1945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声称要“还政于民”，企图用空洞的许诺来抵制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当其骗局被中共揭穿后，蒋介石立即撕下假面具，声称组织联合政府，“其结果必使抗战崩溃、革命失败，将使国家引起可怖的变乱”，从而暴露了其与人民为敌，顽固坚持****的独裁统治立场。这才是：玩弄骗术背民心，一意孤行搞独裁。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