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室。下午。

    窗外，天色灰暗。

    寒风，吹得窗子玻璃“吱吱”响个不停。

    田戈坐在桌子后边的折叠椅上，看着纸上的诗小声念道：

    为什么星星缀在天上

    为什么太阳让月亮沾光

    为什么好人不长寿

    为什么坏人总猖狂

    天告诉我

    地告诉我

    想不通的事不要很想

    为什么屈原要投江

    为什么范蠡去经商

    为什么奸臣能得势

    为什么忠臣易遭殃

    山告诉我

    水告诉我

    想不通的事不要很想

    田戈低着头，眉头皱成了疙瘩，喃喃自语地连着说了三遍“想不通的事不要很想”，但沉积在心中的疑团又在脑海中浮现出来，他眯着眼睛思忖道：

    “追悼会不让开，灵堂不让设，黑纱不让戴，报纸上很难见到怀念总理的文章。前几天竟然传达下来这样的精神：要警惕有人利用悼念周总理。干扰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警惕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这明明是变着法子不让人们悼念周总理！不让人们悼念周总理，居心何在？《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但攀登什么？‘蓬间雀’指的又是谁？选部分中学生直接上大学，是周总理在毛主席面前提的，怎么也批了？陆定一当年拿家里的钱资助革命，怎么能说成是阶级异己分子呢？照此逻辑，恩格斯也是阶级异己分子！”他皱了一下眉头，接着想：

    “周总理的追悼会，毛主席怎么没参加呢？邓小平致悼词，肯定是经过毛主席同意的，他那严肃的面容，深挚的感情，打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可那四个人怎么是那副让人恶心的样子呢？尤其是那个自誉为‘文化革命旗手’的江青，穿一身黑衣服，戴顶黑头巾，阴阳怪气地像个巫婆。难怪有人偷偷地骂她！下一步谁当总理？张春桥的脸老是阴着，一副阴险相，千万不能让他当总理。邓小平当总理倒是合适，人们都对他有好感。可现在反击右倾翻案的风越刮越大，越刮越紧，报纸、电台连篇累牍地变相点说他是‘至今不肯悔改的走资派’、‘走资派还在走’。由此看来，他当总理的可能性不大。”

    田戈叹了一声，无意中看见了桌子上的闹钟，突然想起找胡老兵要周总理照片的事，连忙收起桌上的东西，急匆匆地离开了屋子。

    田戈在胡顺志的住室门前停住脚步，推开门，走到屋里的暗室门前，轻轻地喊道：“胡老兵。”

    胡顺志打开暗室门，随手关着门说：“你怎么现在才来？”

    “你不是说让我下午来吗？”

    “我是说让你下午来，可并没有叫你这个时候来呀。你看看现在几点了？”

    田戈看了看桌子上的钟，抱歉地说：“我担心来早了，你还没有洗好照片。”

    “你就知道想没有洗好照片，为什么不想想要照片的人多呢！”

    “照片，又被要完了？”

    “你说呢？”

    “你没给我留一张？”

    胡顺志拉开抽屉，拿出一本书，边翻边说：“我要是不把这一张夹在书里锁进抽屉，恐怕早被人翻走了。”

    田戈接过照片，高兴地说：“胡老兵，太谢谢你啦！”

    胡顺志把书放进抽屉里，随手拿了一张稿纸递给田戈：“先别说感谢的话，快把照片包好装起来。”

    田戈刚把照片装进口袋里，报导组的路文昌在门外大声喊道：“古月！”

    “足各，你咋呼什么？”

    田戈咧嘴笑了笑，心想：“他俩又把对方的姓拆开叫着玩，接下来肯定还得打嘴巴仗，我多呆一会儿，看看热闹。”

    路文昌笑嘻嘻地说：“古月，我想再要一张总理的照片。”

    胡顺志：“我已经给了你一张，你怎么还要？”

    路文昌挠了挠头，“你刚才给的那张照片，被我们连的指导员要去了。”

    “对不起，我现在真的没有了。”胡顺志给田戈使着眼色说：“田戈来要，都没有要到。”

    路文昌：“求求你，先把你的那张送给我。你以后洗照片时，再洗一张不就得了。”

    胡顺志：“你说得倒轻巧！”

    “我给你作个揖，行不行？”路文昌说着，立即给胡顺志作了个揖。

    “不行，不行。”胡顺志板着脸说：“别说作揖，你今天就是磕头，也不行。”

    路文昌：“那你说怎么办？”

    “怎么办？”胡顺志想了想，“我说个条件，你能答应吗？”

    路文昌挠了挠头，“你说吧，我答应。”

    胡顺志：“咱们一言为定，田戈作证。”

    路文昌学着胡顺志的腔调说：“咱们一言为定，田戈作证。”

    “第一，你得先把上午许我的事情办了。第二，我们比赛讲有关周总理智慧的故事。你要是赢了，我给你照片。你要是输了，老老实实地走人。”

    路文昌：“我同意你的条件，但有个要求。”

    胡顺志：“你说吧。”

    路文昌：“咱们到你暗室里去。”

    “可以。”胡顺志掏出钥匙，打开暗室的门。

    暗室，仅有半间屋大。与门平行的墙边，放着两个木箱。门对面的墙壁下，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放大机、上光机和显影盘。窗子上挂的是外面黑、里面红的双层布帘。窗子右下方有一个小水池，水笼头还在“啪嗒，啪嗒”地滴着水。

    胡顺志拉开灯，合上窗帘，把椅子调了个方向。“足各，咱们开始办第一件事吧。”

    路文昌从口袋里掏出两张纸，双手递给胡顺志。“你看吧，总理的遗言。”

    田戈连忙凑上去，央求着说：“胡老兵，与其你一个人看倒不如读一读，让我也听听。”

    “好吧。”胡顺志清了清嗓子，小声读道：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后，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广泛扩散，虽然感觉尚好，但是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毛主席对我的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感动。主席年龄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党和国家掌舵，是全国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我的莫大欣慰。这些日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谈话的情景总是历历在目，令我百感交集。特别是想起我现在不能为毛主席分担一些工作，心里非常难过。为了祖国的前途和人民的幸福，主席一定要保重。

    “朱德同志和剑英同志年事已高，具体分工虽然可以摆脱，但必须注意当好主席的参谋。你们跟主席这么多年了，地位是举足轻重的！要多锻炼身体，以高昂的战斗精神，保持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的工作，总的来说是很好的，特别是在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方面，抓的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向主席请示，多承担责任，多关心同志。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可能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胡顺志停顿了一下，接着念道：

    “长期以来的病假，使我有时间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程。一想起这段艰难而又曲折的路程，我尤为怀念那些在我们前面倒下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1926年恽代英同志和我分别时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的同志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是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我总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在此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们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些工作而感到内疚。但是，展望我国人民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的宏伟前程，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死，对于共产党人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早已把生命交给了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是永存的。惟一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再也不能为人民服务了。同志们一定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胡顺志掏出手绢擦了擦眼泪，声音呜咽了：

    “关于我的后事，我向中央请求：一、将我的病情发展告诉全国，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二、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议应力求简单，请小平同志致悼词；三、骨灰不要保存，撒在祖国的大地上。永别了，同志们！共产主义万岁！”

    此时，路文昌热泪盈眶，田戈的脸上也挂着泪水。

    透过模糊的眼睛，田戈好像看到周总理躺在病床上的憔悴面容、安详的神情，和那双坚毅、敏锐、炯炯有神的眼睛。

    路文昌神情庄重地叫了声“顺志”，接着说：“咱们还往下进行吗？”

    胡顺志：“往下进行。文昌，我想把这份‘遗言’抄一份，可不可以？”

    “可以。”路文昌爽快地说。

    田戈看见遇到一起就斗嘴的两个老兵，竟破天荒的喊起了对方的名字，心里一激动，赶紧抢过话说：“你俩继续往下进行，我来复写总理的遗言，让我也得一份。”

    胡顺志从抽屉里拿出稿纸、复写纸和圆珠笔，递给田戈。

    “文昌，你先说吧？”

    路文昌干咳了一声，“周总理的超群智慧和惊人的应变能力，举世闻名。可是，有一位外国的官员却不太相信，在访问我国时想亲自试一试。有一天，这位官员对周总理说，您说你们国家已经甩掉了贫困的穷帽子，但是你们国家现在到底有多少钱？周总理当然明白国家的财政底数，是绝对保密的，于是笑了笑，说总共有１８元８角８分。周总理见这位官员又是耸肩又是摇头，不慌不忙地接着说，我们现在发行的人民币有１０元，５元，２元，１元，５角，２角，１角，５分，２分，１分，加在一起正好是１８元８角８分，你看我说得对不对。外国官员暗暗称奇，敬佩地点着头说，总理说得对。”

    胡顺志挺了挺身子，“苏联的一位官员从越南访问返回时，飞机在北京机场停留了一段时间。当时出于礼节，周总理到机场去看望他，并作了短时间的交谈。那位官员本来就很傲慢，加上又总是以超级大国的官员自居，根本没把周总理放在眼里。”

    “胡老兵，”田戈愤愤不平地说：“那个官员是啥级别？”

    胡顺志说了句“好像跟我们国家的副总理一样大”，接着说：“当周总理与他谈到一个有分歧的问题时，周总理宽宏大量地说，只要双方都采取积极合作的态度，求大同、存小异，并不是不可能。那位官员盛气凌人地说，他和周总理不可能形成共识。因为他们的出身不同。他出生于无产阶级家庭，周总理是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周总理把胳膊一抱，微笑着说，你看的仅仅是不同点，却没有发现我俩的相同点，相同点是我们两个人都背叛了自己所出身的阶级。当时那位官员尴尬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说的仍是周总理智斗那位官员的事。”路文昌兴致勃勃地说：“那位官员跟周总理较量了一个回合，想寻个机会报复。有一天，他问周总理，中国人为什么把公路叫做马路。周总理说，我们国家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所以叫马路。那位官员眼珠子一转，接着对周总理说，在他们国家人们走路都是昂着头，而中国人走路都是低着头，这又是为什么？周总理说，这个问题太简单不过了，根本不值得你问，因为你们走的是下坡路，我们走的是上坡路。走上坡路的人费劲，必须低着头用力，走下坡路的人不费力，自然是昂头挺胸。”

    “我说的也是周总理智斗那位官员的事，”胡顺志说：“这位官员一见第二回合仍然没有把周总理难住，于是一边装着无事的样子，一边绞尽脑汁地盘算着找一个难住周总理的问题。过了一会儿，他笑眯眯地说，总理阁下，我听说，贵国的大事、小事没有你不管的，没有你不知道的。您能告诉我，你们国家总共有多少个厕所吗？总理伸出两个指头说两个。那位官员瞪着眼睛问，你们全国只有两个厕所？周总理微笑着说，不错，就是两个，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那位官员明知此番较量没有讨到便宜，却又不甘罢休，用手敲了一会儿沙发扶手，突然问道：请问总理阁下，贵国有没有妓院？周总理把两手往胸前一抱，说了声‘有’。他如获至宝的逼着问：妓院在哪里？周总理咬着牙说：在台湾。”

    田戈听到那家伙问周总理“贵国有没有妓院”这句话时，心里猛一紧张，禁不住颤栗了一下。听到胡顺志讲出周总理的答话，顿时眉开眼笑，忍不住接过话：“这家伙问的话。也够恶毒得啦！”

    路文昌：“一般人是回答不出这个问题的。那家伙问话的用心确实很恶毒。如果换成一般的人，就会不假思索地说‘没有’，因为除台湾之外，我们大陆确实没有妓院。可是如果这样回答，那就等于承认台湾不是中国的了。”

    胡顺志：“你刚才讲的是两件事，我这次讲的也是两件事，咱们仍然是二比二平，下面又该你讲了。”

    “王洪文跃升为党中央副主席后，烧得跟公鸡头似的。连朱老总，他都敢当面喊名字。有一次，他碰到朱老总，又直呼其名，朱老总没有理睬他，举起拐棍，指了指天又指了指地，转身就走了。王洪文不知道是啥意思，去问邓小平。邓小平说，这是说你不知天高地厚。”

    田戈看了路文昌一眼，心想：“刚开始说之前，他俩定的条件是，讲有关周总理的事，他这样讲不是犯规了吗？”他本想提醒路文昌一下，但一见胡顺志递过来的眼色，只好忍住了要说的话。

    “王洪文虽然在心里恨朱老总，但表面上又不得不有所收敛。有一次，王洪文假装请教似的去征求朱老总对他能不能接班的看法。朱老总说，可以，只要你把这个鸡蛋给立起来，就可以接班。王洪文回去后，苦想冥思了三天，又同小兄弟们横竖摆弄了五天，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去问邓小平。邓小平说，这还不容易嘛！说着就拿起鸡蛋往桌子上磕。王洪文顿时惊叫着说，啊哎，你怎么把它磕破了？邓小平哈哈一笑，说不破不立，你看它是不是立住了！从此以后，王洪文是既恨朱老总又恨邓小平。”

    路文昌的最后一个字刚落音，胡顺志‘哈哈’笑了两声。“你已经输了！”

    “我输了？”路文昌不服气地说：“我又不是没讲出来，怎么能算输呢？”

    “当然算输喽！”胡顺志毫不客气地说：“我们开始前定的有条件。”

    “开始定条件了？”路文昌挠了挠头，笑嘻嘻地说：“定的是什么条件？”

    胡顺志：“田戈是我们的证人，叫他说。”

    田戈扭过脸，看了看他俩。“开始前定的条件是，你俩比赛讲有关周总理智慧方面的事。”

    “田戈，”路文昌看着田戈说：“你说我输了没有。”

    “按照开始前定的条件，你输了。”田戈笑着说。

    路文昌：“我没有输！”

    “如果你说你没有输，那得把你的理由说出来”田戈说。

    “我当然有理由。”路老兵看着胡顺志说：“你定的条件是，比赛讲有关周总理智慧方面的事，对不对？”

    胡顺志：“对。”

    路文昌：“朱老总和周恩来在南昌起义时，就是老搭档。他俩有没有关系？”

    胡顺志：“这还用问嘛，有啊！”

    路文昌：“周总理和邓小平是法国留学时的同学，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是周总理向毛主席建议的，你说他俩有没有关系？”

    胡顺志：“有关系。”

    “这就行了。”路文昌得意地说：“你已经承认了我讲的事，与周总理有关了。”

    胡顺志：“我没有承认，我承认的只是他们两个人有关系。”

    路文昌：“既然人有关系，那么事情也有关系，有关系跟有关是一个意思。”

    胡顺志把右腿放到左腿上，上身往椅子的靠背上一仰：“你今天就是说得天花乱坠，我也不把周总理的照片给你。”

    田戈：“胡老兵，路老兵，我有个想法，你俩看行不行？”

    “你说吧。”胡顺志和路文昌异口同声地说。

    “我觉得你俩这样僵持着，既没有必要也没啥意思，与其这样，倒不如双方都让点步。我的想法是，路老兵可以不算输，刚才讲的也不算数，再讲一个。”

    “想法倒是不错。不过，你既然是公证人，而且又一直在听我们讲，却没有一点表示，恐怕说不过去吧。”路文昌轻轻地拍着腿说。

    “对。”胡顺志说：“我们‘鹬蚌相争’，让他‘渔翁’得利，那不真成了十七的骗十八的了。”

    “我并不是不愿意讲，只是我知道的被你们讲了，不知道的也被你们讲了。你们现在让我讲，是赶鸭子上架。”田戈想了一会儿，接着说：“干脆这样吧，我给你们背一首我写的悼念周总理的诗。”

    田戈看见胡老兵和路老兵不约而同点着头，清了清嗓子。

    噩耗传天下，

    悲风荡九州；

    且看人民泪洗面，

    顷刻成河流；

    操劳足迹历历，

    笑貌音容依旧；

    谁信一别休？

    抹泪问苍天，

    为何不相留？

    不朽功，

    不灭绩，

    垂千秋！

    几十年如一日，

    甘为孺子牛。

    身躯敬献祖国，

    功勋深刻神州。

    人去丰碑在，

    英名震全球！

    田戈背诵的诗，像浪潮一样冲撞着胡顺志和路文昌的心田。他们静静地听着，默默地想着。

    胡顺志看着田戈说：“没有了？怎么这么短！”

    “对呀，怎么这么短？”路文昌感叹着说。

    “按说，我应该多写一些，不过我当时只写了这么多。”田戈不好意思地舔了舔嘴唇，有意岔开话题说：“路老兵，又该你的啦。”

    路文昌想了一会儿，说：“关于‘红都女皇’的事，你们听说过没有？”

    “没有。”胡顺志说。

    田戈摇了摇头，没有说话。

    路文昌讲完“红都女皇”的来龙去脉，胡顺志猛地拍了一下腿，“周总理对她这么宽容，她却以怨报德，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路文昌咬了咬牙，“她不仅是一条不知好歹的狗，而且还是一条忘恩负义的毒蛇，周总理的右胳膊就是她给弄坏的。”

    “总理的胳膊，不是在战争中负的伤？”田戈惊奇地问。

    “完全是江青造成的。”路文昌吐了口唾沫，“据上层人士透露，事情发生在延安时期。有一天，总理和江青骑马到‘抗大’去。一时心血来潮的江青，突然提出要和总理赛马，并且不等总理表态，就往自己的马屁股上抽了一鞭子，总理骑的马受了惊，总理摔伤了胳膊。后来，要不是周总理为她圆场、开脱，毛主席和党中央绝对不会轻饶她。”

    “由此看来，周总理不愧是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的伟人！”田戈稍微停顿了一下，看了胡顺志、路文昌一眼。“我听人说，江青在同毛主席结婚的时候，周总理、朱老总曾向毛主席提出不让江青参政的建议，江青是不是因为这个问题而恨周总理的。”

    “有这个原因。不过，用良心、道德作尺度来衡量江青这样的人，本来就不太合适。俗话说：蜈蚣、毒蛇、蝎子精，最狠不过女人心。这种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往往是不择手段、不惜一切。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她就想砍倒周总理这棵大树。林彪事件之后，她利用批林批孔骂孔丘、批大儒、骂宰相，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现在，他们名义上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实际上还是把矛头对着周总理。因为他们知道，周总理是阻碍他们达到个人野心的最大障碍。如今，总理虽然逝世了，但他的树荫还在，他的精神、品格和影响还在。”

    胡顺志猛地跺了一下脚，“凭她那能耐，能把周总理的丰碑抹掉？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田戈犹豫了一下，“毛主席曾经说过，反周民必乱。难道他们那些人不知道吗？”

    “麻雀看到地上的米，不一定不知道自己会被上面的箩筐罩住，可它仍然要去吃米。飞蛾看到火，也不一定不知道扑过去会被烧死，可它依旧往火上面扑。他们这些人也是这样！”路文昌把放在腿上的手突然变成了拳头，“我敢断定，反对周总理的人，绝不会有好下场！跟人民过不去的人，人民也自然跟他过不去！”

    “你一心二用，写写、说说，总理的遗言复写完没有？”胡顺志看着田戈说。

    田戈：“还有最后一句。”

    田戈把原稿和复写的第二份，递给胡顺志时，看见他手里拿着一张周总理的照片对路文昌说：“照片可以给，但是你得先承认输了。”

    路文昌笑呵呵地说：“只要你给我照片，叫我说什么都可以。”

    田戈故意装着生气的样子说：“胡老兵，你偏心眼，变着法子给他。”

    “这是我自己留的一张，下次再洗时一定给你。”胡顺志装得也跟真的一样。

    路文昌把照片装进口袋里，“古月，咱们吃了晚饭，接着比赛，你敢不敢。”

    胡顺志“足各，只要你敢，我就敢。”

    路文昌：“还在这儿！”

    胡顺志：“可以。”

    “你俩晚饭后继续比赛，我继续当裁判。谁变卦，谁是这个。”田戈存心让他们比赛，话还未说完就伸出了小拇指头。

    “咱们拉钩！”路文昌说完话，先和胡顺志拉了钩。

    田戈也分别与他俩拉了钩。

    广播室。下午。

    田戈看着面前翻开的日记本在心里说：“当先进之前，我有近半年时间没有写日记。后来，我费了好多功夫，才把缺少的日记全部补齐。可是，这一阵子，我虽然不想中断，但又很为难，心里的真实想法不能写，只好把报纸上的文章抄上一、两段，加点违心的感想；或者抄一段毛主席的语录、诗词，写上一段学习心得。”他抬头看着窗外说：“今天，我得换个内容，把《长征组歌》中的‘过雪山草地’这段歌词，默写一遍！”

    过了一会儿，田戈拧好笔帽，放下钢笔，眯着眼睛小声唱道：

    雪皑皑

    夜茫茫

    高原寒

    炊断粮

    红军都是钢铁汉

    千锤百炼不怕难

    ……

    田戈听见有人上楼的脚步声，连忙合上笔记本放进抽屉，就势拿出《扩音机的原理与维修》一书，放在桌子上。

    魏志强小声喊了句“田戈”，在门上轻轻地敲了三下。

    田戈一听是魏志强的声音，一边说着“来了”，一边走过去开门。

    “你一个人关着门，在屋里干啥？”

    “看书。”

    “你要的给薛大叔治疗精神病的方子，我给你弄到了。”

    田戈接过魏志强递的纸，看了一遍。“你们连的卫生员还说了些啥？”

    “他说，中医讲究的是望、闻、问、切，最好让他亲自看一下，再决定用不用这个方子。偏方虽然能治大病，但不一定对每个人都有效，必须对症下药。不瞒你说，这一段我正在跟他学中医。”

    “你怎么突然对医学产生了兴趣？”

    “不是突然产生了兴趣。我原来就有这种打算。当初如果当不上兵，下放到农村插队落户，我就学医当赤脚医生。这一段，我觉得我平常学的操炮技术和现在学的写新闻报道，以后复员回家根本派不上用场，不如学医实惠。不管啥时代都有人生病，有人生病就得找人看。钱多的，多要他一点；钱少的，少要一点；没钱的，算是行善积德。”

    “你这样想，也有一定道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你坚持不懈地刻苦钻研，一定能够成功。”

    “我也是这样想的。”魏志强坐在床边上，看着田戈说：“我在这里呆一会儿，说说话，不要紧吧？”

    “今天不要紧，组长和小王到营下放电影去了，就我一个人在家。”

    魏志强压低了说话的声音：“我最近听人讲了一个非常惊人的消息。”

    “什么消息？”

    “你知道江青姓啥吗？”

    “姓啥？江青，自然是姓江。”

    “不对。她姓李，叫李云鹤。唐代有一首‘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诗，她取后一句诗的首尾两个字，叫江青。”

    田戈惊奇地问：“你听谁说的？”

    “反正不是我说的。”魏志强说话的声音变得更小了：“这个人还说，江青曾经当过电影演员，化名是‘兰萍’，演过《大雷雨》等电影。上海第二次事变时，她到了延安。后来经康生介绍进延安抗大，在鲁迅艺术学院学习，一九三九年和毛主席结了婚。”

    “这些通过小道传的事，你千万别再对任何人说。”田戈板着脸说。

    魏志强拍着胸脯说：“你尽管放心，包括以前我们在一块儿说的事，我绝对不会对任何人说。”

    “我肯定相信你。”

    魏志强咬了一下嘴唇，“刚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你是什么感觉？”

    “那天早晨七点，我从新闻联播节目中听到周总理去世的噩耗，心里猛地抖了一下，觉得不是新华社搞错了，就是播音员播错了！当播音员那沉痛的声音和那令天地颤抖的哀乐，再一次传到耳朵里时，我的心碎了。”

    “我跟你的感觉差不多。从１月９日到１月１５日这一周，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最悲痛、最难过的一周，好多人都是听一遍哀乐掉一次泪，听一遍《国际歌》擦一次眼睛。仅仅几天时间，人们的道德水准和文明水准一下子提高了许多，无论是走路还是坐车，不管是相识的还是不相识的都默默地相让着。人民对周总理的爱戴和怀念，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魏志强叹了一声，接着说：

    “可是，周总理逝世以后发生的一些事情，我越想越觉得不怎么对劲。”

    “噢？你是怎么想的？”

    “第一，人们在天安门悼念周总理，怎么会成了反革命？如果真的都是反革命，光是首都怎么就能有那么多反革命？第二，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天安门反革命事件，是邓小平一手策划的。邓小平作为有过二下二上的政治家，在形势对自己本来非常不利的时候，会干这种引火烧身的蠢事？！第三，《人民日报》在元旦那天发表的毛主席的词――《鸟儿问答》，有几句话，不像是毛主席写的。”

    “哪几句？”

    “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许放屁。”

    “你凭什么怀疑不是毛主席写的？”

    “要说凭什么怀疑，我也说不清楚。不过，我总觉得这几句太俗，特别是‘不许放屁’这一句，不像是毛主席的水平。”

    “如果毛主席是故意这样写的呢？”

    “也许吧。”

    “你讲完了吗？”

    “还有一件怪事。”

    “啥怪事？”

    “清明节那天上午下的雨，其中有一段时间颜色竟是红的，你看见没有？”

    “我看见了。”

    “你有没有觉得出现这种现象，不太正常？”

    “当时心里也觉得奇怪，只是没有多想。不过，我觉得上面的事，非常复杂，咱们即便是想得再多，也不过是杞人忧天。对吧？”

    魏志强说了声“对”，接着说：“按时间算，刘家兵该回来了，咱们现在去看看他回来没有，怎么样？”

    “你去找吴立新跟你一块儿先去看看，我在这儿看一会儿书，如果，刘家兵该回来了，你叫吴立新来找我，怎么样？”

    魏志强点着头说：“这样也行。”

    团部洗澡堂外屋：刘家兵的住房内。

    田戈跟随魏志强在刘家兵的住房门前停住脚步。

    “家兵。”魏志强边喊边轻轻地推开虚掩的门。

    “你怎么在这儿？”田戈对坐在床上吃着花生的吴立新说。

    “搞完上午的训练科目，我本来准备到你那里去，走到礼堂门口时，我看见家兵在搬东西，就跟着到这儿了。”

    田戈：“家兵呢？”

    吴立新：“到服务社买糖和烟去了，你们没碰到他？”

    魏志强：“我和田戈从礼堂里面过来的。”

    吴立新抓了两把花生，递给田戈和魏志强。他抬头一看，刘家兵回来了，于是笑着说：“家兵，我正在替你招待客人。”

    刘家兵从挎包里掏出刚买的水果糖，放在桌子上，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你们吃糖，抽烟。”

    田戈：“家兵，你母亲的病好了？”

    “你让俺咋说呢。”刘家兵红着脸说。

    吴立新：“咋说，实打实的说。”

    “我母亲本来没病。”刘家兵嗫嚅着说。

    田戈心想：“这个直来直去、粗声大语的刘家兵，怎么变得跟大姑娘一样扭扭捏捏的，看样子好像有不便说的事情。”于是微笑着说：“家兵，要是不便说，就算了。”

    吴立新做了个鬼脸，“其实，也没啥不好说的。他家里叫他回去结婚。”

    魏志强看着刘家兵说：“结了没有？”

    刘家兵：“没有。”

    田戈瞪了刘家兵一眼，“你人都回去了，为啥不结婚？”

    刘家兵：“当时，我确实想在家里办。后来我一看家里的情况，心想与其打肿脸充胖子，让家里事后作难，倒不如采用‘两面扯’的办法实惠。”

    田戈打断刘家兵的话：“‘两面扯’是啥意思？”

    刘家兵：“‘两面扯’，就是先在家里登记领结婚证，而后两个人一块儿到部队来。到了部队说在家典过礼了，回家后又说在部队典的礼。这种办法一是省钱，二是简单。好多想省钱和怕麻烦的人，都用这种办法。”

    田戈点了点头，惊疑地望着刘家兵说：“你父亲在生产队里当队长，都是这样子，那一般的群众不是更糟糕吗？”

    刘家兵：“不瞒你们说，我们家在队里还算好的，有油、有盐，中午还能有顿干饭吃。有的家里，虽然一天能吃三顿稀的，但是吃的菜却是缺油少盐；有的家里，一天连三顿稀的都吃不上。”

    “怎么会弄成这样呢？”田戈皱着眉头问。

    吴立新：“报纸上天天说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实际上老百姓现在连饭都快吃不上了，他们还在闭着眼睛喊‘好’，真他妈的扯蛋！”

    “起先我跟你们一样，也不明白为啥弄成这样。后来一了解，才知道是咋回事。上面天天嚷着狠抓阶级斗争，一会儿批‘唯生产力论’，一会儿又大割资本主义的尾巴。队里的果树被砍了，农民的自留地被收了，家禽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了。这样一来，就断掉了农民买油买盐的财路。我们生产队还算好一点，有的生产队已经有外出讨饭的了。”刘家兵叹了一声，接着说：

    “就拿我们邻近的那个生产队来说吧。今年春上，这个生产队种的小麦出现了几十亩三类苗，社员们知道这是由于冬季施肥不足，春季管理没跟上造成的。正当他们‘对症下药’，给地追肥时，上面来检查的人批评他们搞‘唯生产力论’，说麦地里出现三类苗，根子要从四类分子中找，大家要狠抓大批判。于是队里面的人从上到下，只好丢下生产开批判会，斗坏人。结果该批的‘坏人’全都批了，三类苗还是三类苗，小麦减产了四、五成。”

    魏志强皱了皱眉头，“听说前两年，我们县的农村也掀起了大演样板戏的高潮，是不是真的？”

    田戈本来想问刘家兵，怎么没有见到他爱人，一见魏志强先开了口，只好耐着性子听。

    刘家兵用手抹掉嘴角边的白沫，“是真的。前两年，确实闹得厉害，每个公社都得有业余剧团，每个业余剧团至少能演一个样板戏。每个大队都得有宣传队，每个宣传队至少能演一、两个样板戏片段。有的大队为了争先进得第一，竟停下生产组织社员学唱样板戏。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那两年虽然演戏演得红火，但笑话也出了不少。”

    吴立新“噢”了一声，“都有些啥笑话，讲给我们听听。”

    魏志强左手托着腮，眼睛眯缝着，既好像是在等着刘家兵讲笑话，又好像在想心思。

    刘家兵看着田戈说：“你想不想听？”

    田戈点着头说：“你说吧。”

    “那我就讲两个吧。有一次，我们邻队的宣传队，演《智取威虎山》中的一场戏。当时，扮演杨子荣的人是顶替主角的预备人员。由于他常干的是拉幕、搬道具和跑龙套之类的活，因此到了真的上台演戏时，他倒紧张起来。演到对黑话那一段时，座山雕问他‘脸红什么’，他本来想的是‘精神焕发’，却说成了‘涂了一层蜡’。扮演座山雕的演员一听他说得不对，只好一边递着眼色，一边硬着头皮往下问了句‘怎么又黄了’，这演员虽然意识到自己刚才答错了话，但又无法挽回，只好错上加错的答了句‘又涂了一层蜡’，弄得台下哄堂大笑，有的人还鼓起了倒掌。”

    吴立新忍住了笑，“接着讲第二个。”

    “第二个笑话，是另一个大队的事。这个大队的宣传队排练《红灯记》中的一场戏时，专门安排一个地主的儿子演日本兵。他的台词是，报告鸠山队长，李玉和他宁死不招。演出的时候，这个地主的儿子由于从没有上过舞台，而且特别害怕演错，在台下背得滚瓜烂熟的台词，结果上到台上一紧张，说报告鸠山队长，李玉和他招了！那鸠山队长一听这词说得不对，当即反问了一句‘什么？’那家伙不但没有反应过来，而且又把刚才说的话重复了一遍。好在演鸠山队长的演员，曾经在县剧团干过，临场经验还可以，当即大声吼道，你说什么，李玉和招了，这根本不可能，你快给我下去仔细看看！事后，这个地主的儿子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罪名是‘故意破坏样板戏，污蔑共产党员’。”

    吴立新摇了摇头，“一句台词，怎么会背错呢？这家伙肯定是故意的。”

    魏志强看了吴立新一眼，“他不可能是故意的。别说他还有一顶地主羔子的帽子戴在头上，就是根子红、底子硬的人，也不敢这样拿鸡蛋往石头上碰。”

    “谁也不敢拿这种事当儿戏。人，往往是越怕鬼，就越有鬼。也许他命该如此。”田戈说完话，叹了一口气。

    吴立新后悔自己不该不假思索地表态，赶紧转移了话题：“家兵，你又不是金口玉言，怎么说讲两个，就真的讲两个呢。”

    “算了吧，家兵刚回来，还有好多事情要做，以后找个有机会再让他讲。”田戈给吴立新使了个眼色，“家兵，你这里还需要我们帮助做些什么吗？”

    “房子、床、被子都是现成的，吃饭到饭堂里去打。如果有需要麻烦你们的事时，我再找你们。”

    魏志强故意开着玩笑说：“这么说，你是不想让我们喝喜酒喽！”

    “我不想让你们喝喜酒？到时候你们要不来喝，我还不依呢。”刘家兵笑着说。

    田戈正准备说告辞的话，突然看见门外边站着一个年轻女子，两眼直盯着刘家兵的脸，好似想说什么。

    “家兵，有人找你了。”田戈说话时往门外挤了挤眼。

    刘家兵看着门外说：“进来吧，他们都是老乡。这位是电影组的田戈，这位是魏志强。”

    “这位就不用介绍了。”刘家兵指着他爱人说。

    “还是介绍一下吧。”吴立新故意将了一军。

    刘家兵笑了笑，“这位是你们的嫂子，叫宋晓芳。”

    吴立新诡秘地笑了一下，“那我以后可真的喊嫂子啦！”

    田戈一看吴立新的神态，害怕他冒失的说出“小叔子不跟嫂，树上不结枣”那句俗话，马上接过话茬说：“家兵的年龄比我们大，我们是得喊嫂子。不过，我们不能跟刚过门的嫂子开玩笑。”

    宋晓芳刚抬起头，又倏地低了下去。

    田戈用余光把宋晓芳打量了一番，心想：“她，中等个头，身材匀称。蛋青色的罩袄褂子和咖啡色的裤子配在一起，不但颜色和谐而且非常合体。她的刘海垂在前额的正中，像一绺黑色的丝带。尤其是她那端正的鼻子、不大不小不厚不薄的嘴唇，把她的圆脸衬托得更加好看。”

    “们俺女乡老，得长以可还。”吴立新快速地用“暗语”对田戈说。

    田戈明白吴立新说的话是“俺们女老乡，长得还可以”，笑着点了点头。

    “衣服晒哪儿？”宋晓芳低着头问。

    “用背包带拴在树上就可以了。”刘家兵一边说着话，一边到床旁边摸出背包带，甩了过去。

    田戈站起来，给吴立新和魏志强分别递了个眼色，“咱们走吧，等有闲空了再来坐。”

    刘家兵：“天还早着呢，再坐一会儿。”

    宋晓芳接过刘家兵的话：“你们再坐一会儿，我去晒衣服”

    “你忙你的，我们有空再来。”田戈笑着说。

    田戈和吴立新、魏志强出了澡堂外屋，走了几十步，从后门进了礼堂的舞台，商量好给刘家兵送礼的事才分手。

    田戈锁好礼堂的后门，突然觉得自己心里跟这黑乎乎、空荡荡的礼堂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