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远常在问心中的“我”：“为什么新中国对人的阶级出身要规定得这么严格？为什么要按照阶级成分把人分成等级？难道说，有了这种阶级出身的烙印，就永世不得改变吗？”

    然而，“我”无法解释，只好回答：“谁叫你出生在反革命的家庭里？这是你落地跟斗没翻好嘛！”

    罗远不满意这样的回答，因为他觉得出生是无法选择家庭的。带着这些问题他曾经去向政治老师请教过，也研翻阅了不少理论书籍和有关的报章杂志；像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以及别的有关著作。从中，罗远开始懂得了阶级的产生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也就是按他占有的财富来划分的。还有，毛主席说过“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人性就是阶级性的体现”，“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国家，也就是实行无产阶级对剥削阶级的**”，“阶级的影响是始终存在的，我们要同资产阶级思想作长期坚决的斗争”……用这些理论来分析认识现实问题，他觉得很难解释得清楚。于是又要问“我”；

    “那解放以后，特别是经过了农业合作化和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如今有没有消灭了阶级？这阶级斗争的概念是什么？什么是人性？阶级性能代替人性吗？”

    对此，“我”的回答是：

    第一，既然经济基础是决定阶级的，那么解放以后，这些经济基础都不存在了，作为一个阶级无疑也随之消亡了，也就是不存在剥削、大家靠劳动获取生活资料。这样的话，此时仍作为阶级有形实体代表的人，他所显现出的阶级特征除了思想意识外，物质方面的已一无所有了。因此，对他们的**其实就是思想改造而已，何必要剥夺其别的方面享受平等的权利呢？至于违法犯罪那又作别论，完全可依法惩处。况且，资产阶级的思想（即私心杂念）不能说只有他们有，只是多一点少一点的问题；

    第二，阶级斗争，毫无疑义应指阶级与阶级之间的争斗；这既包括面对面的政治、军事、经济上的你死我活争夺，也包括思想意识、文化艺术方面的谁生谁灭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现在已是无产阶级**的国家，也就意味着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已经消灭了剝削阶级，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阶级意志来治理国家。那么，这种面对面的阶级斗争也就不复存在了，充其量仅是监督他们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重新做人。因此，如果还要讲阶级斗争的话，也只有思想文化的领域。我们说，阶级的影响始终存在这没错，但这应该是全社会的，只不过作为子女直接生活在这一环境里（也只是解放前），程度有所差异；如今用家庭出身这一条，把他们打入另册，无论是读书、升学、就业、参军等，处处受到岐视、限制，令这些人消极自卑，难道这出身问题有这么严重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像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问题又作何解释？

    第三，人性应该是包括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而阶级性只能属于社会属性的范畴，因为，它是人类社会走向阶级社会后才产生的。至于说自然属性动物也有，例如母爱、血缘亲情。人们常说：“虎毒尚且不食子。”这是对自然属性的最好诠释；但动物不可能有阶级性。再者，如果我们提高到理论高度来认识的话，毛主席在《矛盾论》中就说过“矛盾有普遍性和特殊性，而后者又是包涵在前者里面的”。这说明两者是无法替代的；如果用逻辑概念来解释,那么，这人性的概念应是大于阶级性的概念,阶级性只是其中之一。所以，怎么能用阶级性来代替人性呢？这不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了吗？当然，也不能用人性来代替阶级性，应该是两者相互包容的，而阶级性只是人性的一部分；

    第四，现在，新中国成立已有十年多了，老百姓已不受战乱之苦，都希望过上太平盛世的日子，更企求社会安宁，理应讲团结、讲和睦嘛，何苦要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呢？共产党之所以能打败国民党建立新中国，还不是因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吗？毛主席不是经常说“我们要依靠群众，团结群众，发动群众吗？”虽然，群众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人、农民，但也不是说只要有了这百分之九十就够了，总是希望支持的人越多越好嘛。况且，今天的工农群众中也有不少家庭出身不好的，只是他们自己已经是新中国的工人、农民劳动者。由此可知，这推一把跟拉一把之间，将会使我们的群众队伍发生量的变化。那么，我们希望它向好的方面变化呢，还是希望它向坏的方面变化？作为执政党应该有明智的判别。

    罗远在得到这些回答后，心气平和了些，也舒展了眉头。但是，一旦接触了现实，又会使眉头紧锁起来。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矛盾，认识与感觉的差距，常常使他迷惘、困惑，总是在这门里门外徘徊、踌躇……我与“我”的拷问，灵与肉的斗争在不断继续，而且，很难让他获得满意的答案。

    人要是活在没有思想的境界里那该多好啊！高枕无忧嘛。有时候罗远曾这么想。

    “在政治思想上你必须和反动阶级的父母亲划清界线，并要站稳立场与之坚决斗争；但在生活上终究还是自己的亲人，再说，你尚未成年，还得父母扶养，衣食父毌嘛！这是无法分清的，没有必要不理不睬，把他们当作陌生人看待；更不应该抱着敌视的态度去斥责、打击他们，毕竟你是他们的亲生儿子呀。”班主任余先生和政治老师平时找他谈话都是这样耐心分析、劝导的，鼓励他正确对待家庭出身问题，不要因此而消沉下去。

    罗远非常感激领导和老师对自己的关心，而且也想照他们说的去做。可话虽这么说，具体划清界线怎么个划法，怎么样做才可以甩掉这个包袱呢？这又令他伤透了脑筋。拿父亲来说吧，解放前自己还小，根本没有父亲身穿国民党军装的印象，只是以后在照片中曾看到过；等自己稍懂事有了记忆后，只知道父亲忙于公务和做生意，不常在家，所以，印象也不深；至于解放后，他脑幕中深深刻下的父亲形象就是：穿着灰布中山装，肩背一旅行袋洋钉，出门去换全家一天伙食费的羸弱老头；还有就是：身穿破旧深灰色骆驼毛长袍子，头戴一顶棕色罗松帽，脚穿一双汲饱水、涨鼓鼓的棉鞋，手拎一篮子饭，冒着鹅毛大雪送饭到学校的穷愁潦倒的“孔乙己”；除此之外，便是父母亲常聊些家常琐事，以及算计一些生活开支等的印象；也根本没听到过他们谈及政治或是对共产党不满的话题。即使有些牵涉到的，也不过是些懊悔以前走错路的牢骚，话语中间似乎对政治很厌烦、不感兴趣似的。“好在父亲被关进牢房后，与自己没有了接触的可能，这样就谈不上接触和交流了。

    说到母亲除了天天看见她的一张愁苦的脸外，便是声声叹息家中如何开销生活，还有就是常听她说些自责的话：“倷勿要看阿姆的坏样。我是解放前过惯官太太的生活，烟也来、酒也来（其实酒是大女儿夭折后学会的），呒没小菜勿吃饭（指的是，宁波人习惯要有鱼腥下饭）；噶种剥削阶级的生活习惯现在是坚决反对咯。只是我不大改得掉，但尽量改。倷千万勿要学。”面对这样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和行动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父、母亲，叫罗远怎么个划法、斗法？他想来想去除了尽量跟他们少接触、少交流以外，实在想不出更高明的办法。而母亲早出晚归上班，就算自己晚上在家，也是埋头做作业，谈话的机会少之又少，所以，就不会受他们的影响或少受影响。想到这里，罗远有点聊以**的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