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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我与“我”的拷问
    罗远常在问心中的“我”:“为什么新中国对人的阶级出身要规定得这么严格?为什么要按照阶级成分把人分成等级?难道说,有了这种阶级出身的烙印,就永世不得改变吗?”

    然而,“我”无法解释,只好回答:“谁叫你出生在反革命的家庭里?这是你落地跟斗没翻好嘛!”

    罗远不满意这样的回答,因为他觉得出生是无法选择家庭的。带着这些问题他曾经去向政治老师请教过,也研翻阅了不少理论书籍和有关的报章杂志;像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以及别的有关著作。从中,罗远开始懂得了阶级的产生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也就是按他占有的财富来划分的。还有,毛主席说过“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人性就是阶级性的体现”,“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国家,也就是实行无产阶级对剥削阶级的**”,“阶级的影响是始终存在的,我们要同资产阶级思想作长期坚决的斗争”……用这些理论来分析认识现实问题,他觉得很难解释得清楚。于是又要问“我”;

    “那解放以后,特别是经过了农业合作化和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如今有没有消灭了阶级?这阶级斗争的概念是什么?什么是人性?阶级性能代替人性吗?”

    对此,“我”的回答是:

    第一,既然经济基础是决定阶级的,那么解放以后,这些经济基础都不存在了,作为一个阶级无疑也随之消亡了,也就是不存在剥削、大家靠劳动获取生活资料。这样的话,此时仍作为阶级有形实体代表的人,他所显现出的阶级特征除了思想意识外,物质方面的已一无所有了。因此,对他们的**其实就是思想改造而已,何必要剥夺其别的方面享受平等的权利呢?至于违法犯罪那又作别论,完全可依法惩处。况且,资产阶级的思想(即私心杂念)不能说只有他们有,只是多一点少一点的问题;

    第二,阶级斗争,毫无疑义应指阶级与阶级之间的争斗;这既包括面对面的政治、军事、经济上的你死我活争夺,也包括思想意识、文化艺术方面的谁生谁灭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现在已是无产阶级**的国家,也就意味着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已经消灭了剝削阶级,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阶级意志来治理国家。那么,这种面对面的阶级斗争也就不复存在了,充其量仅是监督他们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重新做人。因此,如果还要讲阶级斗争的话,也只有思想文化的领域。我们说,阶级的影响始终存在这没错,但这应该是全社会的,只不过作为子女直接生活在这一环境里(也只是解放前),程度有所差异;如今用家庭出身这一条,把他们打入另册,无论是读书、升学、就业、参军等,处处受到岐视、限制,令这些人消极自卑,难道这出身问题有这么严重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像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问题又作何解释?

    第三,人性应该是包括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而阶级性只能属于社会属性的范畴,因为,它是人类社会走向阶级社会后才产生的。至于说自然属性动物也有,例如母爱、血缘亲情。人们常说:“虎毒尚且不食子。”这是对自然属性的最好诠释;但动物不可能有阶级性。再者,如果我们提高到理论高度来认识的话,毛主席在《矛盾论》中就说过“矛盾有普遍性和特殊性,而后者又是包涵在前者里面的”。这说明两者是无法替代的;如果用逻辑概念来解释,那么,这人性的概念应是大于阶级性的概念,阶级性只是其中之一。所以,怎么能用阶级性来代替人性呢?这不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了吗?当然,也不能用人性来代替阶级性,应该是两者相互包容的,而阶级性只是人性的一部分;

    第四,现在,新中国成立已有十年多了,老百姓已不受战乱之苦,都希望过上太平盛世的日子,更企求社会安宁,理应讲团结、讲和睦嘛,何苦要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呢?共产党之所以能打败国民党建立新中国,还不是因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吗?毛主席不是经常说“我们要依靠群众,团结群众,发动群众吗?”虽然,群众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人、农民,但也不是说只要有了这百分之九十就够了,总是希望支持的人越多越好嘛。况且,今天的工农群众中也有不少家庭出身不好的,只是他们自己已经是新中国的工人、农民劳动者。由此可知,这推一把跟拉一把之间,将会使我们的群众队伍发生量的变化。那么,我们希望它向好的方面变化呢,还是希望它向坏的方面变化?作为执政党应该有明智的判别。

    罗远在得到这些回答后,心气平和了些,也舒展了眉头。但是,一旦接触了现实,又会使眉头紧锁起来。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矛盾,认识与感觉的差距,常常使他迷惘、困惑,总是在这门里门外徘徊、踌躇……我与“我”的拷问,灵与肉的斗争在不断继续,而且,很难让他获得满意的答案。

    人要是活在没有思想的境界里那该多好啊!高枕无忧嘛。有时候罗远曾这么想。

    “在政治思想上你必须和反动阶级的父母亲划清界线,并要站稳立场与之坚决斗争;但在生活上终究还是自己的亲人,再说,你尚未成年,还得父母扶养,衣食父毌嘛!这是无法分清的,没有必要不理不睬,把他们当作陌生人看待;更不应该抱着敌视的态度去斥责、打击他们,毕竟你是他们的亲生儿子呀。”班主任余先生和政治老师平时找他谈话都是这样耐心分析、劝导的,鼓励他正确对待家庭出身问题,不要因此而消沉下去。

    罗远非常感激领导和老师对自己的关心,而且也想照他们说的去做。可话虽这么说,具体划清界线怎么个划法,怎么样做才可以甩掉这个包袱呢?这又令他伤透了脑筋。拿父亲来说吧,解放前自己还小,根本没有父亲身穿国民党军装的印象,只是以后在照片中曾看到过;等自己稍懂事有了记忆后,只知道父亲忙于公务和做生意,不常在家,所以,印象也不深;至于解放后,他脑幕中深深刻下的父亲形象就是:穿着灰布中山装,肩背一旅行袋洋钉,出门去换全家一天伙食费的羸弱老头;还有就是:身穿破旧深灰色骆驼毛长袍子,头戴一顶棕色罗松帽,脚穿一双汲饱水、涨鼓鼓的棉鞋,手拎一篮子饭,冒着鹅毛大雪送饭到学校的穷愁潦倒的“孔乙己”;除此之外,便是父母亲常聊些家常琐事,以及算计一些生活开支等的印象;也根本没听到过他们谈及政治或是对共产党不满的话题。即使有些牵涉到的,也不过是些懊悔以前走错路的牢骚,话语中间似乎对政治很厌烦、不感兴趣似的。“好在父亲被关进牢房后,与自己没有了接触的可能,这样就谈不上接触和交流了。

    说到母亲除了天天看见她的一张愁苦的脸外,便是声声叹息家中如何开销生活,还有就是常听她说些自责的话:“倷勿要看阿姆的坏样。我是解放前过惯官太太的生活,烟也来、酒也来(其实酒是大女儿夭折后学会的),呒没小菜勿吃饭(指的是,宁波人习惯要有鱼腥下饭);噶种剥削阶级的生活习惯现在是坚决反对咯。只是我不大改得掉,但尽量改。倷千万勿要学。”面对这样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和行动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父、母亲,叫罗远怎么个划法、斗法?他想来想去除了尽量跟他们少接触、少交流以外,实在想不出更高明的办法。而母亲早出晚归上班,就算自己晚上在家,也是埋头做作业,谈话的机会少之又少,所以,就不会受他们的影响或少受影响。想到这里,罗远有点聊以**的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