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对富人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过年”。门外飘出肉味菜香，屋里热气腾腾、觥筹交错；而对穷人来说“过年”犹如“过关”，像卖火柴的小女孩，只能在微微的火光中去梦幻人生。正如杜甫诗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因此，才有“年关”一说。而今天的李洁如的心情是愈加痛苦难言，且不说物质经济上是度日如年，尤其是男人还在坐大牢，这哪还会有心思过年啊？反之，越看到别人家喜气洋洋地准备过节，她越是触动心境愁肠百结。

    正当她伤心欲绝，悲情涌动时，却意想不到喜从天降。原来几经周折，在工头沈阿毛和其他工人代表的努力下，加上米厂虽被政府没收抵债，但暂时还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接管。为了一百多号工人要生活，米厂不能停下来。所以，法院最终同意罗正清保外执行，条件是，暂时作为资方代理人仍管理米厂，并应在三个月内把未偿还的资金全部补齐，否则将加刑。

    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这是灶神上天的日子，从这天开始人们都忙碌起来要准备过年。大约上午十点钟光景，厂里一位工人师傅来到李洁如家说：“法院通知，罗厂长今天可以保释出来了。”

    一听到这好消息，李洁如立即转悲为喜高兴极了。她长长地透了口气，感到如释重负，并告诉孩子们今天你们的爹可回家了。她简直无法想像，这失去家中脊梁骨的四个月日子是怎么过来的。她估计丈夫可能赶得上吃午饭，于是，连忙下厨房淘米、烧饭。嘴上轻轻地哼起了小曲，今天，总算有兴致好好地烧餐饭了。

    正当此时，只听门外“咚咚锵，咚咚锵”的锣鼓声越来越近，好像是在自家门口。

    “噶是啥个事体呢？”她不无好奇地走出去看看，一开门大吃一惊：原来是罗远的级任钟雅芬老师带着同学来报喜慰问的。因今天早上罗远身体不适发烧，做母亲的就没要他去学校参加休业式，想下午自己替他去拿成绩报告单，却不料老师和同学送来了，还敲锣打鼓，抬着大红喜报。“是啥个好事呀？”

    钟老师笑眯眯地告诉她：“祝贺您生了个好儿子！罗远考了全校总分第一名，还获得低年级写字比赛一等奖！”接着钟老师代表学校，把大红奖状和奖品颁发给罗远，并和学生一起来到罗远床前，安慰他好好养病早日恢复健康。李洁如笑得合不拢嘴，在谢过钟老师后，她更无法相信这会是真的。但看这大红喜报和奖状上的名字，确确实实是罗远不会错。家里遭到如此厄运，在这么困难的环境下，做母亲的不要说有半句关心孩子学习的话，就是问寒嘘暖、吃饭穿衣、这些日常生活都顾不上。但罗远不仅没受丝毫影响，反而能考出这么好的成绩，真是不幸中之大幸，也算是对自己受伤心灵的安慰。更令人欣喜的是小家伙以这样的方式迎接父亲的回家，实在是出乎意料之外。看来罗门还有希望，值得开心。

    当钟老师带领学生前脚刚跨出门，李洁如到厨房还没点上火，只听得门又被推开。她连连走出来，一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身影，一张既认得又陌生的脸，一下子撞入她的视野：

    “这不是正清么？”

    “是我。洁如，我回来了。”

    “哇！”的一声，抑止不住的泪水夺眶而出。她情不自禁地扑倒在丈夫的肩头抽泣起来，这动人的情景也感染了孩子们，他们紧紧抱住父母嘤嘤啜泣，一家人哭作一团，这种血浓于水的人间亲近，是任何力量都阻隔不了的。

    连今天的灶神爷也叹息起来：“嗨，我上天奏本又多了一事！”

    隔壁周老板家，还有房东沈家婆婆听到哭声纷纷过来道喜：“好了，好了，罗先生回来是高兴事，全家团圆好过年，勿要哭了，应该大家高兴才对！”真是双喜临门。此刻，天井树梢上有两只喜鹊正叽叽喳喳叫个不停，还飞来飞去直跳跃。李洁如抹干眼泪轻快地下到厨房烧饭去了。

    “砰！……啪！”一年一度的春节又来到了，爆竹声此起彼伏、接连不断。空气中弥漫着的火药味告诉世人：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又开始了一年的除旧迎新，祈祷来年好运，福神降临。尽管一家之长的罗正清回来了，依旧能够团团圆圆地带领全家一起祝年福，吃分岁夜饭，也免除了主人缺席的悲剧；但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气氛上的，都无法和昔日上海的过年相比，怎奈此一时，彼一时也。可以说，如今是家道衰败中的苦中作乐，凭藉人总得适应环境的变化而活下去，凭着自然界生物的共性——求生的欲望，顽强地坚持着人间的生活。孩子当然是天真的，依然是出于对过年的神奇渴望和憧憬，一旦成为眼前的现实，自是乐不可支，要尽兴地玩，好好地吃。可罗远这位小大人倒是有点与众不同，他好像常在察看大人的脸色、情绪，觉得在父母的笑容后面，隐隐透露出一丝忧伤和不安。因此，每当弟妹拉他去玩的时候，总是违心地去应付一下，随即找机会脱身，躲到房间里去看书解闷。

    尽管，罗正清被保释出狱，但眼下的生活依旧艰辛，连一日三餐都难以维持，经常要三饥两饿，何况还要偿还由张、金两人盗用的公款！所以，在度过年关后，罗正清还得外出为能够活下去而四处奔波。他把寄存在上海好友家中，妻子的那些首饰和较值钱的衣物等都变卖掉，但还是不能凑足巨额的亏空，怎么办？现在凡能变钱的办法都想到了，除了常跑当铺外，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但是典当衣物不是无止境的，在罗的口袋里已经是当票多于钞票了，自己已经没有什么财产，空空如也，过不了多久真的无物可当，这样下去连生活都成了问题。

    正当愁肠百结的时候，刚巧有位诸暨老乡来访。他本想托罗正清找点事情做做，希望走出农村，到城里混出点名堂，却不料罗正清自己在过“文昭关”。从目前形势看，正值“三反”、“五反”运动，加上“抗美援朝”相当吃紧，工作难找。而农村在土改后，组织互助组，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相对来说农业有个较稳定发展的阶段，生活自然比解放前好得多。这样一比较，他打消了进城的想法，觉得回农村还是不错的。而看到罗正清为还亏空已经借贷无门时，他自告奋勇地承担起为罗到乡下向众乡亲借粮谷兑钱抵债的责任。虽然，罗觉得不妥，不好意思去惊扰乡亲们，但思来想去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便只能拜托这位老乡，并千万感激地送他上了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