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
一九五六年的春天,全国各地到处阳光明媚、春色满园,中华大地一片勃勃生机,社会主义建设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新中国诞生已有七个年头了,从一个婴幼儿开始跨入了儿童少年的阶段。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到了关键的第四年,苏联援建的一百五十六项重点基础工程也基本建成,可以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特别是经过土地改革以后,随着互助组、合作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农民的积极性极大地调动起来,使农业生产创造了历史新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已经达到,或超过解放前中农的水平。老百姓安居乐业,无忧无虑,一心一意大搞生产。在这大好的形势下,英明的党中央及时作出决策:“如今基本完成农业合作化以后,我党工作的重心应该转移到城市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没有因循苏联斯大林的作法,把所有资产阶级都一棍子打死;而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按照中国的国情,采取和平改造的方针。除了极少数反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以及不甘心失败、伺机破坏捣乱的,我们要坚决打倒以外;凡是愿意接受和平改造的,党和人民都表示欢迎,并团结他们一起投入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来。至于他们的资产也不没收,而是采取合理估价、赎卖的政策。对于中国来说,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除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外(逃往台湾),其余的毕竟是少数。而旧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根本就是一个不成熟的资本主义肌体,不可能形成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阶层;何况,在民族资本家中,有不少还是爱国的民主人士,像荣毅仁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更多的则是中、小资产阶级,还有那些仅为维持养家糊**计的个体工商业者。所以,这一和平改造、团结利用的方针政策,得到全国人民最广泛、最热烈的拥护,各私营企业纷纷走上公私合营、集体联办之路,并逐步向地方国营、国营企业这样的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过渡。同时,资产阶级分子本人,也由原来的剥削者,慢慢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创举,在占全世界四分之一(当时)人口的土地上,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这既是中国人民的福祉,也是伟人的巨大历史功勋。所以,说五六年的春天,是一个格外美丽、动人的春天,一点也不为过。
“咚咚锵,咚咚锵……”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全上海的大大小小马路上,拥挤着不断报喜的队伍,一会儿由西向东,一会儿由南向北……“欢呼某某厂公私合营”“庆祝某某公司转为地方国营”“拥护成立某某工业合作社”……这一社会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运动,竟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轰轰烈烈,实在是始料未及,完全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势所必然。罗正清他们这一小五金行业,也同样在热火朝天地酝酿着、筹备着。到了五月份,一个由十三、四户家庭工业联合组成的“上海市蓬莱区新生制钉拉丝工业社”挂出了牌子。
罗正清久久凝视着披着红绸的牌子,百感交集。解放以后,这六、七年间真是颠沛流离,东迁西搬,生活无着,再加上丧女之痛,牢狱之灾,可以说打击变化之大,是难以承受的。当然,这不能怪共产党,而完全是社会大动荡,历史变迁的结果。现在好了,随着国家的安定,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只要接受思想改造,靠双手劳动,那么,全家的生活会得到保障的,平平安安过日子这个愿望会实现的。
一直来,这小业主、臭资产阶级分子的沉重枷锁,压得自己抬不起头来,尽管,这臭资产阶级过的是比平民百姓还不如的饥一餐、饱一顿的贫困日子,还真让人有点哭笑不得。可如今,不要说生活不成问题,更重要的是找回了做人的尊严,自己不是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吗?所以,他是从内心完全赞成和拥护的。从此,一家人心情舒畅,除了罗正清还属于在改造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外,李洁如和儿子罗炜,便成了真正的工人阶级。要知道,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领导阶级,走在路上是特别吃香的。
罗远和家人一样,心里格外高兴。尤其是这一年的春节,他看到哥哥罗炜把工业社分得的年货用黄鱼车踏回家,那种从未有过的欣喜使他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唷!嘎大的青鱼,还有大公鸡。”
弟弟罗欢也边拍手边蹦跳着说:“嗨!还有好多好多的东西,有猪肉、有鸡蛋、有糖果、有糕饼……好开心哦。”这个年是解放后过得较为舒畅的一个年。
罗远曾经在一篇作文(题目是《记一件难忘的事》,副标题是“欢呼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伟大胜利”)里写道:
“……我总算可以深深地呼出一口气了,和大家一样,能够享受到社会主义的阳光和自由生活了。虽然,我父亲还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但他正在接受改造,争取重做新人;而母亲和哥哥则已是光荣的工人阶级中的一员,也就是说,我的家庭同样有了红色的成分……”
如此少年老成的政治敏感性,令人唏嘘和惊叹。生活的教科书是最现实的活教材,罗远幼小的心灵,在生活鞭子的抽打下,渐渐领悟了生长在这样一个国民党反动军官和资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就是和别人不一样,好像比人家矮了一截,总抬不起头。不管你学习成绩有多么优秀,也不管你其他各方面表现得多么出色,并得到老师的表扬和同学们的称道,罗远的心里还是隐隐有种压抑感和自卑感。因此,也影响到他的性格更加的沉默寡言了。他觉得自己应该更加努力发奋读书,只有学习成绩超越领先,才能提高人格的指数;只有在思想、道德、体育、文艺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综合提高,才能改变自身的形象。事实证明,他的努力获得了成功。小学生嘛,还是个天真无邪的孩子。虽然,我们不能否认剥削阶级家庭的影响,但也应该看到,从一解放进学校读一年级起,翻开语文课本映入眼帘的就是:“毛主席、中国共产党、五星红旗……”受到的是党的教育。所以,罗远成为一个品学兼优、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除了他自身的努力外,跟学校老师的关怀、培养是分不开的。老师和同学信任他,到六年级时一致推举他为少先队大队委员。他又是校篮球队队员,乒乓球也荣获全校亚军;此外,在美术方面他也画得一手好山水画,美术老师杨凤山,常让罗远作示范画,供其他学生临摹。可以说,像罗远这样能学一样、专一样的天才实在少有,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正是这一全面发展,导致他以后不可能在某一方面作出特别的贡献。事物的发展总是一分为二的,既有有利的方面,也有不利的方面。
第二节大鸣、大放、大字报
一九五七年的秋季,老天也要跟人间作对似的,连绵不断的阴雨,令人确确实实有种“秋风秋雨愁煞人”“潇潇雨声捣心鼓”的感觉;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凄迷景象,根本没有秋高气爽、明净似镜的样子。也许受气候的影响,罗远也有点心神不宁,连读书都思想集中不起来;不过,他天天吃过午饭来到阅报栏前看报的习惯,就好像吃饭一样,不会忘记,不会落下。他从家到学校大约十五分钟路程,因此,有充裕的时间经常来浏览报纸,关心时事。
自从五六年的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运动以来,罗远好像对报纸的兴趣骤然增加,因为,他已感受到国家大事会关系到家庭、乃至个人的生活和前途;现在,家里生活之所以有了保障,还不是因为公私合营、手工业合作化以后,父母亲和哥哥都成了拿工资的劳动者么?当然,他也能够安安心心地读书了。由于常看报纸,罗远觉得有许多知识、信息是教科书上没有的,像什么“胡风反党集团”,还有揭发出“原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原市公安局长杨帆是反党分子”等。因此,有种新鲜感、满足感,同时,也提升了对报纸的兴趣。
因为常看报,所以他知道了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正是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全国文学艺术界形成了大鸣、大放、热烈争论的学术气氛。这本是好事,让罗远了解了以前许多闻所未闻的知识,像醍醐灌顶似地使他开窍不少。然而,时势的发展又使他视线模糊了,这大鸣、大放、到了后来,又变成群众性的大字报相互揭批攻讦,简直是闹得全国上下唇枪舌剑、硝烟弥漫。特别是报纸上天天翻新的一些消息,以及那些并不十分理解的政治、哲学术语,什么“右派分子”“****与**制”“民主与专制”,什么“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动性”等等;更引起他的好奇和迷惑难解。他不懂,怎么那些部长、副部长、以及知名人士,诸如:“罗隆基、章伯钧、王造时、孙大雨”等都会是右派?为什么要结成“章罗联盟”?为什么“右派要向党猖狂进攻”?报上称“这是射向我们社会主义的一发发炮弹”……啊呀,这怎么跟打仗似的,有这等严重、厉害?……
当然,形势的发展完全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部署。在各界人士响应“百家争鸣”、向执政的共产党“提意见”、一阵“大鸣、大放、大字报”的鼓噪以后,群众夺过“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武器,开始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报纸上今天揪出了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王造时……”明天揭发出“章乃器、马寅初、黄绍纮……”还有什么“复旦大学教授、学术权威孙大雨跳楼畏罪自杀”“著名学者、翻译家傅雷也在家自杀身亡”等新闻。
终于,有一天,他发现学校的走廊里也出现了大字报,而且在一天天的增多,同时内容完全偏离了学术的范畴,涉及到很多社会、政治问题。开始是一些不着边际的内容,什么“外蒙古、海参威、库页岛等是我国的领土为什么不收回?”什么“我们为啥把苹果、鸡蛋等送给苏联老大哥吃,而老百姓没得吃?”后来,慢慢衍化成什么“不要****,实行**制民主”、这样一些涉及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后来,也开始挖出学校里为数不少的中、小右派分子,像著名的生物教师刘坚、教几何的印尼归侨裘菲克老师、教音乐的金曼丽老师……
这些老师本来都是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在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作为初二学生的罗远,平时总对这些高中部的老师仰视有加。如今,竟在厕所里邂逅剃着光头、穿着布衣、打扫卫生的刘坚老师——右派分子,他毫无思想准备,脱口一声“刘先生”(那时习惯称老师为先生),使这位右派吓了一跳,并马上低下头连说“罪该万死、罪该万死!”。罗远顿觉十分尴尬地退了出来,总算还好没人看见。
不到二个月时间,全校总共约一百七八十个教职员工,居然挖出了三四十个右派分子!真是不可思议。罗远感觉头都大了,他搞不懂:一个学校的老师有这么多右派,那还是学校?教出来的学生不也要成了小右派了吗?为什么解放**年了还会出现这么多右派?当初怎么不知道?有不少还当了大官、做了教授、成为作家、名人!如今,学校里弄得人心惶惶,不能正常教学,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呢?后来,为了使学校的教学不停下来,也算是缩小打击面,在有关领导部门的指示下,问题不太严重的右派老师,还是让他们走上讲台戴罪立功,但不许乱说乱动,要接受全校师生的监督。这就造成一种奇特的现象:右派分子的老师只准传授知识给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学生,而思想意识上的改造,又必须接受学生的监督,可悲啊——师道的尊严!
回到家里,罗远见父母亲最近老绷着脸没一丝笑影,而哥哥晚上也常常外出,据说是去喝酒解闷,这是为什么?他几次想问,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然而,这样的紧张气氛始终没有缓解的迹象,最后,他还是忍不住去问阿姆。
阿姆告诉他:“自从手工业联社转为地方国营的拉丝厂后,你爹被调到热处理车间,做的工作就是和搭挡唐其武两人把一圈圈浸泡过硫酸溶液的铁丝,约有二、三百斤重抬到大炉子上烘烧,待其外面的铁锈烧掉、变软再抬到拉丝车间去拉细。可怜他已五十六七岁年纪,以前又是个文弱书生,哪能吃得消?每天回到家里喊腰酸背痛、直不起身来。”罗远看到阿姆讲到这里眼眶已满含泪花,心头不禁也揪紧了。稍等一歇后阿姆继续讲道:“你爹本想向厂领导要求调动一下工作,但想到自己的身分又不敢开口。在休息的时候,同事间扯谈未免叹几声苦,说这把老骨头要做煞了。结果被传到上头,勿得了,大字报贴到车间里,说你爹对‘社会主义不满,污蔑工人阶级领导’;还说‘在工人阶级队伍里散布谣言……’就这样,小会批、大会斗,一三五、二四六轮转,真作孽啊!”
“那哥哥为啥要喝酒呢?”罗远问阿姆。
“也是为你爹,在批斗会上人家无中生有,上纲上线瞎讲,你哥实在听不下去争辩了几声,马上遭到工会主席吴华生的呵责,说什么是‘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妄想反攻倒算’。因此,他憋着一肚子闷气,只好借酒浇愁去了。”阿姆接着又说:“这样下去我担心你哥会出事体的。”
“是呀,哥哥的脾气又暴躁,哪能办呢?”娘俩说着、说着,都不免后怕起来,辛酸的泪水便也止不住地流淌下来。
这许许多多的现实发生的问题,弄得罗远思想上越来越矛盾了,一方面从报章杂志、学校里的大字报来看,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沦,当然要批、要斗;但另一方面对无中生有、小题大做、无限上纲上线、“拔了鸡毛当令箭”,诬陷、中伤别人的,他也感到心里实在不是滋味,要实事求是么。可在运动的红火头上,又不许你申辩,谁要是说几句不同意见的话,谁就是思想右倾,再严重一点,会沦为帮凶并划归右派,更不要说成分不好的人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运动,确实是解放**年来最大的一次政治运动,而罗远也刚好步入到青少年的时代,怀着一颗什么都想知道的好奇心,接受了一次思想的洗礼和心灵的拷问。
第三节一千零七十万吨钢
在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结束后,新中国的大地上又席卷起一股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十五年超过英国、二十年赶上美国的共产主义建设热潮。当时,在这块古老文明的中华大地上,热火朝天,温度之高可以说超过了沸点,全国上下好似一锅开水沸腾起来了。在这样的形势下,人人头脑发热、兴奋异常,罗远也不例外。他对报纸的兴趣愈来愈浓了,除了依旧天天不误去阅报栏看以外,还要在下午放学后,到报亭买一张《新民晚报》,因为这日新月异变化的形势,新闻消息的发播,不是以日计算而是以时计算了。毛主席说过“一个钢铁,一个粮食,这两大元帅升帐了,那我们的工农业生产就会上去。”所以,上半年提出的指标是全年钢产量要达到535万吨;而到了下半年一再修改,最后变成翻了一翻的1070万吨。哇!简直令人目瞪口呆,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再说粮食,今天看到报载浙江省放了颗水稻亩产卫星——达到15000斤;明天又看到江苏放的卫星更大——达到20000斤;这已经令人难以置信了,不过,好戏还在后头呢!纪录会被不断刷新……湖北25000`斤、湖南30000斤、广东更高达35000斤!哈哈——真是神了,变成《封神演义》,一夜之间呼风唤雨便能创造奇迹。
对于这样的奇迹,罗远一直要到下放农村后,才能解开其中的谜团。经历过大跃进的农村社员亲口告诉他,当年的奇迹是怎样诞生的:“在即将收割时,头天夜里全体社员挑灯夜战,把别的稻田里成熟的水稻用泥锨连土铲起,放到高产田稻株的空隙中,像这样排排密密全挤满。第二天,上级领导带着记者来验收放卫星的高产田。他们站在田头,望过去稻挨着稻、黄澄澄、全是稻穗,煞是好看。所有社员等队长一声令下,嚓嚓嚓地割过去、脫粒、过秤,‘哇,有五万多斤!’其实,这只不过是把好几块田里的稻,一夜之间集中移到这块试验田里才创造出‘奇迹’的。”
“哦,原来是这样的!”罗远知道谜底后,像是有种被人愚弄的感觉,简直是哭笑不得。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工厂里、机关团体、学校里、甚至马路上,各到各处的广播、喇叭都在放着这种激昂的歌曲;还有“公社是颗长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罗远他们在美术老师的带领下,到上海郊区农村墙上开花,写标语、画宣传画。什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人民公社就是好,一大、二公,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天梯”,还有像“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要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总之,要极大地鼓起人民群众的干劲,全身心地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
国庆节过后,更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什么洋高炉、土高炉;什么大高炉、中高炉、小高炉;凡是能够炼出钢铁的,反正一齐上马。于是,一夜之间各种小高炉像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整个神州大地上星罗棋布、密密麻麻、遍地开花。当然,学校也不甘落后,在操场周围的篱笆墙旁,学生们用泥土和砖瓦垒起一座座近乎一人高的土高炉。罗远他们初三(1)班的小高炉砌在墙角上。大家把家里带铁的东西想尽办法挖来,像铁锅、铁铲、铁的箱子铰链、甚至不惜拆下铁门换成木门——作为炼钢的原料。由于这是全民炼钢运动,各单位、学校、工厂都有任务,所以,家庭成员之间也要争夺原料了。这样,一家之长就不得不根据需要作定量分配。
罗远每天很早就到校,拿了杆秤和麻袋帮助班主任老师收废铁原料。到了星期六下午放学后,开始点火炼钢了。全班分成三个小组,第一组从开始点火到第二天早上七点,第二组从第二天接班一直到晚上七点,第三组从晚上七点到第三天天亮炼好为止。
罗远兼第一小组组长,他要求同学们必须开好这个头,火要烧得越旺越好。体育委员李正平回家吃了晚饭后拎来一壶柴油,原来他爸是运输公司开汽车的。他们把柴油浇到煤炭上,哇!火苗窜得老高老高,熊熊的火焰映照得这些青春少年,个个脸像红苹果似的,绽开了兴奋激情的笑容。他们有的用老虎钳、有的用大剪刀、有的用榔头,把各种铁器钳、剪、砸成可以放进炉子的小块锻烧、熔化……这就是所谓的炼钢;让一群只晓得埋头书本、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中学生,体味一下炼钢工人的生活,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只是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
黑夜早己降临了,但在这里黑魔似乎也退缩了回去,红彤彤的火光映照得比白天还亮,远远望去围绕操场四周,是一个椭圆形的火环,多么壮观呵!这遍布神州大地的火光直达天宫,惹得太上老君惶恐不安地去报告玉皇大帝:“人世间又一座‘火焰山’喷发了!”
“……全民动手齐炼钢……嗨!1070万吨钢呀呼嗨,一吨钢来也不少,半吨钢来也不少,那个说到要做到……”同学们一边鼓足干劲大干,一边手舞足蹈地唱啊、跳啊,根本就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疲劳,连瞌睡虫也不敢来打扰他们。可是,毕竟这是些未成年的青少年,到了后半夜,不仅肚皮要唱空城计,而且,此时的瞌睡虫却像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肚皮里那样,钻进鼻孔到了脑子里。眼看同学们的眼皮子要开始打架,罗远让体育委员打来一盆冷水,叫大家用冷水洗把脸,并站起来高声说:“同学们,为了一千零七十万吨钢,我们要鼓足干劲、不怕困难、大干快上!现在让我们一起高唱《社会主义好》好吗?”
“好嘞!大家唱歌鼓干劲。”同学们赞同地齐声回答。
于是,在罗远的指挥下众人齐声高歌。这时候食堂人员也及时送来夜点心——薄粥汤。在每人喝了一碗粥后,好像是喝了人参汤,又像是注入一针兴奋剂,立马又豪情万丈,围着土高炉又蹦、又跳、又唱,那种狂热的程度,姑且打个不恰当的比喻,简直跟现代那些吃了摇头丸的劲舞男女没有什么两样。终于,等到火焰烧尽,同学们看到自己狂热熬夜而得到的胜利果实——像糍饭团一样的一块块铁疙瘩。
“哈,哈!我们炼成‘钢铁’喽!我们也能为一千零七十万吨钢添砖加瓦作出努力喽!”正是有了这许许多多的铁疙瘩充数,才保证了经一再修改的大跃进指标得以实现。可以说,每个亲身经历过、或置身于这种场合的人,不可能不受到如此的忘乎所以、激动人心气氛的感染;怪不得后来罗远参加市中学生作文竞赛,—篇题为《记一件激动人心的事》,他不加思索地就以此为题材。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这是一个创造奇迹的时代。第一艘万吨巨轮“跃进”号下水了;第一辆东风牌轿车诞生了;青年工人王林鹤经历了371次试验,终于造出第一个五万伏的高压电桥,填补了国内的空白……啊,实在是太多太多不胜枚举了,总之,国民经济发展的列车驶向高速。党中央、毛主席又为我们描绘出了共产主义的前景,说“共产主义已经为期不远了,它将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实现……十五年超过英国、二十年后赶上美国,就可以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这是多么令人神往的美景!全国人民都处于极度的兴奋之中,真是忘乎所以。心想:像美国、英国这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几百年才变得现在这样富强,而我们只须二、三十年就可赶上和超过他们,简直是不可思议,这不是做梦吧?
罗远也在计算着、憧憬着自己的人生:二十年后,自己正处于壮年期,这是人生最好的时期,既有丰富的学识和社会生活阅历,又有充沛的精力,正好可以大大地施展才华,实现自己的抱负,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事业添砖加瓦。他有时晚上就是这样想着想着,在一种十分满足、兴奋的状态中进入了甜蜜的梦乡,梦中他像个小天使安琪儿那样,生有一对翅膀,飞呀、飞呀、飞向蔚蓝色的晴空……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大跃进决不是偶然的。中国的老百姓历经解放前长期的战乱之苦,饱经忧患、民不聊生,把他们压榨到只有一种求生欲望的生命极限,那种忍辱负重、吃苦耐劳的顽强,保证了生命的延续。新中国成立之初,共产党政权尚不稳固,既要对内进行剿匪、反特、肃反的斗争,又要对外进行抗美援朝战争。而今,一旦战争结束了,生活能够安定下来,群众便已经感到满足,人心思定嘛。到了五八年,不但政权巩固了,战争彻底结束了,而且有了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农业合作化运动胜利完成的条件,更有反右斗争的思想基础。党中央、毛主席看到了形势的发展,当老百姓在过了几年的安居乐业生活后,便产生了想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过上好日子的愿望;所以,顺应了民意和时代的潮流,提出了加快速度建设社会主义,努力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苦难的中国人民啊,只要解除他们的精神枷锁,便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只要让他们有个美好的憧憬,他们就会天真地、拼命地去干,不管究竟能不能实现。就像“愚公移山”那样,只要子子孙孙接下去干,终有一天会把山移掉的;因为,他们实在穷怕了,迫切想过上好日子。
遗憾的是,执政的共产党人,自己的热情也过了头,缺乏冷静思考,没有用科学的眼光、去按客观规律办事,导致了不切实际的空想、蛮干;更可悲的是,听不进党内、党外有识之士的忠告,于是,在“左”的路线上越走越远,最后,为毛泽东时代上演“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埋下了祸根。
第四节人雀大战
人与自然界的动植物都属于宇宙安排的生命体,既是生命体,那就应该有为生命而存在的环境和条件。当然,各生命体之间是不相同的;而且,令人称奇的是,相互之间还构成生物链。正因如此,才能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才能构成自然界的良性循环,才能使世界存在;一旦破坏了其中的一环,那就会使整条链子脱节,这正印证了毛泽东的《矛盾论》。
依照这样的概念来审视自然界,是不存在所谓“害”与“益”的,因为,各自都要为生命的存在而斗争,而去“害”;而去“益”。像老虎、猛兽一类,要“害”(吃掉)别的生命体而使自己能够活下去;而蜜蜂则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命却排泄掉对人类有“益”的蜂蜜……
由此可见,我们人类所说的“四害”,后来扩大为“七害”,其实也是不确切的,你总不能剝夺它们生存的权利吧?至于蚊子、苍蝇、要传播病菌,这不是它们的过,它们完全是无意识的。
不过,人毕竟是主宰世界的高级生灵,毫无疑义,人类必须求得自身生存、安居乐业的环境和条件,容不得别的生命体来危及侵害。所以么,凡是会危及人类安全的生命体,便视之为“害”,也就名正言顺了。这说明所谓的害虫,只是人类一廂情愿地给它们戴的帽子。事实上,人类也的确吃足了这些“害虫”的苦头。苍蝇、蚊子、蟑螂、老鼠,它们吸了血、吃掉食物还其次,更令人憎恶的是,它们把那些可怕的病菌带来,使人类感染上以后危及生命、形成恐怖可怕的社会问题。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了。
解放前的旧中国,战火连天、兵荒马乱,老百姓流离失所、食不果腹、哪还会顾得上防病、治虫、讲卫生?如今解放了,老百姓过上和平宁静的生活,而且党和政府正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热火朝天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样,讲文明、讲卫生、讲究生活质量、重视健康,也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大张旗鼓的爱国卫生运动,首先从消灭钉螺蛳、吸血虫病开始。这种病的患者肚腹渐渐隆起,俗名叫做“鼓胀病”,最终成了不治之症。毛主席曾赋诗《送瘟神》二首,其中描绘了这种小虫对人类的威胁,诗曰:“华佗无奈小虫何!”又说:“万户萧疏鬼唱歌。”可见历来人们对它束手无策。然而,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大搞灭螺的群众运动,“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从防病的源头抓起,再结合医疗队的及时诊治,这样,就彻底消灭了吸血虫病。对这一伟大创举,毛主席充满豪情地歌曰:“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紧接着就是掀起全国性的除“四害”运动,后又扩展为“七害”。今天的读者肯定不会忘记,在张艺谋大导演的影片里,给人的印象是,中国农民在太阳低下嗑虱子。怪不得有热血沸腾的爱国者斥之谓“丑化中国人的形象”。事实上,当我们冷静下来时,不得不承认,这是真实的社会缩影;不过,是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今天则不然。
今天,罗远回忆起五八、五九年大跃进那个时候,确实让人热血沸腾,激动不已。姑且不说对付苍蝇、蚊子、老鼠、蟑螂、臭虫、跳蚤、可以大搞环境卫生,彻底清除脏、乱、差,堵塞病菌的滋生地,同时,配以药物、器具的诱杀,以达到歼灭的奇效;单说那场“人雀大战”,现在听起来就好像《天方夜谭》的神话一般。
因为麻雀要吃稻谷、小麦之类的粮食,所以它成为我们农业生产的大敌,必须消灭之。于是,把它列为“七害”之一。一九五八年,一场“人雀大战”便适时上演了。
那是一个静悄悄的夜晚,即将到了拂晓前。本来么,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是个名副其实的不夜城;特别是凌晨天亮前,菜市场商贩的嘈杂声,马路上汽车的喇叭声,以及倒马桶的吆喝声,更是组成一曲繁嚣的城市启明曲,热闹非常。然而,今天没有。在一声“军令”之下,全都偃旗息鼓。那么,是否意味着全市人民高枕无忧,都处在梦境中呢?答案是否定的。恰恰相反,全市人民可以说是一夜没睡、枕戈待旦,都在为未来的战斗准备着。现在是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潜伏着、隐蔽着,他们严阵以待,只等战争一声令下。
时钟在“的嗒,的嗒,……”地不停行走,夜幕也将要渐渐退去。就在这黎明前的黑暗时刻,突然之间暴发出一阵阵山崩地裂的巨响,所有的广播喇叭一齐奏响“社会主义好”和“东方红”的乐曲,紧接着震耳欲聋的“金鼓”齐鸣——凡是所有响器总动员一齐上阵。有敲脸盆的、有敲碗碟的、有敲木板的、有敲搪瓷杯子的、更有工厂的工人敲着一段钢管的、敲着铁板的……这地动山摇的鼓噪之声响彻云霄,惊倒了雷公、吓坏了太白金星,他连忙去报告玉皇大帝。在一旁的太上老君捋着白胡须,皱皱眉头说:“看来,这小麻雀碰到共产党要遭殃喽!”这一惊动天庭的阵势,可以和八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直窜南天门的乌龙相媲美。
话说尚在梦乡中的麻雀,被这巨大的声浪惊醒,不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但它们那种生物的本能第一反应就是逃命。于是,纷纷飞出鸟窝夺路而逃;可要命的是,那与生俱来的夜盲症使它们在黑暗中飞行分不清东西南北,只好像无头苍蝇那样乱飞。哪晓得一头撞到网上,“咦!这蜘蛛网怎会这么大,又怎会如此结实,冲不过去?”因为在平时,蜘蛛网是奈何不了它们的。然而,麻雀们根本不会想到,这是大写的“人”所张的“网”,也该它们倒楣,死期降临,成了瓮中之鳖。不过,漏网之鸟还是不在少数,因为,人类的智商再高,总也不可能把个宇宙空间全“网”住吧?所以,没有撞上网的麻雀就继续向前飞。
幸喜,天开始亮了,麻雀能够看清地上的世界了。这一看却非同小可,使它们大惊失色;无论是马路上、广场上,还是大街小巷,甚至屋顶阳台上,到处都是人头如蚁、人声鼎沸……那驱赶声、鼓噪轰鸣声、使麻雀们胆颤心惊,不知道往哪里逃?因为,逃来逃去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四面八方都是一样的人群。为了要逃出人类的“魔掌”,它们就只有疲于奔命,飞,飞,继续飞,不能停……
终于,到了飞不动的时候,麻雀想歇一息、喘口气、接接力,于是,它们飞到平时经常栖息的电线上。谁知,刚一落脚,只见电线杆顶有一“矮人”,面目狰狞,头戴一顶破草帽,身穿一件宽袖大袍,手里拿着把破芭蕉扇,一摇一摇在晃动,似乎在驱赶的样子。它们不敢懈怠,立即飞走另觅他处。它们凭着求生的顽强精神支撑着继续飞行,遗憾的是,窥探下面简直无处立足。不仅地面上人来潮涌,即使高处,像屋顶、行道树上、电线杆上、都有那面目狰狞的“矮人”把守。可是,这些类似的“矮人”怎么总是站在一固定的地方不挪步呢?后来见得多了,几只老麻雀才恍然大悟:这不就是在农村田野里常见的“稻草人”么?当识破了人类的诡计后,麻雀们胆子大起来了,敢于到“矮人”附近立足稍息了。问题是,你到哪里想驻足停栖,人群就拥到哪里拼命驱赶,甚至举枪瞄准,使你不得不逃。
其中,有几只麻雀飞到一户人家屋顶的晒台上。它们刚想在晾衣竹杆上停歇,哪晓得埋伏在门后的屋主人突然蹿出来,拿着个大网兜罩将过来。侥幸的是,这屋主人是个大胖子,动作迟钝,连连等他蹒跚地过来,麻雀早就飞了。别小瞧这些小生灵,它们也颇有头脑。眼看这胖主人摇摇摆摆的模样,几只麻雀“唧,唧,唧……”地相互一打招呼便来了个诱敌之计:它们没有飞远,而是飞到晒台边的屋檐上,并回过头来向着大胖子看看。这时侯,胖主人刚才一计不成已然恼火,看到它们仍在附近跳来跳去,就猛扑过去。巧得很,这一扑不知脚下被什么东西滑着,只见那硕大的身躯像颗大树一样倒下了,眼巴巴地看着几只麻雀一跳一跳地纵向屋顶而徒唤奈何……
罗远同样热情高涨、斗志昂扬、积极参与战斗,可惜的是这双深度近视眼使他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只好跟着群众队伍拼命敲打脸盆,起哄、驱赶想要歇脚暂时停下来的麻雀。
人类毕竟是智能动物,考虑到麻雀有个空中的大舞台,我们奈何不了它。所以,采用的是人海战术、疲劳战术,让它飞,但不能让它停下休息。这样赶来赶去一天下来,麻雀们不吃、不喝、不得休息,飞呀飞,飞到头来实在没了力气,就像飞机没了油,当然是飞不动了,便一头倒栽下来,听凭人类摆布。
第二天,上海的《解放日报》、《文汇报》、《新闻日报》等,各大报纸纷纷在头版头条醒目地报导了消灭麻雀的伟大胜利。据统计数字达到几十(百)万只(恕笔者健忘,实在记不清较确切的数字了)!真是战果辉煌,大大超过淮海战役消灭国民党军队的数据。
罗远和家人都是这场人雀大战的战将,毫无疑义,同样战果辉煌,胜利交差。
几年以后,据报载,有专家断言:麻雀实乃益鸟,因它吃掉的害虫大大超过吃掉的粮食。这样,麻雀家族总算免遭灭顶之祸。呜呼,幸哉!