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二年，这是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所遭受天灾、人祸最严重困难的时期。天灾，这是无法躲避的自然灾害，大旱之处简直是晒得土地发白、开裂，溪流干涸，庄稼枯死，真是“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苗半枯焦”；洪涝之区则是白浪滚滚，一片汪洋，哀鸿遍野，赤地千里……人祸，那是荒唐之举带给我们的惩罚，三面红旗使人们头脑发热、发昏，大刮“共产风，大吹“假、大、空”，结果农村里砸破灶锅吃食堂饭，吃饭不要钱，撑开肚皮吃个饱；违反规律平整土地、过度的深耕作业；开山造田、破坏山林；大造政绩、虚报产量……经这么一番折腾，一方面是吃光、用光、身体健康；一方面是破坏生存环境遭受大自然的惩罚，造成颗粒无收、饥民啼嚎。这样的灾情发自农村，而后波及到城市，使工厂停工、减产，街市萧条，经济困顿，人民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威胁。这种连锁反应到了六一、六二年达到了极点。然而，忍辱负重的老百姓毫无怨言，在党的领导下，勒紧裤带搞建设、众志成城渡难关。
正当中国人民困难重重之时，国际上苏修、美帝亡我之心不死，认为时机已到，就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催逼无赖债务；实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企图用这样的方式方法来压垮诞生才十几年的新中国，可以说是“风声鹤泪、乌云翻滚。”
巧的是，这三年正是罗远读高中的关键时期，十七八岁的男孩子正是长身体、长知识、从孩子走向成熟的青春期。假如在这一阶段吃不饱、穿不暖、缺乏营养，对人的体质健康，心灵成熟影响会有多大啊！如今，国家物资严重匮乏。尽管，上海是个有国际影响的大都市，因此，各方面的待遇都比别的城市要好些。但即使这样，配给也是少得可怜。定粮方面，高中生是国家重点保护对象，男生每月有三十三斤；初中生是三十斤，一般无业居民是二十五斤，轻工业工人二十八斤，重工业三十五斤至四十五斤。其他像肉票只有二两，鱼票四两，油票二两半，都是老秤十六两制的；此外，还有布票、糖票、蔬菜票、糕饼票……总之，作为当家人的罗正清，那时候一只衣袋摸出来的就是一大把各种各样的票证。
自从罗正清被蓬莱分局拘留后，厂方即将他除名，现在是接受群众监督劳动的管制分子，根本没有正式职业，所以，全家的经济来源就只靠李洁如的四十八元九角月工资，生活的困顿是可想而知了。李洁如不愧为女中丈夫，她对罗远说：“你爹政治上抬不起头来不说，经济上也没了收入要靠老婆养活，这对一个大男人来说是接受不了的，何况，伊以前风光过、赚过钞票；所以，今天这个家应该仍由伊来当，我每月工资除留下车钱都交给你爹，噶样子伊心里才会好受些。”
罗远不由得从心里敬佩母亲的宽容、通情达理和对父亲的理解、挚爱，“这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罗正清在老婆诚恳劝说下，总算接过钱袋子；但这个家不好当，入不敷出啊。国家都这么困难，更别说自己的小家，这日子怎么过？在肚皮饿得慌、在饥饿线上挣扎的时候，一种争食的天性，几乎跟动物没有什么两样，哪怕是亲人家属。为了公正起见，罗正清先安排吃饭问题：每个人定粮不一样，若按以往烧一锅吃，你吃多了，我吃少了，哪个可以亏待少吃呢？现在除了粮票外，别的可以填饱肚子的东西一点都没有，不像过去总能买些零食或别的东西来充饥，怎么办？家庭会议商量的结果是：打破中华民族一家人围着桌子一起吃的传统习俗，而釆用分食制。这样，老爹每餐要拿杆秤来秤米，各按自己的定量分配三餐，用饭盒蒸煮，你也不剥削我，我也不剝削你，公平对待。可是，罗远渐渐觉察到自己的饭盒在满起来。为了揭穿这个秘密，他特意在一次开饭的时候，第一个打开锅盖把饭盒逐个拿出来，当他拿到父亲的饭盒时，一看这粘稠湿湿的哪是饭啊？罗远望了望父亲干瘦、佝偻的背影，止不住发出悲悯之声：“爹啊！这是何苦呐？”
如此特殊的家庭生活方式，也只有在特殊的年代才会产生，否则，中华儒家文化的传统——全家人围坐一桌子而用膳，怎会被颠复呢？人间的亲情到哪去了呢？相互不肯退让、一定要争食吃，这种求得生存的动物本性到此时表露无遗。这真应验了“路绝无君子”、“穷绝无赖”的俗语。
如此解决的吃饭问题，虽然谈不上吃饱、吃好，但能够公正地、心平气和地、根据国家配给每人应有的口粮，按时照顾一下肚皮，让它不要咕咕叫，能够延续生命，还是可以的。接下来要解决的是宁波人讲的“下饭的小菜”问题。这绝对不是我们今天二十一世纪所认为的改善营养，减肥健身，科学搭配，讲究烹调的菜谱；而是按国家分配，即使凭票供应也得信息灵，半夜起来去排队抢购少得可怜的冷冻猪肉、冷冻鱼类和所谓的“光荣菜”。这可难为了老爷子，家里老婆要上班挣活命钱，两个儿子要上学读书，老丈母七十好几了，只有自己是个闲散人口，又是个当家的。于是，这“半夜鸡叫”时就得起床排队，摸黑冲锋陷阵的任务，罗正清是义不容辞、当仁不让了。在风雨交加、严冬腊月的半夜里，罗正清衣着单薄，被雨淋湿的衣服紧紧贴着皮肉，像进入了冷冻库似的，寒气逼人，风一吹瑟瑟发抖，更似一把把霜剑刺向胸口……这也是一个已有六十岁的老人啊，再也经不得风雨的摧残了！他压了压头上那顶破罗松帽，抖一抖身上的雨水，拧了拧鼻头清水，拎起篮子里的“胜利果实”，喜滋滋地往家走，因为，一天吃的小菜问题总算解决了。
实在难为了老父亲。他为了全家能不折不扣地“享受”到国家分配的蔬菜，可以说是365天风雨无阻，天天做夜行人，真够苦啊！罗远也有幸体验过一次。那是六二年的春节。政府为了让老百姓在过年时改善一下生活，想尽办法组织货源、调拨食品，这样，分配的年货无论数量，还是品种，都比平时增加不少。于是，这半夜起床排队就成了问题，老爹分身乏术，排了这头，排不到那头。罗远虽然对买东买西从小就不习惯，爹娘总是差遣妹妹，由她担当“跑街先生”。但如今妹妹不在，老爹一个人也转不过身来，况且，又是个苦差使。所以，他心有不忍，便自告奋勇地说：“爹，我和你一起去排队。”
这时候，罗欢也插嘴说：“你们起床喊一声，我也会一道去排队。”因他和罗远兄弟俩同睡一床，所以，他也愿意一起去。
“好啊，那再好不过。可以排得快点。”罗远高兴地赞同。
老爹看到两个儿子如此懂事，自是高兴。便说：“那你俩迟一点来好了，我多带两只小篮让它们先去排队吧。”那时候，因为到处要排队，哪里有这么多空闲的人呢？所以，慢慢出现了以物代人排队的奇突现象。开始时各家先由一个人在好几个地方放上只小篮子、小矮凳、或别的什么家什，后来干脆便就地取材，什么砖头石块等都当作人排着，并且相互间有邻里或熟人照看。这样，罗正清就在半夜三更先去排队，到三四点钟时罗远兄弟就来了。因为早市将开，人越来越多排队会混乱起来的。
人排得越来越多，时间也快到开市了。于是，嚷嚷声、吵闹的嘈杂声也越来越充斥在市场上空。有些迟来的人，想混水摸鱼插进队中去，而眼尖的又要拉他出来。这样就争吵不断，场面闹猛得可以。罗欢本是个小调皮，这么早跟着小哥来排队，站立不久便感觉寒风阵阵，好冷啊。现在看到大家排队乱糟糟、挤来挤去，他刚好有点闲得慌，就蹦了出来，把这个的破篮子一脚踢去，把那个的砖头丢掉，搞得人家找也找不着。此时，老潘伯正为寻不到自己的篮子着急。一看是罗欢在捣蛋，他嗔怒地道：“侬真是条搅塘乌鲤鱼（绍兴方言即黑鱼把塘水搅混了）不得歇！看看你小哥多文气呀。”这困难时期的小插曲，是一种含泪的笑。
终于，父子仨人得胜回朝，把国家分配的年货全都采办到手。接着，由父亲开始施展烹调技艺。只见他先用小楷毛笔，注意：不能用中楷、大楷；不然的话，那食油无法维持一个月时间。这小楷笔在沾了油后往锅里揩上一圈，再把所谓的“光荣菜”——卷心菜外面摊开的老叶放到锅里，然后，放入大概一两肉丝，翻炒几下，放点盐，再注入半锅开水，等烧沸后加入一把面粉，搅拌几下成了一锅糊状的菜羹，这样，他一勺、一勺地分给各人下饭；至于那两条小鱼，罗正清做通了家人的工作，要留给老婆李洁如吃，——她这个没鱼腥下不了饭的舟山人是这个家的顶梁柱啊！
为了弥补收入的不足，罗正清夫妇商量，尽可能省下点布票，甚至连少得可怜的肉票、鱼票、糖票也省些下来，还有就是当作“奢侈品”的糕饼票，全卖掉换钱来支撑这个家，因为这些东西不“享受”不会构成对生命的威胁。一家人惟一能够苦中作乐的日子是，到国家规定的每个月二十六号起，可以买下个月购粮证规定的米和面粉（按三七开搭配）时，这天晚上不搞分食制，而是烧一大锅面疙瘩，让大家敞开肚皮吃个饱。谁知，当掀开锅盖看时，哪有什么面疙瘩？完全是一锅浆糊，后听传闻说，是某些采购部门，为了能按时、按量、完成计划供应的任务，没办法，只好在面粉里搀和了些玉米芯子的粉以充数，——原来如此！其实这也是不得已呀，粮食不足才动此歪脑筋的。
中国人民是勇敢的，是坚韧不拔的，是忍辱负重的。他们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勇渡难关，无怨无悔。幸亏中国共产党及时纠正了错误，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且实行“精兵简政”，迅速扭转局势，领导全国人民克服困难，艰苦奋斗，相信我们的前途依然是光明的。罗远有感于这段生活，于六三年春，一篇有实际生活体验的散文：“我想起了光荣菜……”便从他的笔端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