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慢慢转凉了，厂保卫科通知李洁如给罗正清送点衣服去。李洁如想叫罗远和罗姝兄妹俩星期天送去。
但罗远想想：“万一在公安分局门口被老师、同学抑或熟人看见，多不好意思；何况，为反革命分子送衣物，那叫划清界线吗？”李洁如见罗远有些迟疑的样子，知道了他的难处，便自己提起包裹、拉着罗姝的手娘俩向分局走去。罗远看着母亲和妹妹远去的背影，心里不晓得是啥味道，有些不安起来。
父亲去坐牢了，而哥哥也因此被送去劳动教养。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晚上开批斗会，工会主席吴华生无中生有地、栽赃诬谄、斗争父亲，他实在听不下去争辩了几句，却被他们上纲上线地训斥一顿。当时，虽然忍住了，但心中始终郁积着一股闷气，日积月累最后还是暴发了。在一次为了一个生产技术问题，终于和吴华生大动干戈。结果呢，罗炜既是个胜利者——把吴华生打倒在地；罗炜更是个彻底的失败者——把自己打进了劳动教养所，葬送了青春，断送了前途。
从此，全家的生活担子由母亲李洁如一肩挑，四十八元九角一月的工资，要养活一家老小五口，还要背负三只书包，怎么过？可以说，李洁如是整天愁眉不展、眼泪水淘饭。做儿女的看在眼里怎不揪心呢？罗远虽然在学校里感受到学习环境不错，老师和同学都蛮看重他、关心他，这样，他还是对前途充满信心、踌躇满志；但是一回到家里便忧心忡忡，情绪低落。这个不幸的家庭，既面临经济困顿的压力，又承受着痛苦的政治、精神折磨。试想：“一个家庭最重要的两根顶梁柱（父亲和大哥）都折断了，这房子不就要倾倒了吗？单靠母亲，一个旧社会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懂劳动生产的弱女子，支撑得住这摇摇欲坠的家么？还有，两位亲人失去自由被囚禁，怎不叫人痛心？毕竟体内流淌着同样的血啊！况且，他们只是政治历史问题，并非道德败坏的、十恶不赦的歹徒、坏分子。”罗远的心简直是在油锅里煎熬一样难受。
刚读初三的罗姝，这位正值豆蔻年华的少女，突然作出一个惊人的决定：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也为了小哥能安心读书；她觉得，如今全家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小哥罗远的身上，因此，只有牺牲自己才可保全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一次听到消息说，福建某越剧团到上海招十四——十六岁的女学员，她就瞒着家里去报了名，并已被录取。当她把这个决定告诉母亲时，李洁如紧紧地搂住女儿，母女俩抱头大哭，她为有这么个懂事的女儿高兴；也为她的不幸辍学而难受；更为她小小年纪就要离乡背井、独闯人生深深自责。
罗姝确实是个懂事的女孩子，进入初中后，已不是小时候天天早上要小哥催促、一起手拉手上学的小姑娘了。她很会察言观色，具有女性的细腻、也不乏爽朗的性格，而且口齿伶俐、能说会道。平时放学回到家里先做好作业，然后帮着做家务事，要买点油盐酱醋什么的，总是抢着去，脚头很勤快。看到母亲下班回家一脸疲劳的样子，她会马上递过热毛巾，并给阿姆敲敲背，使做母亲的得到莫大的安慰。小弟罗欢缠着外婆讨要零花钱，她总会耐心地劝说“这是阿姆要外婆买菜的钞票，侬要去了菜就少买了。”碰到过年、过节掸尘、搞卫生，就是以她为主。因为她晓得：“阿姆做勿来家务事，虽然有时候不得不做，但看她总做不像，也不套手。”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母亲的无能倒反锻练出了女儿的能干。
如今，罗姝又作出这样自我牺牲的决定，力挽破碎的家庭。罗远虽被妹妹深明大义、同胞手足的情谊所感动，但无论从感情上、或道义上，都没法接受它。因为，这将使自己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毫无疑问，要论帮母亲挑起家庭重担，理应是他做哥哥的责任，现在，父亲和大哥都不在，他就是长子嘛！”再说，“让她小小年纪出门去闯荡江湖，而自己心安理得地背着书包去读书，晚上睡得着吗？”他又回想起那次不愿到公安分局送衣服，而妹妹却毫不迟疑地与母亲同去的情景，不免觉得脸红发热。“我是多么自私，总是先想到自己，为了要在学校里、社会上争得个好名声，为将来的前途去铺平道路，这种沽名钓誉的虚荣心是多么可耻啊！为什么不替失去丈夫的母亲想想？为什么不替失去自由、囚禁在牢房里，受着寒冷侵袭的父亲想想？他终究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错的是历史问题啊！扪心自问：到底有没有人性，血缘亲情？自己血管里流的是哪样的血？”一连串的问号如万箭穿心，使罗远愧疚得抬不起头来。
突然，他果断地站起来拉住妹妹的手说：“姝姝：你的心意小哥领受了，但不能同意你去，因为你还小，初中都没毕业。小哥反正已是高中生了，年纪也比你大，又是个大男人，到社会上找工作比你容易，这家庭担子理应我挑！”兄妹俩好像在抢生死牌似的。
李洁如看着这场景更觉心酸难受，这么好的孩子，要不是生在这种家庭该多好啊，如此一来不觉又潸然泪下。谁知道罗姝语出惊人，令罗远母子目瞪口呆：“阿姆，小哥：我晓得你们勿会同意，不过，我考虑好的事一定要做；现在用不着争了，我一切手续都办好，户口也迁出了。”这是着死棋！是无法挽回的。要知道上海户口是只许迁出，不准迁进；李洁如和罗远绝对不会想到罗姝做事是如此果断、泼辣。现在木已成舟，徒唤奈何，除了感动、自责，还能怎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