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热火朝天的大跃进以后，罗远以毕业考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直接保送至本校高中部就读。开学第一天，他兴冲冲地来校报到，在公布新生的名单上看见自己分在高一（1）班，班主任是上海市级的数学名师余世英先生。罗远很开心，因为，这余先生是他早就仰慕已久的，能在这样的名师班里读书当然是很有运气的了。

    罗远走进教室刚坐下，就有同学来叫他，说：“班主任要你去一趟，有事情。”

    他想：“怎么，刚报名还没上课，就要找我谈话，出什么事了？”他怀着局促不安的心情跨进了办公室。

    只见余先生笑嘻嘻地招呼其坐下，直白地说：“罗远，我早就知道你是我校初中部的一名优秀学生，我也知道你的语文水平相当高，而且喜欢舞文弄墨，文章写得很出色。但我今天就是想忠告你，你必须放弃向文科发展的理想，应该努力朝理工科发展。因为，文科是掌握党的思想理论、宣传工具的；也是把握国家政治、财政、经济命脉的；很显然，对思想政治素质的要求非常高。换言之，像你这样的家庭出身和复杂的社会关系，是根本不可能走上这些岗位去从事政府管理、理论宣传、财经工作的，充其量能成为一个中学语文教师算是不错了。而理工科吃的是专业技能饭，跟政治的关系要淡漠得多，不管哪个朝代，技术活总要有人做的吧？古语说得好‘家有良田万顷，不如薄技一身’。所以，我劝你到了高中阶段应把精力放到数理化方面来。这并不是因为我是教代数的，其实，都是为你着想；况且，你本来就是全面发展，数理化成绩也很优秀，完全可以朝这方面努力的。”余先生稍停片刻滿含深情地继续说：“如果你只是个普通学生，我绝不会说这些，实在是可惜你这么好的苗子，万一路走不好将会是多么不幸啊！”她叹了口气，又接上说：“高中阶段是人生最重要的阶段，你得好好想想，和爸爸、妈妈商量商量，不管怎样，总是亲生父母嘛。”对于一位新生，老师能在第一天上学就说出一席负责任的肺腑之言，这是很难得的，可见，这位余先生的爱才、惜才之心是日月可鉴。

    “想不到余先生对自己会说出这一番话！”罗远是又感动又难受，感动的是“余先生对自己太了解了，她的话跟父母亲的看法是一样的，只是自己以前老是心有不甘，认为周总理说过‘出身不由己，但革命道路可由自己选择’的话，我总该相信。在这种思想驱使下，存有侥幸心理。为此，总舍不得放弃文学；现在看来该彻底清醒了，老师的眼光不会有错吧？”难受的是“余先生的话不啻是当头一棒，打碎了自己一直以来的憧憬；而且现实告诉他，走文学创作之路是很难有结果的，走得不好甚至会擦枪走火；看来，只有放弃自己的最爱了，虽然，这是违背自己意愿的。”

    罗远觉得“余先生完全是出于对自己的关心，她把我当儿子一样看待，我一定要争口气，同样要在数理化方面取得优异的成绩，将来做个工程师、科学家也不是不可能的。”

    从此以后，他对语文除了上课认真听讲，按时完成作业外，其他的时间都花在数理化方面，连课外文艺小说之类也不看了，但他还是在开学后不到一个星期把全册语文书都看完。其实，课本这点东西已经满足不了他的需求，所以，在语文学习上可以说他是游刃有余的。

    譬如说，他在高一时，就写出了令语文老师大为惊叹的作文。那是一篇记叙文——“参观‘上海工农业成就展览会’”。罗远没有按照常规思路记述参观的经过和心得，而是发挥丰富的想象力，采用童话的形式，他把“我”变成一只早上飞出窝的小鸟迷路了，不认得下面人世间“昨天”的上海。然后，由老鸟带路一起边飞、一边告诉她下面的变化。以这样的游踪为顺序；他又用倒叙的手法先从远景规划馆（这正是小鸟迷路的原因，一夜醒来上海竟完全变得不认识了）说起，再回到今天的现实建设成就中来。这种大胆的夸张、生动有趣的描写，加上奇特的想象、联想构成了一篇洋洋洒洒近五千字的抒情散文《上海畅想曲》。怪不得语文老师在评讲时说：“……看这篇作文足足花了我一个多小时，可以说，全校从初一到高三还没有第二篇可与之媲美的文章。作者用丰富的想象力、别出心裁的构思、优美华丽的词藻，组成了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真是难得啊！”

    所以，他依然有股不屈的傲气，相信自己即使文学之路走不通，那么，科技之路还是好走的吧？因为，对于自己大脑的潜质，罗远是满怀信心的。

    这也许是注定他悲剧命运的原因之一，培根曾说过：“人的本性能决定他的命运。”但这只能算说对了一半。大家知道，另一半乃是环境和机遇，所谓“时势造英雄”嘛。不过，这一半确实非常重要，试想，一个缺乏“鸿鹄之志”的人，能成就大事吗？同样，空怀抱负，却不顾客观现实，或者矛盾迟疑，那么能实现得了吗？

    罗远在接受了余先生的忠告后，既相信老师的话是从现实出发，是经验之谈；但同时又不放弃周总理的教导，甚至对此的信念更强烈一些，这样，他还是把自己的位置定得过高了；这说明罗远是处在一种半醒半醉的状态，心理是十分矛盾的。整个高中三年的学习生活证明了这种矛盾的存在。

    例如，全校师生包括党支书和校长，都十分看重这位优秀生，认为他是学校的骄傲、学校的牌子，从来没有一点岐视的表示，可以说，从班主任到政治老师、党团领导都非常关注他的健康成长，经常与之谈心，并在生活上全力予以支持，特批准享受甲等助学金（出身不好的本来最高只能享受乙等）；凡是应该得到的荣誉从来不剥夺他，每学期的“三好学生”，特别是到了高三毕业，全校四个高三班惟一一名市级优秀毕业生代表，学校综合考评最后推荐了罗远，这是无尚光荣的。这使他的心理得到满足，感到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全校师生的肯定。生活在这样一个和谐、融洽的学习环境中，当然感觉是不错的。怪不得一直到晚年，罗远还是流连难忘中学时代的学校生活。

    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凡触及到政治方面的问题，那又是另外一个答案了。像入团的问题，本来嘛，作为少先队的大队干部，超龄后入团是小菜一碟；然而，到了罗远这里却卡了壳。以后他每学期一份入团申请书，但都是石沉大海；直到高三最后一学期，学校团总支考虑到高考的政审资格，终于同意准备吸收他入团，让他填了“入团志愿书”。按惯例能填志愿书就等于批准入团；可令人不解的是，罗远的志愿书送到区团委，结果依然被否决了，理由是，家庭背景太复杂。正是由于罗远不属于组织同志，所以，在推选学生会干部时，他只能当个副主席。此外，凡属党团员组织的一些公益活动，什么党团员的到工厂里弄、上街宣传，这些社会实践活动，以及党团员开会、过组织生活等，每每碰到这种场合，他总被排除在外。此时，罗远心里那种失落的滋味又是难以名状的，好像总是低人一等，抬不起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