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二回南京城见证投降葫芦岛遣返日侨（上）

    话说国民党政府执行消极抗日、积极**政策，军事上指挥错乱，导致了豫湘桂战役全线溃败；经济上横征暴敛，滥发纸币，蓄意制造恶性通货膨胀，使人民生活痛苦不堪；政治上坚持**独裁，拒绝中共的联合政府主张，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

    与此相反，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经受了日伪军的多次“大扫荡”，抗击了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封锁和屡屡摩擦，军事上不断发展壮大，愈战愈强。当日军主力进行豫湘桂大战时，其后方兵力极为空虚，八路军、新四军乘机发起一系列的局部反攻，从日伪军的手中夺取了大片的国土，使敌后解放区不断扩大。国民党军队在大规模的溃退，八路军、新四军在大踏步的前进，二者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在经济上，各解放区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丰衣足食，欣欣向荣。在政治上，实行“三三制”政策，建立了各抗日阶级的民主联合政府，为全国树立了民主政治的模范。中国共产党被各界爱国民主人士誉为“民族救星”，成为领导抗日战争的决定性力量。

    国共两党力量的此消彼长，引起了美国政府的严重不安。恰在此时，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原来，史迪威是美国总统罗斯福任命的“中国战区参谋长”，来华上任时，美国当局授予他种种特权，借以控制蒋介石集团。史迪威来华后极力争夺最高军事指挥权，触动了蒋介石最敏感的神经。军队是蒋介石的命根子，是他掌控中国政权的支柱，岂能容忍史迪威插手。随着豫湘桂战役的节节失利，史迪威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腐败无能，忍不住满腔怒气顿时发作，向美国政府呈递了一份报告，称：“在名义上归蒋控制的中国领土上，局势恶化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纸币贬值，通货膨胀达到了难以抑制的程度；贪污的官吏和军官大发战争横财；蒋的军队都是强拉入伍的民夫；蒋的暴虐程度到了越来越严重的地步，他敢把任何持有异议的人送进监狱。蒋是一个无德无能的势利小人，没有治理国家的智慧。”史迪威公开称赞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直截了当地建议白宫考虑同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进行合作。

    美国总统罗斯福看了史迪威的报告，紧急召见正在美国请求贷款的孔祥熙。罗斯福问道：“我想弄明白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在哪里？他们为什么不和日军打仗？蒋介石高度无能，为什么还要拒绝史迪威将军的指挥？看来，日本军队想把中国军队赶到哪里，就能赶到哪里。”时值美国驻华大使高斯亦在座，接口道：“七个空军基地，三十六个飞机场陷入敌手。我看毫无办法，只有蒋介石下台，或者发生一场成功的革命，中国目前的趋势才能改变。”孔祥熙听了，满脸涨得通红，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孔祥熙辞出，立即将情况电告蒋介石。蒋介石气得暴跳如雷，咬牙切齿地发誓，决心要求美国政府解除史迪威的职务。蒋介石请夫人宋美龄出面斡旋，与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反复沟通，获得了赫尔利的支持。蒋介石随即召见赫尔利，明确表示：“我已下决心，请罗斯福总统调回史迪威，另派一位能合作的高级军官来接替参谋长职务。”赫尔利对史迪威的嚣张跋扈早就心怀不满，遂借机发难，致电罗斯福道：“蒋介石是一个统帅几百万军队、抗战七年多的国家元首，对他不能施加压力。如支持史迪威，势必失去蒋介石，中国的抗战力量亦将随之消失。”“蒋介石需要美国援助，也能诚心与美国合作。美国任何将领来华，蒋都能与之合作，唯独史迪威不行。希望总统立即调回史迪威，另派一名高级将领来华充任参谋长。”

    蒋、史之间的矛盾使罗斯福左右为难。斯时，罗斯福正在谋求连任第四届美国总统，其最大的政治资本是以战时和国际、外交上公认的成绩参加竞选。如果四大国之一的中国与美国决裂，对罗斯福谋求的总统连任将极为不利。于是，罗斯福几经徘徊、反复权衡利弊之后，终于下决心调回史迪威。罗斯福发出命令，同时免去了史迪威和驻华大使高斯的职务，任命魏德迈为中国战区参谋长，赫尔利为新任驻华大使。如此调整，表明了美国对华政策更加趋向于扶蒋**。

    赫尔利上任伊始，接到了美国政府的明确指示：“一、防止国民政府垮台；二、支持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的主席和军队统帅；三、使蒋介石与美国司令官之间的关系和谐；四、增进中国境内战争物资的生产并防止经济崩溃；五、为击败日本计，统一中国境内的一切军事力量。”简言之，一是支持蒋介石，避免其垮台，二是设法控制中国的军队。

    赫尔利与蒋介石私交甚笃，经过一番密谋后，便以“调处”国共关系的面目出现，采取“政治欺骗”的手段，与中共举行会谈。11月7日，赫尔利飞抵延安，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举行了数次会谈，签订了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联合统帅部、各党派平等独立等五点协议。然而，赫尔利的真实目的是用联合政府做诱饵，引诱共产党交出军队。他回到重庆后，蒋介石反对五点协议，提出了共产党必须交出军队，只能派几个人到国民党政府去“做官”等三点“反建议”。赫尔利便出尔反尔，又大力支持蒋介石的“反建议”。对此，理所当然的遭到了中共的坚决反对和无情揭露。毛泽东致电重庆办事处的王若飞，明确指示道：“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并要求王若飞与国民党当局和赫尔利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赫尔利的“政治欺骗”破产后，便立即撕去一切伪装，于1945年2月19日飞回美国，竭力鼓动美国政府全力支持蒋介石的统治。恰在此时，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召开会议，秘密签订了《雅尔塔协定》。该协定规定：在军事上，美国以牺牲中国领土主权——把蒙古变成苏联的保护国，旅顺港租借给苏联，大连港国际化等条件，换取苏联保证在打败德国后，立即参加对日作战。在政治上，苏联保证把中国东北行政主权交给国民党政府，苏联只承认和支持国民党政府，不支持中国共产党。该协定是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用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办法，在苏美之间达成的秘密政治交易；暴露了苏美两个大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丑恶嘴脸。

    当赫尔利得知《雅尔塔协定》的内容后，立即在华盛顿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开宣称：“美国政府只与蒋介石合作，不与共产党合作。”“美国将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4月12日，罗斯福逝世，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继续执行扶蒋**的政策。在经济方面，给国民党政府提供了二亿三千万美元的援助；在军事方面，帮助蒋介石武装了二十个机械化师。美国驻华军队总司令魏德迈训令在华美国军官，积极帮助国民党训练军队，伺机从人民手中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

    与此同时，欧洲战场上，苏联红军开始全面反攻，逐步完成了对柏林的包围。在太平洋战场，日军全面惨败，美军继续反攻，兵锋直逼日本本土。德、日法西斯的灭亡已经指日可待。

    在抗战胜利的前夜，中国人民面临着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抉择。为了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争取光明的前途，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4月23日起，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主要活动是，毛泽东作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题为《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

    大会经过充分的民主讨论，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制订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全党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大会经过充分酝酿讨论，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选举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委员会。

    6月11日，在大会闭幕式上，毛泽东以饱满的热情致闭幕词，他高度评价了七大的历史作用，号召全党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和全国人民一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随后的七届一中全会上，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和政治局、书记处主席，任弼时为中央秘书长。会议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坚强领导核心，并为中国人民指出了一条和平、民主、光明的道路。

    几乎是在同时，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致开幕词，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作党务报告，政府文官长吴鼎昌作政治报告，代理参谋总长程潜作军事报告，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作续军事报告，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作部队整编和湘西会战经过的报告。大会通过了一系列的纲领和决议，发表了宣言，推举蒋介石连任总裁，同时选举出了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

    国民党六大的中心议题之一是，维护国民党**专制的独裁统治，拒绝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大会通过的《国民大会召集日期案》，宣布将于半年后召开国民大会，以期通过宪法，实施宪政。事实上，国民党所要召开的国民大会的代表，全是由国民党一手指定，或由国民党包办“选举”出来的；其所要通过的宪法也是继续维护其**专制的独裁宪法。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宪政，其目的在于使国民党披上合法的外衣，借以抵制各界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继续坚持其独裁统治。

    国民党六大的另一个议题是，动员国民党的力量，准备发动内战，抢夺人民抗战胜利的果实。摄于国内外强大的舆论压力，大会虽然没有公开宣布发动内战，但却通过了两个反动文件：在对外发表的《对中共问题之决议》中，指责“中共一贯坚持其武装割据，借以破坏抗战，致使本党委曲求全，政治解决之苦心，迄无成效”；虽然声称“在不妨碍抗战、无害国家之范围内”，实行“政治解决”。而在实际上，国民党可以随时宣布共产党“妨碍抗战，有害国家”，发动内战，“武力解决”。在对内公布的《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中，恶毒攻击“中共最近变本加厉，提出联合政府口号，并阴谋制造其所谓‘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提出要“肃军肃政，加强力量”，准备挑起**内战。蒋介石在5月15日的讲话中露骨地宣称：“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共产党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会议闭幕后两天，蒋介石便派出十个师的兵力，以上官云相为总指挥，向苏浙地区进攻，企图消灭新四军；又命令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发动攻势。

    与共产党的七大完全相反，国民党的六大制订了一条坚持独裁，发动内战，把中国引向黑暗的路线。这个路线不仅违反了世界潮流，而且违背了全国人民的意愿。多行不义必自毙，国民党逆历史潮流而动，走上了自取灭亡的道路。后人有诗议之曰：

    国共两党斗法，谁能夺得天下？人民自有选择，历史公正回答。时代潮流汹涌，民主大浪淘沙。光明战胜黑暗，迎接崭新国家。

    国共两党关系紧张，内战危机一触即发，引起了中间势力的严重不安。国民参政员中的爱国人士黄炎培等人积极斡旋，渴望国共两党继续商谈。7月1日，黄炎培、褚辅成、冷羽、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从重庆飞抵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吴玉章等多次倾心交流。君子之交，坦诚相见，数日恳谈，达成共识：一、立即停止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二、尽快召开有各党派参加的政治会议。

    是日，毛泽东邀黄炎培而问之：“先生此行，有何感想？”黄炎培无限感慨地道：“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诚为历史之周期律。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未能跳出这一周期律。大凡创业之初，齐心协力，聚精会神，历尽千难万险，终于事业有成。既而环境好转，精神放松，惰性随之发作，风气变坏，大局逐渐糜烂，致使回天乏力，无法补救。一部中国历史，政怠宦成者有之，人亡政息者有之，求荣取辱者亦有之，均未能跳出这一周期律。中共诸君聪慧明哲，能否找出一条新路子，跳出这一周期律？”毛泽东沉思良久，满怀信心地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一周期律。我们的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道：“主席所言甚是。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私欲才不会发生。只有让人民广泛参政，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历史周期律，诚为有效之法宝。”

    7月5日，六位参政员飞返重庆。黄炎培撰写了《延安归来》一文，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他写道：“延安五日，受益匪浅。中共集合了一大批民族精英，所看者远，所谋者宏。其群策群力、励精图治之精神，代表着民族之无限希望和国家之光明前途。我辈当与中共结为挚友，共同致力于民族解放之伟大事业。”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民主人士访延安，受教良多思想变。顺应历史大趋势，愿与中共肩并肩。

    再说国际局势急转直下，其变化之速、动荡之猛，大大出乎国人的预料之外。7月26日，美、英、苏三国以宣言的形式公布了《波茨坦公告》，勒令日本无条件投降。28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6日和9日，美国空军把两颗原子弹投掷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造成了这两座城市二十三万居民死亡。8月8日，苏联政府提前对日宣战，二百万苏联红军向驻扎在中国东北和内蒙古的日本关东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经过二十多天的战斗，歼灭关东军主力六十七万余人。这一连串紧接而来的重大事件，大大加速了中国抗战胜利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