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再回大上海

    到了一九五二年十月，罗正清的刑期已满，所欠亏空也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全部偿付清了。而原来的元丰米厂转为国营后，改成粮油加工厂。这样，罗便正式离开了由自己一手创办起来的实业，变成个自由失业者。这下可好，本来就因为债台高筑，入不敷出，家里生活显得十分窘困，常常要断炊、饿肚皮；如今更失去了工作，连一点收入都没有，岂不要坐吃山空？况且，三个孩子还在上学，一家子的开销怎么停得下来呢？他与夫人商量，在嘉兴一没了资金来源；二没有可以谋生的职业；三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既无亲眷、也没好友，就算认识的几个，也都是生意场上人，大家只不过有些经济买卖的关系，谈不上感情的融洽和至交。如此说来，真是“凉亭虽好，决非久留之地”。要生存下去只有再回上海了，因为那里总还有老同事、老朋友……

    为稳妥起见，罗嘱妻子无论如何艰苦点，克服一下，坚持个把月（他借贷了一个月左

    右的生活费留下），自己先回上海去找几个老朋友想想办法，请他们帮帮忙，等有点头绪马上来接家小。李洁如觉得也只有这样了。她点头称是，并宽慰丈夫路上小心，注意自己身体，不要太过忧虑，反正“车到山前必有路”嘛。

    李洁如在安排好孩子睡下后，亲自为丈夫打点好行装，送罗正清到火车站。在漆黑的夜空中，随着火车的一声长鸣，她望着从车窗中探出头来的丈夫，不断地挥手，直到火车离开站台驶向沉沉的黑夜……她的手仿佛凝固似地定格在空中。此一去罗正清身负全家的重任。生活啊，再一次把这一家子推向一个未知世界。

    罗正清在上海滩东奔西颠地奔波了一个星期，可以说是到处碰壁，这倒并不是那些老朋友势利、不够情义，实在是在这种形势下，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泥菩萨过河自身都难保”，怎么还顾得上别人呢？这些人中还有的是欠着罗正清债的，但问题是“燥砻糠打不出油”，你挤他的血？所以，他们也只得厚厚脸皮一再向罗正清表示歉意和为难之情。而罗这人心肠特软，看到人家这副样子，想想自己，除了摇头叹气还能怎么样呢？

    一天，已过晌午，罗正清还是毫无希望。他拖着沉重的脚步，垂头丧气、漫无目标地走着、走着……肚子里又饥肠辘辘，抬头正好看见一家小面馆，便进去想吃碗阳春面充充饥。正当他坐着等伙计端面来时，一眼瞥见对面那个矮矮胖胖的背影。

    “咦，那不是许洪发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自己这两天正到处打听他的消息，都没人知晓，却不料在这等去处不期而遇，真是“无巧不成书”。他走了过去招呼道：“老许，长远不见，你好啊？”

    许洪发一看是罗正清，先是一惊，继而略显一丝歉意地说：“嗬，嗬，罗兄，长远不见，长远不见！你还好吗？真是惭愧、惭愧！”原来这位许洪发欠下罗正清一笔数目不小的债，刚解放时，趁着乱世东躲西藏的；这几年时局稍稍安定了些，又听说罗正清离开上海，想来是太平无事，就大胆地回来了。孰料，人算不如天算，偏偏今天在这么个小地方狭路相逢，有什么好说的呢？

    可是，当他听了罗真诚地诉说这几年的不幸遭遇时，心里也觉得不是滋味，自己终究欠着人家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问题是，眼前拿不出这么一笔款子啊。思前想后只有将一家不景气的小五金厂抵给他算了，反正这半死不活的企业一再亏损，自己也正想脱手。现在又拿不出钱，名正言顺地以资抵债，总该说得过去，也表明自己的诚意了。虽资不及债，但只要眼前应付过去，以后再说吧。

    ，他只好跟罗正清摊牌了。罗眼看许洪发真的拿不出钱，欲把这家小厂抵给他。心中盘算：“尽管讨不到钱，不过，即使有现钱还是要用光的。如今，许某人把这小五金厂抵给自己，假如努力经营、运道好点，或许解决点生活问题应该可以的吧？”在没有别的办法的情况下，罗只能接受这一事实了。

    这样，坐落在小南门的“洪记制钉五金厂”就换了老板。罗正清在办妥移交、过户手续后，本想接家眷回上海，但又觉不妥，住到哪里去？厂里又没有宿舍，这十几号工人也只能挤在工场上的阁楼里睡地铺，自己仅在办公室里搭一张简易床铺。因此，他先在电话里宽宽李洁如的心，说总算工作落实了，等找到房子后再把他们接过来；但为了减轻妻子的压力，他决定先把罗远接到上海读书。因为，罗远可以跟自己挤一张铺睡，况且，读书总是上海教育质量高一点。如是，罗远暂时离开母亲，第一次跟随父亲一起生活。父亲给他联系了俭德小学插班读三年级。

    罗远又换了个新环境，每天早上一个人上学，放学后一个人回家（厂里）。他先在父亲的办公室里做完作业，然后到工场里看工人怎样用扁榔头把铁丝敲直，如何截成一定尺寸的长短，如何在洋钉平头机上把帽头压扁平，又如何在轧尖机上轧成尖头；做成一枚洋钉后，还有最后一道工序，就是把带锈的洋钉放在有硫酸溶液的缸里浸泡一天，主要是利用酸碱反应，把铁锈这种氧化物去掉，然后，到第二天捞出放到有锯木屑的滚筒里，封闭好后握住摇手柄不住转动（罗远摇不动，需要相当的力气），大约半个小时后筛净木屑，便成了锃亮发光的崭新洋钉。

    罗远是第一次看到通过工人的劳动，生产出一种社会产品的过程。这让他在读书之余获得了生产知识，体会到劳动的意义。以后的日子里，每当做完作业，他总会到工场里转转，看着工人叔叔和阿姨们劳动。而工人对这位小老板也很有好感，因为他不调皮、不吵闹，很文气听话，不乱动工具。所以，当他慢慢发生兴趣后，他们也乐意教他，每道工序该怎么做。不过，由于罗远还小，力气不够，不能上打帽头的平头机，工人们也会劝阻他的。这段生活可以说是罗远除了读书之外，接触到社会劳动生产方面知识的开始。

    第二节人在屋檐下

    眼看到了年边，罗正清觉得这小厂尚未理出个头绪，自己无法离开，因此，决定不回嘉兴过年。这样，只好分居两地过了。反正穷人无所谓过不过年的。于是，他和儿子罗远在上海厂里；李洁如则带着三个孩子仍在嘉兴，相互遥祝亲人平安康福。又转过一月有余，李洁如终于在嘉兴坚持不下去了，她没办法只得留下罗炜（在校住读），自己带着罗姝、罗欢直奔上海而来。她心里盘算好，先到娘家表兄那里寄住几天，这样，罗正清会加紧寻找房子的，否则，他总是推托没心思、没功夫安排。

    其实，李洁如是误解了丈夫。罗正清刚接收这一濒临倒闭的小厂，要想转危为安自己必须花大力气，跑供销业务。要是没有销路，生产出来的洋钉没人要，那堆在仓库里有什么用？反而把资金积压起来，这样，以后的生意就更不好做。再说，一旦销路打开了，那么还应解决原料供应问题，要是原料断档，就得停工。此外，还要抓生产质量。所以，厂虽小五脏六腑具全，而这一切又必须是你老板一人来承担，也就是里外一把手。如此说来，罗正清整天跑来跑去，忙得不可开交完全是事实，哪还顾得上找房子呢？

    李洁如的表兄一家大大小小有六口，住房并不宽余。不过，既然表妹来投亲靠友，暂时相帮解决母子三人的住宿困难，也是份内之事；况且，以前自家落难时，连老娘死后棺材都买不起，最后去求表妹，是她买了口像模像样的好棺材，才能把老娘抬出去入土为安。也就是说，人家是有恩于自己，怎可知恩不报呢？因此，跟妻子商量后，整理出平时堆放杂物的亭子间，安顿李洁如母子三人；至于床铺是谈不上了，只能睡地板。李洁如看着这，尽管心里不好受，但人在落难中，可以将就过去算不错了，还能有什么奢求呢？

    这一次李洁如来上海，就完全没有过去前呼后拥的风光了；而是形单影只、带着两个小孩、拎了口旧皮箱、坐上黄包车去表兄家寄居。看着马路上没有什么大改观的旧景，她感慨良多，叹息人世的变迁。如今物是人非，他们一家仅仅相隔了两年多，不但失去了爱女，而且在上海已无立锥之地，只好寄人篱下，这是多么巨大的变化啊！

    表兄自是无话可说，虽然谈不上热情好客，但心中的愧疚使他不敢作出拒绝。可这表嫂并不领情，她认为李洁如为丈夫母亲买棺材的时候，她还没嫁过来，所以，这事和自己勿搭界；觉得没有必要对这样的穷光蛋表示感恩。这样一来表兄较为难。他是个出了名的惧内，老婆这里工作不好做。毫无疑问，她的反应是冷若冰霜，而且还想方设法刁难、使绊子，企图撵走李洁如和孩子。

    当然，李洁如是明白人，不会与一般女人去计较。既然自己是处在落难之中，那么，能忍则忍，权当没听见、没看见。“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嘛。同时，也得体谅表兄的苦衷，不使他夫妻之间产生磨擦。不过，她有自己做人的原则，就是必须维护尊严，绝对不会乞求嗟来之食！就这样，她跟这位表嫂能避则避，不能避的话，就有理、有节、针锋相对。

    表兄生有两男两女，最小的儿子阿四只比罗欢大一岁，比罗姝小一岁。刚来的时候，小孩子有了新伙伴肯定是高兴的，天天在一起玩。可孩子打打闹闹总也免不了的，何况，孩子们长时间相处势必要擦出火花。只要没什么出格、危险，大人尽可以不理；如果大人掺和进去，甚至，轻信孩子的一面之词，并且立即作出不理智的反应，那对孩子产生的影响是非常不好的。

    果然，不久以后，这阿四一旦和罗欢吵架，不光动手打他，而且，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他：“小瘪三，滚出去！勿要侬住。”

    罗欢哭哭啼啼跑到阿姆身边，罗姝见弟弟被欺侮，气得捏紧小拳头拉着弟弟非要找阿四出气不可，结果，硬是被母亲拽回来。阿姆告诉孩子：“现在阿拉（上海方言，“我们”）是住人家房子，这叫‘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吃亏点算了，以后勿要得伊白相好了（上海方言：“伊”：他；“白相”：玩）”听了阿姆的话，两个孩子很懂事地不哭了，但心里还是忿恨难平，有什么办法呢？

    更有一次早上，罗欢嚷着要吃烧饼、油条，李洁如没办法，只好摸出一千元钞票（旧币）叫罗姝领着弟弟到弄堂口去买。哪晓得罗欢正边走边吃，冷不防从后面伸过一只手抢走他的烧饼，还说：“小赤佬吃啥烧饼！”原来是阿四！

    罗欢当即委屈地哭起来。这下可激怒了罗姝，她毫不迟疑地赶上去夺回烧饼，还给了阿四一记耳光，训斥他：“小强盗，敢欺侮欢欢，看我给侬吃生活！”并抓住领子威胁他：“侬敢告诉倷姆妈，当心我以后再教训侬！晓得伐？”

    罗姝的气势和威严使阿四连连讨饶说：“晓得嘞，勿敢告诉，勿敢了……”

    回来后，罗欢告诉了阿姆，结果反被妈妈埋怨他俩。阿姆说：“姝姝，侬勿应该去打伊，教训几句算了。本来是伊勿好，现在反而自家理亏了；动手打人总是讲勿响咯。”

    对于小孩子的纠纷事，李洁如是根本不介意的，她不会与那些无知无识的女人一般见识。她具有男人的气度；但如果是大人也经常风言风语，甚至指桑骂槐，话里带刺，那也是忍不下去的，人总要有骨气吧。

    将近一个月以后，眼看李洁如母子仨还没开路的样子，这位表嫂有点熬勿牢了，她全然不顾人家过去的好处，反而倒打一耙，竟说出：“啊呀真作孽，阿拉阿四从来呒没人欺侮，现在倒好，把人家请到屋里相来欺侮阿四……”“……天气嘎（这样）热，屋里轧煞脱来（挤得很呀）……”

    常言道：“冷粥冷饭好吃，冷言冷语难听。”再说，随着夏季的到来，这原本堆放杂物的亭子间蚊子、苍蝇、老鼠作乱，睡地铺根本无法挂蚊帐，晚上怎么睡得安稳？李洁如是整夜整夜的失眠，小孩子也被蚊子叮咬得全身红疙瘩东一块、西一块，整夜挠痒睡不安稳，难熬得很。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何时是尽头！真是“冬天喝冷水，点点在心头！”

    星期六吃过晚饭，罗正清带着罗远来看她们娘仨。罗姝和罗欢拉着爹的手说：“阿拉也要跟侬（你）到厂里去，勿要住人家房子，淘气。”李洁如本想瞒着丈夫，不让他知道真相，不料孩子是天真的，在自己父亲这里说出了心里话，这下李洁如便再也忍不住地哭出了声。

    看着娘儿们伤心地哭作一团，罗正清内心翻江倒海难受死了。他决心一星期内要找到房子，问题是，好的房子租不起。如今只得与夫人摊牌。此时的李洁如光想早点搬出，结束这仰人鼻息的生活，管他什么房子的好坏，只要能住就行。

    第三节落难棚户区

    这位表兄头子蛮灵，见罗正清与表妹已别无选择，只求找到房子能住就行。便十分热心地东打听、西探讯，为他们出谋划策，提供房源。最后，在蓬莱区沪闵南柘路一四八弄找到一处房子。不过，看到以后，真是让人像掉进冰窖里一样凉透了心。这是典型的棚户区，一式低矮的木板房，虽看似有两层，其实低层到天花板仅一米九样子，手伸起来就碰到楼上的地板了。所谓的楼上，前面窗口人根本站不直，实际是一个阁楼，搭一个铺、放一张小桌子而已。至于地板么，踏上去软绵绵的，很担心随时会断裂似的。这种板房子不知道搭建时是派什么用场的，简直跟临时工棚（现在的工棚比这要强多了）差不多。板间缝隙很大，夏天有好有坏，虽然通风透气，但木板更易受热使屋里像蒸笼一样，酷热难耐；而冬天更不行，人家是“春色满园关不住”，它却是“风雪满屋夹缝来”。寒冷的北风可以肆无忌惮地直进直出，要是下起雨雪的话，屋里用脸盆、罐钵一接，就会演奏出一曲叮叮当当的打击乐。这种房子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应属一级危房了，根本不可能居住。不要说什么抗台、防震，就是力气大一点的运动健儿都可以把它推倒。

    更令人担惊受怕的是，这棚户区的环境，紧邻旁边乃是一块荒地，仅用竹篱笆与之隔开。不知道以前这里有没有房子，反正现在是一片荒草和乱石堆。白天透过篱笆隙缝望去，已然感觉非常荒凉空寂；更别说是晚上了，那更是黑黢黢的什么也看不见；但却成了不少流浪狗抑或是疯狗聚集开会的场所。它们在这个天堂里相互追逐嬉闹，或者为争夺异性伙伴而相互嘶咬拼命；不时地狂吠乱叫，大有鬼哭狼嚎那样的凄厉恐怖。这样的阴森可怕情景，不要说是女人和孩子，就是青壮年男人也会有毛骨悚然之感。晩上简直无法安睡，所以，只要见天暗下来，大家便不敢走出家门一步。

    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就是这么奇怪，既有当时全国最高的二十四层的国际饭店，南京路（大马路）、外滩等处繁华的都市高楼大厦；也有苏州河边、南市、闸北等地，拥挤在一起、又低又矮、又脏又乱、夏天潮湿闷热、冬天难避风雨的棚户区，这是多么强烈的反差对比啊！

    罗正清一家从居住在南京路旁的三层石库门小洋楼，直线下降、跌落到上海最穷困的棚户区，这不能不说是对人生开了个国际玩笑。不过，倒也是从抗战以来，都市社会动荡、变迁的缩影。

    与其说是寄人篱下，倒还不如独居棚户好；至少这是个自由的天地。李洁如的傲骨让她选择要自由，宁可吃苦。她头脑还算清醒，懂得生活的艰辛。开始和罗远一道布置居住环境。娘俩先用旧报纸糊住板缝，再买来图案纸贴上“美化”板壁，这样看上去至少清爽多了。嗨，简直像今天时尚装潢的墙纸那么漂亮。阁楼窗下刚好能放一张小方桌，后半间搭一板床；此外，到晚上睡时，再撑起一张行军床即可安顿一家五口就寢。楼下后半间放一只煤球炉、一口小水缸、一只小菜橱，这样算是厨房了。水要到弄堂口给水站去放，一百元（旧人民币）一铅桶；开水同样到老虎灶冲，两百元一壶。从此，生活环境变了，人生的轨迹自然也变了，他们开始与这里的人群为伍。

    小弄堂里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人物，住对面的是踏三轮车、人称其羊子大叔的苏北佬；左邻是个在徽章厂做工的王保全师傅；右邻是位修钟表的小绍兴，其老婆阿毛娘是居委会干部，管给水站工作；弄堂口那户夫妻俩是莱场卖菜的；还有在棉纺厂、搪瓷厂做工，以及串家过巷擦皮鞋、收破烂旧货的，做小生意的，当搬运工、木匠、剃头匠的等等；什么三教九流的都有，聚集着生活在社会低层的劳苦大众。但像罗正清这样还可称作老板的却绝无仅有。所以，左邻右舍依旧叫他罗老板，这是含泪的幽默。

    说这是幽默，是因为罗正清的老板名不副实，何以见得？当初他从许洪发手里接收过来时，满以为打开销路、机器转动起来就会好的。谁知道这许某人玩的是金蝉脱壳之计，罗正清是在给他揩屁股——还债。别说亏欠的原材料款、税款，就连厂里这十几号工人已有一年没发工资了。他到现在才明白，这个厂即使正常运转，三年里头是无法扭亏为盈的。要是没有资本垫下去，那是无论如何也没办法正常运转起来。罗正清生活的坎坷，好像命中注定似的，如今又一道难解之题横亘在他的面前，这半死不活的厂，已到了实在维持不下去的时候了，他的眉头不得不再一次紧锁起来……

    回到家里李洁如看到丈夫又是愁容满面，心想：“过日子简直是在解绳结，刚解开一个又有一个，真是解不完哪！”夫妻俩商量来、商量去，总没有好的办法。

    此时，不久前，从嘉兴回来的大儿子罗炜刚走进来。他高中毕业了，大学没得上，便回上海父母处，待业找工作。他一跨进门看到父母正为这小厂作难，就提出自己最近常考虑的大胆设想：“把这厂卖掉抵债，留下一平一尖两台洋钉机（这种机器是手工操作的、较简单），反正自己也长大了，不如搞家庭工业，虽赚不了大钱，靠劳动力维持一家子生活，想来没问题吧？”

    罗正清夫妇听儿子一说，倒给提醒了：“对呀，现在家里有了人手，夫妻、儿子三人做洋钉是完全可能的。大家齐心合力，日班、夜班做，这点辛苦钱应该赚得出来的。”

    一旁的罗远和罗姝也插话说：“阿爹，阿姆：像敲敲铁丝、装装箱子、噶种劳动阿拉也会做，放学后，夜到头可以帮忙一道做。”

    夫妇俩看到孩子们这么懂事，心里也觉宽慰许多。

    就这样，罗接手的“洪记制钉五金厂”，不到两年便寿终正寝，一个新的家庭企业，“勤丰五金手工业社”则诞生了。

    第四节亦苦亦乐

    可以说，这又是个转折点，从此，罗正清由一个资本家，变成自食其力的小手工业者。而李洁如也从原来的官太太、资产阶级老板娘，变成一个靠双手吃饭的劳动人民。这正像莫泊桑小说《项链》里的玛蒂尔德，“为还赔项链的债，她辞退了佣人，开始自己做家务、搞卫生，于是腰也粗了，手也红肿变得粗糙起来……”李洁如同样如此，从外形的体态，到内在的心态、思想意识都起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本来，从不碰、从不做的事，如今敢慢慢尝试去碰、去做。像敲铁丝、轧尖头、摇滚动等粗重活，以前根本无法想像，一个官太太会去接触它。而现在居然都会做了，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说明劳动改造人的伟大。罗炜也成了个响当当的小伙子、正劳力；况且，他天资聪明，悟性极高，自己慢慢摸索，不到半年功夫竟连钳工、开模具这样的技术活都能揽下。由此，他们的家庭手工业可以完全不依赖别人，自家独立能经营生产，这使罗正清很开心。全家除了罗欢还小，帮不上忙外，都动员起来。

    为了节约成本，罗正清到电筒厂买来报废的电筒圈（电筒后盖上的铁丝圈），回收打包用过的旧铁丝。罗远、罗姝兄妹俩一放学回家，就帮母亲拉直电筒圈（套在桌上一枚大钉子里，用钢丝钳夹住一拉），然后，用扁榔头在铁砧上敲直。晚上，母亲和哥哥一个轧尖头，一个打平帽头，兄妹俩就把敲直、截成一定尺寸的铁丝，整理、安放好递上去，这样速度就快起来了。他们嫩嫩的小手磨起了泡，流出了血；但心里是热乎乎的，感觉自己也能为家庭出点力，至少可以让父母也宽宽心。因为，小小年纪的兄妹俩，深知阿爹、阿姆，也在努力改造自己，他们本不是靠劳动挣钱的好手啊！

    这种特殊形式、带有自然经济性质的家庭企业，也许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色吧。它否定了资本主义生产企业的劳资关系，家庭成员人人都是老板，同时，人人也都是工人。使之融为一体的沟通桥梁和串连的红线，正是这一脉相承的亲缘关系。所以嘛，浓浓的气氛、热火朝天的干劲，让人看到了希望，增添了生活的勇气，这使他们脸上现出了笑容。

    然而，创业是艰难的，特别在这样的年头，国家的元气还未完全恢复，市场依旧萧条，生意实在难做，不是做什么事都会顺风顺水的。家里的生产是正常运转了，可这供销渠道是否打得通呢？罗正清背着二三十斤洋钉，整天跑东跑西推销，人家不是说不要，关键是拿不出现金要赊账。而罗正清则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数好的，这头的洋钉一脱手，马上要到那头去进原材料，还得维持一家人开伙仓，怎么可以赊欠呢？但要是不赊账，这洋钉又不能当饭吃，怎么办？真是难死人了。最终只好杀血卖（即对方拼命杀价付现）——罗为了得到现钱，没办法不赚也得卖；或者，对方付一部分、欠一部分，这是算好的结果，毕竟还有赚头；问题是欠着的那部分要到何年何月讨得到手，还是个未知数。如此一来，不但生产没法正常经营，只能做做、停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连一日三餐都控制不住，得跟肚皮打招呼，让它不要按时咕咕叫，这能做得到吗？试试看吧。

    暑假里，罗远看到父亲早上背着一旅行袋大约三四十斤洋钉出门了，阿姆便叫他带着妹妹、弟弟到外面去白相、荡马路、拖延辰光。到中午时，他先让罗姝回家打探消息，要是阿爹回来饭烧好了，就来叫他们。没来的话，继续在外面游逛，还得想办法拖住小弟，不使他记起肚子饿了而想回家。有时候直等到下午三、四点钟，罗欢年纪小真正熬勿牢哉，要喊肚皮饿。没办法，罗远只好连哄带骗，领他到对面保安路口，去听刚开始设圆场的“小热昏”说大书。什么《说岳全传》、《武松打虎》、《三国演义》等等。直到天完全暗下来，罗姝来报信说“阿爹回来”时，兄弟俩立即飞马快豹地跑回家。一踏进门，看见阿爹买来一大钢精锅的阳春面，还有不少山东大馍馍（烧饭大家等不及了，只好现成买来充饥），便狼吞虎咽地大大饱餐一顿，似乎觉得中午漏掉的这餐饭应该补上才对。一直吃到喉咙头，像老鸭吞田螺那样伸伸脖子……这种慌食相吃餐饿顿、暴饮暴食的现象着实延续了一段不短的时间，造成罗远兄弟长大后落下慢性胃炎的毛病。

    一九五三年，新中国在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期后，国家的经济建设步上了正规的发展道路，开始执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形势的逐步好转也对企业生产带来了福音。到了五五年，通过对市场的了解，也为了改变这种不正常的生产境况，罗正清和家人计议商量，决定不再做洋钉，因为洋钉利润少，销路又不好；还是改产门窗插销好，只须稍加改造一下模具，增添一些炉子等热处理设备即可。但问题是现在的住房就算螺丝壳里做道场也不行，由于必须通过炉子温度加热，所以，木板房子是非常不安全的，一定得换地方。这就意味着又要搬家。所谓：“屁股还没坐热，又得挪地方。”哈哈！真够呛。

    经打听托人介绍，总算一个月后在附近不远的瞿真人路寻觅到一间高平房，里面后半间有一阁楼的住处。这是一幢沿马路的两开间房子，墙壁看上去是白石灰的，但里面根本不是砖头而是竹编篱笆墙，涂上拌和泥，外涮白石灰而成。不过，较之于木板房子还是要结实得多，而且安全系数大些。还有就是这房子的面积也比原来的大，前后景深有七米多，门面也有三米五宽，这样，前半间做工场（没有楼），后半间加阁楼可作住房卧室倒也实用，基本上能解决工场兼住房了。

    于是，又再一次搬迁“新居”。而这次的搬迁则是为了适应生产的需要，也就是说，他的家庭工业生产慢慢走上正常、成熟的道路。这段时期内，虽然供销业务仍存在拖欠现象，但是，行业之间的交往加深了，大家相互之间可以开展协作，也可以互通有无，使生意做得活络起来。罗远清楚地记得，那段时间家中生活过得比较充实。他和弟妹放学回到家里先做完作业，然后，帮着一起劳动生产。他在一旁给炉子添煤、拉风箱，妹妹则把打好的成品整理装箱，连罗欢也忙着把淬好火的半成品从水中捞出来……一家人没有一个空闲着，吃过晚饭继续干，而且有说有笑、干得热火朝天。三个孩子因要读书到九点钟即去睡觉，而大人要干到十一二点才歇手。这时候，罗正清买来阳春面，大家吃了夜点心才带着满意的疲劳腄去，第二天又照样继续……随着生产的正常生活也逐渐得到改善，至少一日三餐是不用愁了。

    生活的滋味，就好像品尝一枚青橄榄，开始是苦涩，继而又酸，慢慢咀嚼倒品味出一点甜味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